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容忍台独，是因为只有统一才是中国

文 | 江湄

分久何以必合？中国为何总是走向统一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江湄。我们是否会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我们那么不能容忍“台独”、“港独”、“疆独”、“藏独”？仅仅是出于现实国家利益的考虑吗？当然是，但又不完全是。

对于我来说，“台独”、“港独”、“疆独”、“藏独”等等分裂中国的想法和势力，触犯了我的价值观，我内心中一种关于中国的理想，这种价值观、这种国家理想，来自于中国文化的“大一统”观念，以“一统”为大，中国应该是完整的，统一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可以“和而不同”地并存在一起，就像《中庸》说的那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这是一种“天下主义”的国家理想。自古以来，中国这个国家，它的立国原理，它的正当性、合法性，不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

中国的正统性来自于统一

十到十三世纪，宋、辽、金、西夏、蒙古，南北对峙长达三百年，但分久必合，中华世界重新走向了统一，而且，正如王夫之所说，自宋朝之后，只有改朝换代，再也没有分裂了，合而不再分。

按照“唐宋变革论”或“宋代近世说”，自宋代起，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民族主义勃兴，依据所谓的“历史规律”，本应该走向单一的汉族民族国家，但这一历史进程被蒙古帝国打断了，以致中国至今还没有从一个前现代的帝国转化为现代的民族国家，难道中国必须也应当分裂为一个一个的民族国家吗？“中国”就只能是一个汉族国家像宋朝那样吗？这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吗？当然不是！

我们要知道，整个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自汉代以来，甚至自战国以来，主导性的价值观、历史观就是“大一统”，就是“天下主义”。

在十到十三世纪，尽管辽、西夏、金、元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具有了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这种民族自觉意识，其实更准确地说，就是自己虽非汉族也能当中国之主的意识，同时,宋朝人也大讲“华夷之辨”，但是，这个时代，主导性的历史观、价值观仍然是“大一统”、是“天下一家”，而不是一些中外学者所说的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国族意识。各国的统治者和士大夫阶级，仍然和我们一样，把分裂和对峙看作是历史的变态，把天下一统当作历史的常态。

统一是古代各王朝的共同追求

首先，北方民族建立的所谓“征服王朝”——辽、西夏、金、元，他们之所以对汉族政权的宋朝构成极大的威胁，那是因为他们都要成为中国，他们把争当中国之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不是把民族独立作为目标。辽、金、元包括以后的清朝作为“征服王朝”，其实是以“征服”为方式加入、融入中国之中。他们自居自称“中国”，积极与汉族王朝争夺正统，他们对于“大一统”的强烈热情和动力，都是明证。

先说说契丹族辽朝的情况。一个年轻学者，林鹄写的一本书《南望——辽前期政治史》就指出，契丹族崛起之时正当唐末五代，当时中原战乱，北方草原上的回鹘帝国也衰亡了，在这个时候，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本来有两个选择，一是北上草原，延续突厥、回鹘汗国的所谓内亚游牧帝国传统，一是南下逐鹿中原，成为中国王朝，阿保机显然选择了后者。

而这一南向争夺中国之主的历史发展道路，是耶律阿保机之后历代契丹君主都继承的路线。前面我们讲过，大契丹国辽朝实行多元治理体系，实行南北面官制，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所谓的“二元体制”，究其实质，是在中原式君主官僚体制下对草原部族组织的容纳。也就是说，在辽朝体制中，汉式的中央集权君主官僚体制和农业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

因此，大契丹国辽朝绝对不是日本学者岛田正郎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外于中国的“胡族国家”，恰恰相反，它列之于“二十四史”而无愧，是中国史的重要部分。

辽朝的中国认同

1004年，辽圣宗与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就在辽圣宗之后即位的是辽兴宗，他在位时间（1031-1055）大致相当于宋仁宗时期。正是在辽兴宗时期，辽朝出土的很多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碑志墓刻都显示，辽朝人已经纷纷自称“中国”。辽兴宗重熙七年，这一年，正是元昊建立西夏王朝的那一年，辽兴宗给进士考试出了这样一道题目：《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当年辽朝从后晋那里得了传国玉玺，兴宗就想根据这点与宋朝一争正统。等到辽道宗以后，辽道宗相当于宋神宗统治时期，辽朝自称中国“正统”的史料更是频繁出现。据南宋人洪皓《松漠纪闻》记载，他说，一位大臣为辽道宗讲解《论语》，就讲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一句，北辰就是北极星，讲到这一句的时候，辽道宗就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我听说呀，北极之下就是中国，我们国家那就是这块地呀。“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辽朝的自我认同。

再说说女真族的金朝。金朝第四代君主海陵王在中国历史上那是一个有名的暴君，但他胸怀大志，一心想一统天下，成为中国正统帝王。就是他，把金朝的首都从会宁（今哈尔滨阿城区）迁到了燕京（今北京）。据金朝，稍等一下，但他胸怀大志，一心想一统天下，成为中国正统帝王。就是他，把金朝的首都从会宁（今哈尔滨阿城区）迁到了燕京（今北京）。据金史记载，海陵王经常对大家说一句话，说，天下一家，然后我才能成为真正的正统帝王。正是有了这样的动机，他才悍然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他要发动战争的时候，当时的尚书令是一个女真族人，就对海陵王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意见，他就大骂这个尚书令说：“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你这个年老昏庸的家伙当然不知道这个道理了。结果我们都知道，海陵王好大喜功，暴虐激进，他试图征服南宋的战争失败了，他自己也被杀身亡。

金人对中国“正统”的争夺

等到了金章宗时代，金章宗不止一次和群臣们讨论金朝德运的问题，最后确定，金朝继承并取代火德的宋朝而为“土德”，金朝就以这种方式正式宣告自己成为宋朝的继承者，这意味着，尽管没有能实际灭掉南宋，但是，也要在名义上把正统从南宋手中夺过来！关于这次金朝与南宋争夺正统的事情，金朝灭亡之后，一位北方的儒士修端他是这样说的：金章宗继承了海陵王的志向，一心想一统天下，他曾经说过：朕听海陵王说，我国家虽接受四方朝贡，但宋朝仍然在江南一隅苟延残喘，这不就成了天下两家吗？这怎么能行呢？在金章宗看来，统一天下简直是金朝皇帝肩负的历史使命，可是当时金朝根本没有这个实力，不可能彻底地吞掉南宋，金章宗也不想打仗，于是大臣们就出主意说，咱们金朝早就灭了他宋朝，得了正统了，既然咱们已经是正统了，那就不用再为这个和南宋打仗了。所以说，金章宗的争正统，是金朝无法完成事实上的“大一统”，就去完成名义上的“大一统”！

再说说元朝的情况。自成吉思汗到蒙哥汗的五十年间（1206-1260），蒙古统治者确实不太能接受中原汉地文化，但到了忽必烈，他在一群北方儒士的教育下对中原文化掌握日深，深刻意识到要想建立稳固的统治，就必须接受中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1260年，忽必烈借助中原的人力物力，夺取了大蒙古国的汗位，建元中统，又于1271年，把“大蒙古国”国号改为“大元”，建立了元朝。

元朝统一的“中国”性

建国号为大元的诏书是这么说的：我们接受天命，拥有四海，即将统一天下，作为唐虞夏商周秦汉隋唐等中国正统王朝的继承者，我们王朝必须有一个美名。秦汉国号，不过是帝王兴起之地的地名，隋唐国号，是帝王一开始受封的地方，都不好，都不符合“天下为公”的大义。我太祖圣武皇帝，也就是成吉思汗，接受天命而兴起于北方，如今我们已经取得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功业，那就取圣如今我们已经取得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功业，那就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意思就是包容万有，仁爱万物。从这个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大蒙古国成为元朝，就意味着这个蒙古族建立的国家成了一代中国王朝。1267年，投降的南宋将领刘整入朝觐见忽必烈，他对忽必烈说：自古帝王，只有做到四海一家，天下一统，才能真正算作正统王朝。现在我朝已经有了天下的十分之七、八了，我们何必要让不堪一击的南宋还在那里苟延残喘呢，那不是自己放弃了正统地位嘛！这一下子就说到了忽必烈的心坎里，使他终于下定决心伐宋。可以说，忽必烈继承并实现了海陵王的遗志，作为“夷狄之君”而完成了“大一统”的伟业，终于成为中国正统帝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

最后，我们来谈谈怎么理解宋朝人尤其是南宋人大讲的“华夷之辨”，这就是汉族民族主义吗？是建立一个汉族民族国家的“国族”意识吗？以前的研究者总是强调“华夷之辨”与现代的民族主义怎么怎么相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它们之间有什么重大的不同吧！

宋人“华夷之辨”实质是追求“天下秩序”

宋人强调“华夷之辨”，简而言之，就是在文化上要清除夷狄的污染，也不要去向夷狄输出文明也就是所谓的“以夏变夷”；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夷狄排斥于中国之外，也不试图要使夷狄臣服。总之，就是石介在《中国论》中所说的：“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夷四夷也！”这种“华夷之辨”看起来确实是有几分民族主义的意思，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嘛，但“华夷之辨”与现代民族主义、国族观念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严辨“华”与“夷”，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恢复中华在中心、四夷在周边，中华领导四夷、四夷服从中华的传统天下秩序，而绝对不是要建立一个汉族的民族国家！然后还要跟四夷建立的国家平等，那是不可能的。大家看，石介在庆历新政中非常兴奋，就写了一首《庆历圣德颂》，他的理想是“四夷走马，坠镫遣策。交相告语，皇帝神武。解兵修贡，永为属国。”你看这话说的，我们不难明白，宋人大讲“严华夷之辨”，针对的就是当时他们认为天下的“不正常”的状态：契丹辽朝居然与“中国”南宋契丹辽朝居然与“中国”南北对峙，并称天子；女真金朝后来甚至入主中原，“中国”还要反向朝贡，简直是不胜屈辱。

宋人在讲“华夷之辨”的同时，还讲正统论和道统论，如果我们把正统论道统论，和华夷之辨放在一块儿看，我们就能明白，宋代思想家非但没有所谓的“国族意识”，而且还为新的“大一统”准备了思想条件。下面，我就以以朱熹为例来讲一讲宋人的正统论和道统论。

理学追求的“正统”来源于统一

和海陵王、忽必烈一样，朱熹是把统一天下的政治功业作为“正统”的标准：在《朱子语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只天下为一，伫候朝觐在《朱子语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也就是说只要天下统一，所有的政令皆归于中央，那便是得正统。其有正不正，又是随他做，如何恁地论！”至于呢，他的政策他的做法正不正确，是不是合于道义，那是由人做出来的嘛，我们不能根据这个论正统。

朱子的话已经说得很明显了，那么，非但没有统一天下，还失去了中原的南宋为什么也是中国之正统呢？那是因为，南宋和东周、东晋、蜀汉一样，是统一天下的正统王朝的合法继承人，而你金朝也并没有统一天下，所以，南宋和东周、东晋、蜀汉一样，可以算是分裂时代的正统所在。他所写《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都是要讲明这一点。

《资治通鉴纲目》

《宋名臣言行录》

更为重要的是，朱熹宣告，“道统”在宋朝。朱熹在《中庸章句序》、《大学章句序》中讲了他的道统论，以后主流的道统论都是从这里来的。“道统”是由致力于道德完善的士人担当，而现实政治必须接受“道统”指导，才有正当性合法性。

宋儒发明了“道学”，所以“道统”在宋，这就意味着，南宋虽避处江南，失去了中原，但却掌握着中国文明根本的形上之理，掌握着中国文明的精神命脉。这才是南宋之为正统、之为唯一的、真正的“中国”更为根本的理由。

到了元朝末年，编修宋、辽、金三史，又发生了宋、辽、金三史何为正统的大争论。南方士人杨维桢写《三史正统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要求以宋为正统，他的一大根据就是，“道统”随着宋朝的南渡而南渡，他说了这样一句话：“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就是说，“道统”在哪里，哪里就是“正统”。杨维桢的话把朱熹道统论的逻辑给摆明了。

朱熹：天下统一便是正统

那么，朱熹力争正统、道统都在南宋，力争南宋才是唯一的中国，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汉族政权的南宋失去中原且恢复中原无望之时，朱子将“中国文明”浓缩、抽象为两大精神原则即“道统”与“正统”，这是中国文明在精神向度上的深化和形上化，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意味着，“中国”超越了具体的种族、地域、国家，而指的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两大无形的抽象的精神原则。

于是说呢，无论哪一个民族，无论居于何处，只要真正有“道”，以“道”治天下，就可以成为中国之正统，就可以代表合天下于一的中心所在。

我们看到，宋人的道统论和正统论，都蕴含着超越、突破“华夷之辨”的思想可能性，甚至可以说，把汉唐以来的“大一统”观念推陈出新，更加巩固了。所以说，大讲“华夷之辨”的南宋，它作为“中国”，它还是自称中国嘛，既然自称中国，它的立国原理，不可能是“民族主义”，不可能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而是天下一统的天下一家的“天下主义”，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天下主义。

好，我最后总结一下。在十到十三世纪，宋、辽、金、蒙古对峙长达三百年，但这个时代的思想主流不是“唐宋变革论”所说的民族主义、国族意识，而始终是“大一统”、“天下主义”，而且，战国以来的“大一统”观念，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深化和提升，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元朝的“大一统”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

最好，我想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如何一方面充分认识并发掘中国文明和历史内部的多元性、异质性、丰富性；另一方面，又能用一种结构性的眼光，重新认识中原农耕文化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更好地说明，虽“多元”而能“一体”的中国，是怎样在历史中形成的？这实在是一个关乎到立国之本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