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短缺真的来了，但是别慌

　　文 | 五花王

　　从爱尔兰海到哈德逊湾，从雷克雅未克到哈利法克斯，所有的能源矿产价格都在飙涨，限电、短缺、低温、无风，电荒不仅在中国发生，欧洲的状况更为严重。由于欧美政府普遍采取举债直接补贴个人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做法，就业市场上劳动力短缺状况严重，同时，由于疫情应对不当，工业品供应链完全混乱，一方面是集装箱在港口大量积压无法顺利卸载，航运运费飙升，另一方面是货架空空如也，大量生活物资缺货，这种状况在美国尤其明显。

　　去年疫情伊始，我在为沉思录撰写的文章中表述了对全球供应链冲击的担忧，现在中国出口数据猛增，产能利用率高企，以至于上游原材料严重供不应求，大宗商品价格急速上涨，环渤海地区动力煤现货价格在第三季度价格翻了一倍有余，相较去年同期涨幅接近300%，为此，国家有关部门不得不强行采取限制交易价格和直接指令保障供应等措施，来缓解能源供应紧张状况。

　　各国试图转变对化石能源依赖的过程已经持续了近十五年，特别是2008年，原油价格一度飙升至140美元每桶以上，极大激发了新能源技术的投资热情，显而易见，当疫情冲击主要经济体时，选择新能源领域作为增长突破口，启动“气候经济”，已成为各国政商两界近乎一致的共识。

　　但能源替代并不可能一蹴而就，整个“新能源”产业链，都需要“旧能源”来支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产业链反而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当“看得见的手”决定加速能源方式替代之时，已经欠缺资本开支五六年，且在去年二季度遭受严重冲击的全球能源和上游原材料产业，短期内无力供给如此迅速增长的需求，是再正常不过的。

　　类似的情况其实并不新鲜，至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本世纪一零年代初都发生过，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传统的危机表征是生产过剩，而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体现为生产短缺，这一切的根子，恰巧来自全球商品定价体系的颠覆性波动变化。

　　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随后的“滞胀”时期，从根本上来说是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负债累累，美元信用崩溃，导致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所引发的结果，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直升机撒钱”的结果，当然亦是商品价格飙升来体现美元的实质贬值。如果我们非要寻求历史的镜像，2021和1973可能恰好相映成趣。同样是灰头土脸撤军，同样是国内一团混乱，同样是宪政危机，也同样是本币信用处在崩溃边缘。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能源价格问题料将成为下月初将召开的COP26会议最关切的议题。COP（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是指197个国家每年一次的首脑峰会，讨论气候变化和各国的应对方案、承诺和行动。这个峰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签署这份公约，主要目标是管控、限制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冲击。

　　《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COP26是自生效以来第26次峰会，定于2021年11月1-12 日在苏格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举行。COP26 将为与会各方提供首次继往开来的机会，回顾、评估自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签署之后取得的进展，总结失败教训。巴黎峰会与会各国一致同意，每隔五年做一次进展评估，回顾成就，发现问题，确定下一步方略。COP26 格拉斯哥峰会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这个评估，这将是国际社会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公约后的首次考评。因为新冠疫情不期而至，本该2020年做的工作总结推迟一年。除了推迟峰会和进展评估，新冠疫情全球暴发无疑还在其它各个层面让气候议题陷入暂停。

　　早前，特朗普主政时期，美国政府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在拜登执政后，民主党当局重新将气候和减排议题列为最重要的政绩目标之一，回到了巴黎框架之内。在中国已经列出碳中和、碳达峰进程表；欧洲，特别是德国不断加码减排措施，甚至决定2030年全面退出煤炭行业的情况下，作为全球能耗和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美国面临的压力显著。

　　10月19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表示，中方期望，格拉斯哥大会一要把完成协定实施细则谈判、特别是完成第六条等实施细则核心遗留问题作为大会的重点任务；二要对发展中国家高度关切的资金、技术、能力等问题作出安排，均衡推进减缓、适应和支持方面的雄心；三要在COP26上突出“落实”，积极倡导各方切实落实目标，将目标转化为落实的政策、措施和具体行动。

　　202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至于美国，该国总统拜登今年4月宣布，美国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将比2005年水平减少50%至52%，2050年实现碳中和。不过，拜登在峰会前提出的国家减碳发展计划在国会受阻。美媒10月17日报道称，为让3.5万亿一揽子支出法案在国会过关，拜登拟将关键气候政策“清洁电力绩效计划”（CEPP）从中删除。

　　总计1500亿美元的CEPP被视作拜登的气候政策核心，其计划对逐步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厂给予奖励，并惩罚继续使用煤炭和天然气的电厂。由于美国发电厂制造的温室气体占全美四分之一，故有专家预计，若政策获实施，美国将在未来10年内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将成为该国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气候变化政策。

　　不过，CEPP却遭到同属民主党的参议员曼钦坚决反对，对于支出法案可否在国会通过，他握有关键一票。曼钦的家乡西弗吉尼亚州是美国最大煤炭和天然气产地，且他个人与煤炭行业关系密切。专家认为，若CEPP计划搁浅，恐大幅削弱美国在气候大会上的话语权。

　　在格拉斯哥大会之前，10月30、31日，G20将先期举行会议，近日有分析称，G20可能已经达成某些共识，认为减排措施不应太过激进，过度限制化石能源使用会导致能源短缺，因而应当适当放缓进度。

　　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无论是风电、光电还是水电，都不能实现均衡稳定的输出，在今年夏季，可再生能源的缺点尽显，欧洲和中国北方风力发电输出骤减，巴西和中国南方则由于干旱严重影响水力发电能力，电力缺口只能依靠煤炭和天然气发电来进行补充，而在过去几年中，全球的煤炭和油气产能刚刚经历一轮去化，这种周期上的错配，非常类似商学院教程中的典型“啤酒游戏”状态，再叠加前所未有的财政刺激，供需矛盾之外，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政治经济矛盾在起作用。

　　还记得去年疫情初起之时，恰逢“供应链脱钩”论尘嚣日上，诸多力量均试图利用疫情将产业链、价值链从中国转移，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经济循环之外，但讽刺的是，这一过程适得其反，美国人民宁愿躺在家里收支票，也不愿意出来开卡车。无论是印度还是越南，实践证明其难堪大任。

　　由于各种条件大为不同，仅就国内状况而言，目前如此强烈的价格信号并不能在短期内增加大量产能供给，相反，需要行政手段来进行重新调配和定价。仅以动力煤企业为例，在产品价格高企，利润猛增的情况下，诸多上市公司今年前三季度的产量不增反减，保供状态下，形成事实上的双规价格系统，如此状况，让一家2018年才强制核减了三分之一合法产能的矿山在短短一个月内去恢复供应，弥补缺口，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上游生产要素价格的大幅波动还可以视为土地财政和信贷循环的转化问题在整个宏观经济的表观浮现，可以说房地产行业和城投非标的债务危局，也是催生生产资料供需紧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自2016年初启动供给侧改革以来，钟摆显然已经摆到了反周期的极值附近。一个系统要想保持强韧，具备反脆弱性，就要留有适当的冗余，经济活动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不断强行约束，某种程度上颇类“蓄清刷黄，束水攻沙”，反而放大不良后果的严重性。

　　实际上，随着疫情成为某种“常态”，经济运行的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对其适应了。我们可能会迎来一个相对长时间的“低水平均衡”时期，以此平滑经济信用基础与房地产循环脱钩的冲击。从乐观的角度来讲，旧能源价格的昂贵，恰好能够提升新能源的利润空间， 从而促使新能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毕竟，要不是当年汽油飙到8块多一升，哪有今天这么多的电动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