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北京批“黑画”事件

【侯德昌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71年,北京饭店新大楼竣工,室内装修后需要大量的书画来装饰。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宾馆的布置要朴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要有民族和时代风格,要挂中国画。因此,一批画家被调回北京,住进宾馆作画。这些画家在“文革”期间多多少少都遭受到批判,当时把传统的国画说成封资修的“黑货”,列为“四旧”,横加指责。不少画家远离了画案,忍痛割舍了自己心爱的事业。如今,有机会可以拿起画笔作画,许多人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又有些顾虑,为保险起见,大都选择一些花花草草、山山水水不存在有阶级性质疑的题材来画。大家都认为这是国家任务,都非常地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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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画作《猫头鹰》

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画家一致推选阿老(老宪洪)当组长,大家选他不光因为他是副院长,他又是参加过新四军的老革命。而阿老坚决不干,不予承认。许多人为慎重起见,还是把小稿拿给阿老看,阿老低头作画,根本不看,若要再问画得行不行,阿老敷衍地回答:行。算作批准。

1974年,王曼恬率领国务院文化组,发动了批“黑画”事件,将从北京饭店、北京国际俱乐部、北京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荣宝斋、文物商店、美术院校以及全国几十个省、市收集到的700张作品中选出200张,在北京举办了一个“黑画展”,名曰“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并召开了座谈会,实为“声讨会”,要反击所谓的“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

“四人帮”将画“黑画”的作者定为“黑画家”,批“黑画”的浪潮从此开始,北京、上海、南京几个大城市有报纸配合,无限制地上纲上线,把画梅竹菊的题材说是代表封建主义,三虎为彪是为林彪招魂,画猫头鹰一眼睁一眼闭则是敌视社会主义,没有高压线是荒山秃岭,没有红旗视为旧中国。甚至有人在《竹石图》的竹叶中找到似为“介”字与石,而联想为“介石”,即是想念蒋介石等等,以其莫须有的罪名扣上反动帽子,“黑画家”回单位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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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羽赠送侯德昌《枇杷图》

中央工艺美院组织的画中有几幅“黑画”,开会让阿老做检讨,阿老实事求是地说:“我不愿当组长,大家非选不可,而且举手通过。在当前的形势下我无能为力,拒当组长,大家让看稿子,我从不承认当组长,也根本不看,谁画的什么全不知道,如今出事将责任推到我的头上,难以说清。我画的还是中国少数民族舞蹈人物,欢迎大家批评指导。”他的这番讲话居然让大家送上一阵掌声。

姚文元在上海曾拿着一本《迎春花》作品集,蛮横指责南京著名画家陈大羽的一幅花鸟画《迎春》是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春天。姚文元下了这样的批示:“在这幅画上方画了几枝淡淡的迎春花,整幅画突出地描绘了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这只公鸡嘴紧闭,冠高竖,颈羽怒张,双爪抓地,翻着白眼,怒目而视,尾巴翘到天上去,完全是一副随时准备向‘春天’飞扑过去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气和架势。这哪里是在迎春,完全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欣欣向荣景象的极端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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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羽画作《迎春》

江苏与上海的报纸批判陈大羽,说他画公鸡是和赫鲁晓夫串通一气(赫鲁晓夫攻击中国为“好斗的公鸡”)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

一天,陈大羽突然推门而入,来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大教室,我与白雪石等人见到他后都一愣,颇有点吃惊,忙问他:“你怎么来了,报上正在批你不知道吗?”陈大羽很坦然地回答:“知道知道。‘文革’这些年,年年挨批已经习惯了。这次批‘黑画’还好,君子动口不动手,何怕之有?再说我来京探亲,也是小避一时。”我们问他:“还敢不敢画了?”陈大羽说道:“怎么不敢?”

说着,便展开宣纸画了起来。他先用藤黄画了一株枇杷,又以水墨作叶子,画到半截,突然笔头脱落,他便随手拿起没有杆的笔头继续画完。然后题上:“德昌同志评鉴,大羽于首都,一九七四。”因为他没有携带印章,又用笔蘸朱砂颜色,在题款后面画了一个“大羽”朱文印章,《枇杷图》就完成了。放下毛笔,他嘴里还说了一句:“不知道赫鲁晓夫喜欢吃枇杷否?”我们在一旁围观,从笔头掉下就一直暗笑不止。听到他说的话,我心里暗暗地佩服大羽先生坚贞不屈、不畏邪恶的胆量和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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