90年代很多中国人眼里，美国几乎就是完美的代表，但现在……

【本文为东方夜新闻系列报道《与改革开放同行》节目实录】

主持人：40年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和这个世界，从今天起，东方夜新闻将会推出系列报道《与改革开放同行》，报道将会聚焦一批青年学者，他们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从他们的个人经历中人们可以去探寻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变迁，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的是国际关系学者沈逸。从只能通过报纸电视了解世界，到参与网络空间管理这个大国博弈的新战场，沈逸有着怎样的特殊经历呢？他的经历又折射出世界格局怎样的变换呢？

沈逸：（我当时）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我们了解外部世界，其实就源自于传统媒体。电视在当时上海家庭里面，还是比较稀罕的东西，大家能够看的世界也就是新闻联播。

那时候大家都看新闻联播，国际新闻的部分，是差不多最重要的对外部世界了解之一。对于外部世界，对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懵懵懂懂的，就觉得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很模糊的兴趣。所以带着一点兴趣，带着一点很不完善的认识就这么进来了。

94年“银河号事件”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大学，但是第三次台海危机的时候，我已经在学校里面了。那时候从新闻里面听到美国的航母编队进入台湾海峡，和中方有对峙和一些这种行动的时候，第一次感觉到我学的这个专业跟国家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

但同时也是第一次感觉到，我们国际政治当中讲的这个体系是建立在实力为基础之上的，就是这样一种无奈但冷峻的现实，你只能去适应它。

然后你会发现随着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明显地感受到了中国际地位的改善和变化。我们要更多地去了解这个世界，我们不仅要去应对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挑战，外部世界越来越多的要求中国做出贡献。

然后我自己选了网络安全去作为我的研究方向，一直到2013年我才出版了我的博士论文。这个8年时间，我一直等到斯诺登把棱镜项目披露出来，我才为美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发展，画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你会感觉到这种时代性，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中国能够在这里面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这个东西变成了国际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沿研究学科，它和国家的需求，和国家在全世界占据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

就是我们如何去适应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一些游戏规则，再到创造和贡献，就是我们提出新的规则，推动这个规则体系的良性变化，然后塑造一个更加有利于我们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这一点上，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说建立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体，是顺应它的要求的。资本、劳动、人、服务、货物以及数据，可以相对自由的流动，用更好的方式去创造财富。

主权国家政府通过协商、通过各种国际治理的机制和有效合作，在各国境内实现对于财富的有效分配，其实不仅仅是网络发展的需求，整个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态势也是这样要求的。

现在美国经常抱怨说中国如何如何，不是中国如何如何，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拿到了大头，但这个大头在美国国内的分配出了问题。

中美之间的博弈是十分直接而简单的，美国企业在中国政府实行全面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能够在这个市场获得巨大的收益。

这种收益大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让他们顶住美国政府的压力，做一些让美国政府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但实际上是有利于中美共同利益和共赢的事情。

比如说他们派最高层的代表到西雅图，却接受习总书记的会见。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会在媒体上用匿名的方式，放话说“我们要求中国外交部取消这个行程”。为什么？因为这会让美国政府没有立场。

当我们90年代在这边刚开始学国际关系的时候，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那么的不可一世，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他几乎就是一个理想的代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但是不到20年间，中国自身的发展非常自豪的一个成果，就是他现在让美国如此的紧张、脆弱和不自信。不是说中国采取了什么威胁他的举动，而是源自于两者在国家治理能力、对外战略和政府行为上的鲜明对比。

其实中国的任务不是要超过美国，中国的任务是需要和其他国家一起，为这个世界找到一个更好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架构。

这个对于国际政治的研究者来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给予了空前广阔的空间。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