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的前世

　　文 | 刘梦龙

　　汉奸这个群体，从古至今都使人切齿。尤其是近代以来，这个群体始终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窜上跳下，存在感格外强，危害格外大。而今天我们不妨先从汉奸的渊源说起，或者说先来谈谈汉奸的前世。

　　一方面，追根溯源本就有利于了解汉奸这类群体的一些共同特质，另一方面，近代的汉奸，掩饰和包装自己的手段层出不穷，始终在试图抢夺话语权。直到当代，依然有人打着民族融合的旗号，模糊历史的忠奸之别，力图在改变大众价值观。大家熟悉的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之争背后，就暗含着秦桧还是不是汉奸的问题。这样一个荒谬的问题能存在几十年，不时沉渣泛起，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文化领域乱象的一种体现，是汉奸之流始终活跃的明证。从这个角度说，整理一番汉奸的前世今生是有必要的。

　　汉奸是何时起有的？比如先秦的伍子胥借吴覆楚，一贯为人称道，春秋战国时，士人阶级轻于去就，异国而仕，转攻母国并不少见，国与国之间的概念也相对薄弱。那么什么时候起，里通外国，危害本国有了一条明显的红线？这恐怕要从中国这个概念从先秦到秦汉，模糊到清晰谈起。

　　汉初的中行说被不少人称为汉奸之祖。中行说怨恨汉朝遣他入匈奴和亲，就转而为匈奴出谋划策，想方设法攻打汉朝。现在看，中行说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帮助匈奴反汉化来保持战斗力，间接树立了匈奴的民族意识，还有一件则是为匈奴出谋划策，攻打汉朝。

　　应该说。中行说是有其才华的，因其才能也更有危害性。他抓准了游牧和农耕的矛盾，他那套反汉化的理论一直为之后入主华夏的异族统治者所奉行，满清的骑射国策也不过是踵其故智而已。但另一面，他因为私人的怨恨，使匈奴为患愈演愈烈，每年边地百姓死于兵火者数以万计，这些人又与他何仇何怨，这是他难逃其罪的地方。

　　借异族之力成私仇，不惜危害国家，其实远远早于中行说。比如西周灭亡于犬戎入侵，周幽王实际并不是死于烽火戏诸侯，而是因为激进的集权改革得罪了贵族阶级，最后废长立幼，王后的兄长申侯等干脆引犬戎入关中，导致了镐京沦陷，犬戎遍布关中，西周灭亡。

　　这件事，和日后的石敬瑭卖幽云十六州，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没有太大区别，导致了当时初生的华夏陷入深重苦难和文明危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才有了后来管仲等人的尊王攘夷，孔子才会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华夏文明在这种压力下，朴素的民族主义逐渐产生了，有了所谓华夷之辨，类似汉奸的概念也就逐渐诞生了。

　　在先秦时期，中行说之流并非不存在，但当时国族的概念尚不明晰，而到了秦汉完成大一统，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各自有了相对稳定清晰的分界线，中行说也就作为第一个明确的汉奸载入史册了。

　　当然，经历了近代多民族融合后形成的现代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已经不再合适。比如过去时视为蛮夷的羌胡，百越，乃至历史上征服中原的女真、蒙古，都是我们今天这个多民族国家先民的一部分，过去视为蛮荒的吴楚，闽粤更是如今中国的精华地带。随着多民族的融合与社会的进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过去那种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其他文明的对立，确实已经消失了，转而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式投入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竞争之中。

　　我们能坦然接受历史上确实存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乃至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情形，视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并不代表历史上那些为保家卫国，保卫华夏文明存续而奋斗的仁人志士就是多余的无用功，那些卖国求荣的小人汉奸就是先进分子。

　　我们换一个角度说，文明的竞争从来都是残酷的。历史上多少辉煌的文明在被征服后一蹶不振，原住民沦为二等人，或者在近代殖民统治后遗留了大量矛盾成为一盘散沙。我国历史上如果没有朴素民族主义的华夷之辨？如果没有对历次入侵中原异族的奋力反抗会怎样呢？而是像印度或者埃及被不断征服，导致文明毁灭断代，像某些人鼓吹的被殖民三百年，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还会存在吗？中国还会是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吗？

　　从这个角度说，绝不能因为今天的进步就否定过去的努力，就像不能因为今天吃饱穿暖了，就觉得过去筚路蓝缕的奋斗是多余的。从这个角度说，历史上如今华夏民族先民中的其他民族的英雄人物，我们可以承认他，但历史上的汉奸就还是汉奸，历史上捍卫华夏文明的英雄也依然还是英雄。

　　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从先秦开始就没有太大的变化，所谓“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虽然乱臣贼子依然不断，但再是大奸大恶难免也有一点羞耻，也想粉饰掩盖。神奸巨恶，权势滔天如秦桧，尚且要让儿子去主修国史，删改文献（这也是岳飞传世文献较少的重要原因）。说到底，总绕不过午夜梦回时的心底一闪，百年后人们的盖棺定论。满清尚且要入关以后编纂贰臣传，汉奸身前再风光也有历史的最后评判。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是对现实起作用的，是要对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负责的，是具有历史和当代两重价值的，是容不得模糊的。

　　厘清了汉奸的出身跟脚，我们不妨再来谈谈汉奸的一些特质。汉奸这玩意，是有些能人所不能的，按贾队长的说法，汉奸这差事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两宋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变，由于北宋统治阶级的极度无能，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在民族危难中，诞生了以岳飞为代表的一批人仁人志士，也出现了像秦桧之流的投降派，软骨头。其中有个大汉奸，叫杜充，堪称汉奸的典范。

　　杜充曾经是宋朝对金作战统帅前线的总指挥，在他任内畏敌如虎，不敢于金兵作战，掘开黄河大堤试图以水代兵，结果造成黄河大规模改道，溺死百姓无数，一直到元朝末年才得以根治，而贾鲁开河又间接灭亡了元朝，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杜充主持前线期间，不但不敢和敌人作战，还千方百计破坏抗金斗争，极力镇压抗金义军的活动，干扰前线爱国将领的作战，连岳飞这样的名将都在他的干涉下吃了败仗。

　　杜充上任时，宋金还在争夺黄河以北，宋军还能控制开封等地，到杜充最后叛变投敌，宋朝已经只剩下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杜充的危害如此大，其对抗金事业的破坏力甚至超过了入侵中原的十万金兵。

　　杜充投金后也被金人所鄙夷，一次金国宗室名将完颜宗翰听人说杜充有二心还在勾结南朝，就派人拷打杜充，杜充拼命辩解，说就算元帅你敢投降宋朝，我也不敢。神奇的是，杜充这样人，居然颇得宋高宗赵构的重视，以至于他投降后，赵构居然气的吃不下饭，可谓有其君，有其臣。

　　所以，我们看一个自己阵营内部的汉奸，破坏力是要胜过敌人的。历代抗击外敌的斗争中，这种内贼胜过外敌的情形是常见的。而一个过了红线回不了头的汉奸，往往要比我们敌人更穷凶极恶。典型像明末清初，三顺王为清军争霸中原带去了先进的火器，自吴三桂开关引清军入关，清军赖以征服中原的主要是前明的降兵降将，著名的嘉定三屠由降将李成栋所为，江阴城破由刘良佐，清廷能顺利平定江南，洪承畴居功至伟。

　　这里提到洪承畴，作为明清之际的关键人物，洪承畴正所谓国恩反成仇，是一个著名的汉奸人物。野史说皇太极以后妃引诱洪承畴不足为信，但皇太极确实在观察洪承畴后认定此人必降。这是因为，被俘后的洪承畴虽然故作慷慨却颇为爱惜自己的貂裘，不时掸去尘埃，皇太极由此断言，此人一件貂裘尚且舍不得，如何舍得性命？事实证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软禁没多久，洪承畴果然就投降了清人。

　　大部分汉奸绝没有洪承畴这样的才能，但他确实说明了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成为汉奸。自视甚高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往往是更容易成为汉奸的。我们不妨对比明末督抚，洪承畴和卢象升、孙传庭相比，个性就颇为鲜明，洪承畴是那种典型善于做官，善于自保的人，而在关键时刻，也就不免于动摇。历史上类似洪承畴的例子，还有北宋时期的张元、吴昊，由于科举不如意，主动投靠西夏，日夜为李元昊谋取关中，最后居然因为宋夏议和，气结而死。这就是典型的为了成就个人抱负，不惜生灵涂炭，背祖忘宗。

　　洪承畴好歹算是力尽投敌，而明末的一干降将，如之前提到的刘良佐，同为四镇的刘泽清，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郑芝龙，则是典型的墙头草，与洪承畴相比又等而下之了。利益导向明显的地方实力派，往往是历史上大汉奸的重要预备人选。这些人中最典型的就是石敬瑭，开了儿皇帝之先例。对应我们的近代，军阀和地方实力派，很少没有同列强勾结的。当然，这也反应了一个问题，国势的强弱，往往决定了民族精神的强弱，在国势衰微时，趋利避害，就难免汉奸众多。

　　虽然古代中国文化中，文人多以气节相尚。但我们也确实会注意到，历朝历代投敌卖国的队伍里，富贵功名中人，平日道貌岸然，国难当头，往往表现的比平头百姓更加不堪。以至于常被人讽刺，仗义每从屠狗辈，失节多是读书人。

　　一方面，当然是达官显宦多是精明分子，他的投敌价码更高，轰动性更强，危害性更大，更易于使人瞩目。另一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会出现外敌肆虐，国土日蹙，往往也是国势弱落，政治混乱的表现。这种环境下，官僚队伍本身就是劣胜优汰，逆淘汰的过程。一群平时只会盘剥百姓，升官发财的贪官污吏，想要他们讲求气节是不现实的。

　　而那些在天下承平时表现的比谁都要激进，善于表忠心的投机分子，功利心太强，名利心太重，自然也是汉奸队伍的重要预备军。偏偏这类人物往往更得当权者的欢心，我们之前提到的杜充和赵构这对君臣组合就是这样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而这样的人上位，真堪称是国家百姓的大不幸。

　　以上更多说的是古之汉奸，而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汉奸整个群体也经历了空前的大变。应该说，今之汉奸和古之汉奸相比，是大有不同的。近代以来的汉奸除了继承了古之汉奸的破坏力和一般特质，不但无耻更胜前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其价码底线也比前辈更低。列强善于使空气筹码让汉奸做白工，这种情形是古代所罕见的，而近现代汉奸为侵略者效力的积极主动性，也是前辈所罕见的。更不用说，汉奸之流人物及其遗毒居然长期影响社会思潮，甚至试图挑战主流价值观，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对近现代汉奸的梳理，我们不妨之后专门再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