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志斌：冬笋坝墓地出土巴蜀符号探析

内容提要：文章对冬笋坝墓地56件出土战国时期器物上的60种巴蜀符号进行了整理归纳，并与临近的巴蜀文化墓地出土的巴蜀符号资料进行了对比研究。冬笋坝墓地出土巴蜀符号在种类上与峡江地区的巴人区出土巴蜀符号具有较多的共性，同时也有突出的自身特色。冬笋坝墓地与涪陵小田溪墓地、开县余家坝墓地、云阳李家坝墓地、宣汉罗家坝墓地之间关系紧密。同时，据冬笋坝出土铜器符号的组合来看，其与成都平原交通与文化联系是紧密的，文化上也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冬笋坝墓地居民在巴蜀文化交流的廊道上起着重要的联接作用，但不是战国中晚期阶段巴人的中心性聚落。

重庆冬笋坝墓地是一处最早经过考古发掘的巴蜀文化的重要墓地。墓地位于重庆九龙坡区（原巴县）铜罐驿镇长江北岸，先由取土烧砖时发现，1954年开始第一、二次发掘，1955年、1957年又进行了第三、四次发掘，共清理墓葬81座，其中有船棺葬具的21座。其后出版了报告《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冬笋坝墓地位于巴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曾被视为巴蜀船棺葬的代表。此墓地与宝轮院墓地的发掘是巴蜀文化科学研究的肇始。鉴于冬笋坝墓地发掘与资料刊布都比较充分，对一个墓地出土的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有助于我们整体上对巴蜀符号的理解与把握，下文拟对冬笋坝墓地这批器物上的巴蜀符号进行分析。另外，部分出版物如《巴蜀铜印》收录有4件巴蜀符号铜印、《巴蜀埋珍—四川五十年抢救性考古发掘纪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寻巴》各收录1件巴蜀符号器物，据称都出土于冬笋坝墓地，本文也一并进行讨论。

冬笋坝墓地出土有56件巴蜀符号器物（表一），并依据笔者意见作断代。

到目前为止，笔者搜集到公开刊布材料的有符号的巴蜀器物835件，其中冬笋坝墓地出土的56件，约占总数的6.7%。巴蜀符号的种类有272种，冬笋坝墓地见有60种，约占总数的22%。巴蜀符号总个数2844个，冬笋坝墓地出土的符号个数为156个（有部分器物上的符号模糊不清，暂不能计入，实际数量应大于这个数字），约占5.5%。冬笋坝墓地出土的巴蜀符号的种类较多，但每件器物上符号的组合比较简单。

这61种符号中，目前仅只见于冬笋坝墓地的符号有10种，每种只一见：

 符号，说明这些符号是族名的可能性不大。

冬笋坝墓地出土巴蜀符号，一件器上最少1个符号，最多有11个符号，巴蜀符号的组合情况如图二所示。

其中战国中期偏晚阶段1-6个、至战国晚期偏早阶段为1-11个、战国晚期偏晚阶段以后为1-4个。冬笋坝墓地的墓葬时代集中在战国中期偏晚阶段与晚期偏早阶段，延续时间不长，对其符号组合的繁简变化过程不便观察。但1-4个符号组合的出现频率明显很高，占半数以上。

冬笋坝墓地出土有矛、剑、戈等兵器，其上巴蜀符号形成了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有的见于不同的巴蜀文化遗址，我们可以据此来观察不同遗址间的关系。

1.组合

此组合见于冬笋坝墓葬出土战国中期晚段的铜戈M3：11，符号为“”。与之符号组合近同之器有同属于巴人区的宣汉县罗家坝墓地战国晚期早段的M31：12铜剑，其上符号组合为。

与其符号组合近同的还有荥经同心村铜剑M19：21的符号，为“，”。同心村墓地战国中期晚段的铜戈M21－A：29及同墓地所出铜矛M24：18的符号为“”、M1：6铜剑的符号为“,”，M1：2铜矛有符号“”，此四器符号中皆有“”。战国中期晚段的四川什邡市城关战国墓铜剑M38：30的符号为“”、四川宝兴县陇东乡汉塔山墓葬出土铜剑M63：3符号为“”、成都市北郊羊子山第172号墓出土三枚铜印皆为“”、四川广汉供销社出土铜剑上有符号“”，以上诸器宜断为蜀人之物。

2.组合

此组合见于冬笋坝出土战国中晚期的铜剑。与此符号组合相同的器物，见于峡江巴文化区的有重庆市丰都县白沙镇出土的铜剑，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李家坝墓地战国中期晚段的铜矛M51：1，四川宣汉县罗家坝战国中期的铜矛M40：1、铜剑M28：30、铜剑M55：5，湖北省荆门市子陵铺镇美满村罗坡岗墓地出土的铜剑M52：1，四川省高县文口公社黄泥坳出土的铜剑。

见于蜀文化区的则有四川省什邡市城关战国墓的战国中期早段的铜戈M92-1：10、铜剑M69：12、战国中期晚段的铜剑M16：8、铜矛M38：6，四川省彭州市致和镇红瓦村青铜器窖藏出土的铜矛，四川省郫县晨光公社向阳大队战国船棺葬出土的铜剑，四川省成都市石灰街出土的铜矛，四川省蒲江县鹤山镇飞龙村盐井沟花样年小区出土战国晚期的铜剑2006CPHM3：1，四川省宝兴县陇东乡汉塔山墓葬的铜矛M38：1，四川省荥经县附城乡南罗坝村墓葬战国中期晚段的铜剑M1：43。荥经县同心村墓葬出土的战国中期的铜剑M5：17、M24：21，战国晚期的铜矛M19：18。

3.组合

此组合在冬笋坝墓葬比较常见，如M6：8、M9：7、M34：2、M37：2。与此符号组合近同的有涪陵县小田溪战国土坑墓M1：16、17、19、20，开县渠口镇云安村余家坝墓地的铜剑M8：1，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李家坝墓地的铜矛M43：3、宣汉罗家坝墓地的铜剑M17：7、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张滩墓地的铜剑M8：16。

见于蜀文化区的有荥经县北郊同心村墓葬的铜剑M21－A：34、昭化宝轮院战国墓的铜剑M21：2、犍为县金井乡万年村墓葬的铜矛M6：2、芦山县升隆乡的铜剑、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树墓葬的铜矛、什邡市城关战国墓的铜矛M61：5。

4.组合

此组合见于冬笋坝墓葬M1：6铜印。符号组合与其全同的见于蜀人区的四川省什邡市城关战国墓的铜印M54：18。另外，类似组合还见于犍为县五联乡出土战国中晚期的铜印，其符号为“王”、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墓地战国中期晚段的M24：5的铜印，符号为“王”。

5.组合

此组合见于冬笋坝墓葬战国中晚期的铜剑M34：2。另外，同地还采集一剑也是同铭。类似符号组合的巴蜀文化器物还见于四川省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树墓葬战国晚期早段的铜矛，符号为“”。彭县义和公社采集的一件战国中期晚段铜矛，符号为“”。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冬笋坝墓地出土器物上的巴蜀符号组合，与荥经同心村墓地、什邡市城关战国墓地、宣汉罗家坝墓地以及涪陵小田溪战国墓地等四处墓地出土的巴蜀符号器物有很多共性。整体而言，冬笋坝墓地的巴蜀符号有其独特性，多达10种符号不见于其它地区的墓地。符号组合上，既与附近其他的巴人墓地出土者有相同者，也与地域上相距较远的蜀人区墓地出土者有很多地共性。这些现象表明，在战国中晚期阶段，冬笋坝墓地居民与峡江地区一带巴文化居民（如涪陵小田溪墓地、开县余家坝墓地、云阳李家坝墓地、宣汉罗家坝墓地）的水路联系是相当紧密的。但同时，据冬笋坝出土铜器符号的组合来看，其与成都平原交通与文化联系也是紧密的，文化上也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换言之，巴人与蜀人在四川盆地边缘地区的活动，其范围与影响已经超越各自聚居地区，并经长江、岷江等水道及盆地西部山前平地的陆路交通将这个时期内不同的族群紧密联系起来，频繁地交流互动，抟成了考古文化面貌上呈现一致性的巴蜀文化。

冬笋坝墓地所在位置有多条水道在附近交汇，是长江水路要冲之地。根据上文的分析，冬笋坝墓地居民在巴蜀文化交流的廊道上起着重要的联接作用，特别是沟通四川盆地西南部蜀人与峡江地区巴人的交通上，其作用是重要的。但是，从冬笋坝墓地墓葬的规模与规格来看，其社会结构相对比较简单，船棺墓葬长平均为5米左右，最长的M9为6.64米，最短的M7长4.25米。墓葬之间的阶层分化并不明显，而且等级性也不是很高。这也说明冬笋坝一带不是战国中晚期阶段的巴人社会的中心性聚落。相较而言，冬笋坝墓地东边的涪陵小田溪战国墓地的墓葬规格相对更高，层级分化程度更为复杂，应该是当时巴人的一个中心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