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战略，究竟有何不同？

在我看来，所谓东西方战略的对比，其实有点像中医和西医的对比。

作者 | 王志纲，智纲智库创始人、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

来源 | 身边的经济学（ID：jjchangshi）

01

东西方战略：中医VS西医？

人们往往谈到中西医之争，总的看来中医处在下风，吃了一些亏，受了一些窝囊气。在我看来，中西医最起码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第一，西医讲究科学和逻辑，以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为基础，先对病症进行客观分析，然后再做针对性治疗，但难免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倾向。

中医把人当作一个整体，考虑其阴阳是否平衡、血脉经络是否通畅，因此，只要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然后望、闻、问、切，把握问题的根本所在，辨证施治，运用疏通经络、滋补调和等方式解除病情。

在中医看来，人体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都会引起失衡，只要不是器质性的病变，都可以从调理阴阳、重建平衡来入手，所以中医擅长治“未病”和慢性病。

但如果一旦发生了器质性病变，或者严重的急性病变，需要立刻抢救，就还是乖乖找西医做手术。

这同样也是西方战略与东方战略的差异。

西方咨询公司试图用一套工具和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刚从大学校园走进咨询公司的年轻人，就可以用几个模型、几个数据给中国大企业做战略，指点中国企业几十年打下的血汗江山。

他们往往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就以为找到了万能钥匙。尽管这套工具已经在不断迭代，但它对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特别是人的因素，始终关注得不够，而关注“人”恰恰是重要的中国特色。

西方战略更多的是“立即变革”“马上到位”“一刀切”，因为西方人是为事做事，领导的调整在内部的震荡相对较小。

而中国讲究“先做人，后做事”，更喜欢折中方案，喜欢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任何破坏组织元气、损害组织精气的战略变革，在东方式战略中，都会被也应该被非常谨慎地考虑。

第二，经过系统培训、标准选拔的西医，但凡能拿起手术刀出现在手术台前的，水平总不会太差。而在中医群体里，庸医的比例远高于西医，但不排除有极少数药到病除的神医。

这种区别的背后，是人才评价体系的不同。

中医靠的是临床经验，奥妙存乎一心，这也给了骗子可乘之机，他们学个一招半式，搞一套仙风道骨的门面，就可以行走江湖了，很多人还偏偏认这种“大师”。

而西医有着完备的培养体系，就像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产人才，这些刚刚“出厂”的西医或许还很稚嫩，离不开仪器设备和检查化验单，但他们毕竟有标准化的流程、量化的数据和带可视功能的治疗设施作为辅助，治疗效果也相对稳定、可预期。

第三，中医讲辨证施治，望闻问切，看起来是一种感觉，但这种感觉第一离不开丰富的知识储备、大量的时间积累，第二离不开天分，第三离不开独特的预见能力，这种感觉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不是教育能培养出来的，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但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并且能解决问题。

我曾经有一次去中医院看病，坐堂大夫是一位二十多岁的中医学博士，我吓得扭头就跑，心想，这种小伙子怎么会看病呢？

经过我强烈要求，换成一位七八十岁、白发飘飘的老中医来诊断，我心中才踏实下来，可能这位老中医根本没有文凭，也可能学术水平还不如那个年轻小伙子，但在中医这个领域，相比文凭的力量，我还是更信任时间的力量。

而西医讲文凭，讲学历，讲医疗仪器设备和诊断报告，讲对症下药和参考病例。

西医擅长解决专业的问题，但不一定能治疗中国特殊环境中的疑难杂症；中医的方法虽然有效，但缺乏系统的数据和专业的理论支撑。

我相信并非中医本身不科学，而是我们的认知还达不到那个层面，还没有深入去做系统的研究和提炼，是“行”走在了“知”之前。

中医也好，东方式战略也罢，其真正的精髓是从量变到质变，是一项辨证施治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动态、辩证、发散的过程。

这其中一定潜藏着巨大的能量等待着我们去挖掘。

02

文化的博弈

穿越历史的长河，纵观全球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科技迅猛进步带来史无前例的全球化进程，不同种族、不同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融合也将继续深入到众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你会发现无论世界呈现出多少张面孔，国家的起伏兴衰有多么波澜壮阔，当前整个世界的主流仍然是东方和西方的博弈，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博弈，还有最根本的文化之间的博弈。

有人说，读懂希腊，参透中国，就能了解人类和历史的本源，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是两种文化的本质区别。

这种区别带来了东西方哲学体系、生死观念、伦理道德、政治认知、社会运转逻辑、科学态度的巨大分野，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各自都有绽放光芒的高光时刻。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过，希腊世界从阿喀琉斯开始，由亚历山大完成。西方文化的源头以哲人和史诗开启， 在漫长的古代文明史上，西方文明古希腊的哲学大家与中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在中世纪结束之前，都是西方长期落后于中国。

然而，文艺复兴、科学革命，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使得西方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领先，尤其20世纪美国崛起之后，西方文明更具压倒性优势。

然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并不代表思维层级上的高下，只要能更好发挥各自的优势，开创适合自己的战略理论指导自己的战略实践，都是成功的。

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的问题，而是东西方思维互补、并存、共生的问题。

只是区别在于，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一直是谦卑好学的好学生，孜孜以求，日夜精进，而西方世界却昂着高贵的头颅，对其他文明不屑一顾。

低头才是上坡人，一俯一仰间，隐藏着中国加速前进的密码。

回顾中国的历史，我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在三千多年前的渭河平原上，有两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酋长，一个叫炎，一个叫黄，各自带着几百户父老乡亲，长年累月地交战、议和、会盟、通婚，慢慢走向融合。

从炎黄到尧舜，最终以周克商为标志，这个融合过程终于彻底完成了。中国不再是若干个部族竞争的战场，而形成了统一的文化核心。

从此，这个核心像滚雪球一样，顺着黄河流域一路往下，从秦晋、郑卫、燕赵到齐鲁，滚遍了整个黄河流域，形成了华夏文明的雏形。

在这个过程中，向心和离心同时发生，有的地方被吸纳进来，有的地方被甩了出去。《史记》里面说舜“迁三苗于三危”就是这个过程的真实写照：所谓的百夷、百苗、百越，都是当初被华夏核心圈甩到外围的部分。随着雪球越滚越大，从黄河流域滚到泛长江流域，它们又都被一一吸纳了进来。

历史上无数次政权兴替、强敌入侵，中华民族不仅没有面临亡国亡族的灭顶之灾，反而凭借强大的内生力将各民族融合同化，不断海纳百川，大浪淘沙。

近代以来，伴随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华文明停滞已久的雪球又开始重新翻滚，经历百年天地翻覆之变，终于滚成了今天的偌大中国。

03

中华文明的内生力：

周礼、秦制、汉习、唐风

如今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都在探讨一个问题。

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另外三个都已经消失。今天行走在金字塔下的埃及人已经不是法老的后代。两河流域打得天昏地暗，那些辉煌的历史同空中花园一样早已不复存在。印度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文明，在长达三千年的历史中，印度曾多次遭受外族入侵。

那为什么唯独中国生生不息，一脉相传，不曾断绝，而且时至今日，我们的孩子们依旧读着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和《诗经》？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有很多，从地缘政治学角度来看，我国西部的山脉和荒漠屏障，东南部隔绝于世的大洋，成就了中国疆域的相对封闭性，但这不能作为我们文明延续的唯一解释，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我们文明内在的生命力。

今天的中国有14亿人口，比美国、日本、韩国再加上欧洲的人口总和还要多。人口变化的历程也是文明演进、生成和沉淀的过程。

数千年文脉绵延不绝，千古文明一脉相承，这种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其背后的强大向心力和内生力可以总结为四个词语——周礼、秦制、汉习、唐风。

此处所说的“周礼”不仅仅指《周礼》这本书，而是周朝对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乃至美学等方面一系列的重大影响。

周礼背后的规矩、纽带和社会自治传统，不仅奠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基本道德规范，对当今的社会治理来说，也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继周礼之后，中国文化的另一场重要变革就是秦制。

秦制繁杂，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改分封世袭为以战功授爵，打破贵族阶级对权力的垄断，二是商鞅实行的田制改革——废井田，开阡陌，大幅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从封建分封制到大一统郡县制，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变革。如果说从商到周，中华民族褪去了青涩，那么从周到秦的这场“周秦之变”，则彻底让中华民族走入成熟，在接下来近两千年内占据世界文化高峰。

尽管秦仅经历了二世就亡了，但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统一、郡县制以及中央集权这些秦制，影响了后世几千年。尔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版图，或开或合，或统或分，都离不开秦朝建立的大一统框架。

史学界常有“汉承秦制”的说法，秦、汉常统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和欧亚内地另一端的罗马帝国相提并论。

秦制伟大则伟大矣，但毕竟是“草创者”，汉朝实际上成了秦制的“补锅匠”，最终把制度改革从尝试正式确立为惯例，并绵延两千多年。

历经四百多年的汉朝，不仅在政治制度上走向成熟，还形成了汉民族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文化、饮食、服装、建筑、音乐等在兼容并蓄中逐步定型，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如今汉朝虽已远去，但“汉”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字、一种文明的标志性符号，在世界依旧名声响亮。

中国文化的另一场重大转折，就是在唐朝时期。唐朝的夜市、诗歌、音乐、歌舞、绘画等至今还在世界上传颂。盛唐，是中国人对大国辉煌最生动的想象。

唐风究竟是什么？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胸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格局，以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风流。

这种气象在中国历史上再没出现过，不仅是我，许多稍有文化的中国人，内心都有一种情愫，那就是“梦回大唐”。

盛唐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不只是政治制度、生活习俗、文艺作品，更是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气质。当我行走于全世界，每每抚今追昔，触景生情，这种感受和精神的愉悦是外国人很难想象的。这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现代文明日新月异，飞速发展，传统文化仿佛已经褪色为遥远的剪影，但实则已经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

04

东方战略思维的复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些年我走过很多省市地区，有迈入发达地区行列的东南沿海，也有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我每到一个地方，与当地的官员交谈，都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央财政政策的引导下，东部省份每年有成百上千亿的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给中西部省份，但它们对此却毫无怨言。

在它们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就像兄长帮扶弟弟一样自然。

近几年，全国上下扶贫工作如火如荼，脱贫原本是中国人的千年夙愿，历朝历代的明君都以消除贫困作为国富民强的千秋功业。

作为社会观察者，二十多年来我行走中国，也见到了政府消除贫困的强烈意志。许多东部省份对口支援西部时出钱、出力、又出人，这在西方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也是西方人所根本无法理解的。

这种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可以从中华文明的传统中找到线索。乡土中国里豪绅大户的乐善好施，儒家礼制里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这些都是传统社会所极力倡导的准则，是长期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下产生的集体主义，是来自于漫长历史积淀下的文明。

文明的力量，在疫情时期也生动地体现了出来。这次抗疫表现较好的中、日、韩，本质上都属于儒家文化圈。

西方则恰恰相反。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明，建立在对个体自由的解放之上，强调个人主义、人本主义。

个人自由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甚至于政府都无权干涉。我们看到美国、英国在面对疫情时手足失措，民众拒绝戴口罩，理由是其侵犯个人自由；政府表面上宣传的“群体免疫”，骨子里却是极其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病逝者大多是老弱病残和社会底层的人。

这场疫情的泛滥，正是个人主义走向极端的恶果。而集体主义的匮乏，直接导致了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淡漠，进而带来了认同感的缺失。他们宁愿信奉物竞天择，也不愿牺牲个人利益施手相救。

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防控不力、族群矛盾凸显的美国，本质上在文明深处有这样的弊病。

文明的本质差异，客观上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冲突。在当今黑天鹅频出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的线性思维受到局限，更加多元、包容、均衡的东方战略思维将有望展现出新的魅力。

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现在整个亚太地区，围绕中国，成了全球关注的热点。不管世界愿不愿意，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都将成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分子，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将是全球哲学家、政治家们争论不休、乐此不疲的话题，东方战略思维也将越来越被重视。

在大国复兴、走向全球化之际，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自信将得到极大地彰显，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悠久历史和独特哲学的东方式战略，也必将大放异彩。

关于作者：王志纲，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智纲智库（王志纲工作室）创始人。中国本土战略咨询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对中国社会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民间学者与意见领袖，企业家与地方政府的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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