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史》连载21——历法领域里的反对有神论的斗争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五章 秦汉时代神人关系的新见与对旧神祇观念的否定

六，历法领域里的反对有神论的斗争

制定历法，本是一项科学事件。可是在古代，则被涂抹上了一层神学的油彩。汉代由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这层神学油彩也日益浓厚起来。

从汉朝初年鲁人公孙臣建议“改正朔，易服色”开始，著名的儒者贾谊、董仲舒都把“改正朔，易服色”作为尊崇儒术的基本措施。汉朝的臣子们认为，“改正朔”的意义，是表示自己接受了上天的任命：

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倪寛明经术。上乃诏寛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寛与博士赐等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汉书·律历志》）

因此，这是一件重大的科学加政治-宗教的活动。而所谓“改正朔”，就是纠正历法朔日和实际朔日的偏差。因为古代历法推算不准，一段时间以后，每月的朔日，也就是每月初一日，和实际天象就不相符合，所以必须修改历法，纠正偏差。这本是一项科学活动。然而在古人看来，历法是描述上天运行状况的工作，因而制定新的历法，改正朔日，就被认为是一项承顺上天意志，表示重新接受天命的活动。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武帝组织了全国优秀的历法人才，经过数年的观察、测量，制定出了汉代的第一部历法：《太初历》。著名的历算学家邓平、落下闳等，还有司马迁，都参与了制历的工作。

数十年以后，西汉末年，刘歆造《三统历》，其数据多来自《太初历》。《太初历》的数据是经过辛勤观测和计算得来的，但刘歆却说，《三统历》的数据，都是根据《周易》中的天地之数推算出来的。

所谓《周易》中的天地之数，其实就是1到10的十个自然数。其中五个奇数被称为“天数”，五个偶数被称为“地数”。于是，这十个自然数就具有了神圣的意义。说历法数据是根据天地之数推算出来的，历法也就具有了更加神圣的意义。

比如每十九年有七个闰月，这本是经过多年观察、辛苦计算得出的数据。刘歆说，这是“合天地终数”得出来的。所谓“天地终”，就是天数终是9，地数终是10。9+10=19，这是十九年七个闰月的根据。

又比如所谓“月法之实”，即每月有29又43/81日，这也是经过艰苦测算得出的数据。29×81＋43＝2392。其意义是：假如把每天的时间分为81分，则每月有2392分。除以81，得29又43/81日，也就是每月有29天多一点。刘歆不愿简单地说明2392的来源，他说这是推《周易》中“大衍数”的结果。

所谓“大衍数”，是《周易》中用来画卦的数据：“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刘歆说，2392的“月法”，就是从这个“大衍数”中推算出来的。其方法是：

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筮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

其演算步骤为：1+2+3+4=10，即“合而成十”；10×5＝50，即“大衍之数”；50－1＝49，即“道据其一”，“筮以为数”；49×2×3×4＝1176，即“象二二之，象三三之，象四四之。”1176＋19＋1＝1196，即“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最后是“再扐两之”，即1196×2＝2392，于是完成了“月法之实”的计算。

用《周易》的天地数或大衍数，刘歆甚至还推算出了五星的会合周期等等。这是很大、很复杂的计算。

仿照刘歆的方法，就有人更进一步地把历法上的科学数字，涂上各种各样的神学油彩。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把历法和谶纬相联系，甚至依谶纬为根据，来修改历法。

东汉永平年间，因为历法出现了不准确的情况，皇帝让太史署的张隆根据《四分历》的方法，把月食以及相关的上弦下弦和望日弄清楚。张隆说，他能根据《周易》占卦的方法，把月食以及相关的情况弄清楚。数据出来以后，儒者贾逵进行审查。结果是，都不准确。张隆的数据以及方法，就被否定了。

这是一个真正要用《周易》里的数据推算历法事件。当刘歆用历数去附会易数，即《周易》里的那些数字，不过只是给这些数据涂上了神学的油彩，历法数据本身，还是准确的。但是当张隆真相信刘歆，以为历法数据是根据所谓易数推算出来的时候，收获的就是失败。

第二件事，就是冯光、陈晃要根据谶书修改历元。

历元，又称历法上元，这是历法起算的日子。汉代认为每年冬至太阳到了最南边，然后又向北迁移，因此，冬至也是天气开始回暖的日子，是一年之中气候开始循环的日子。时间从夜半起算，就是现在的零时。这一天，按照干支计日系统，又应该是甲子日。按照日月运行，这一天又应是日月会合、夜里看不见月光的日子，也就是每月的初一日，古代叫做“朔日”。

朔，古人解释说，就是“苏”的意思。这一天，是月亮开始“苏醒”的日子，所以定为月初。《论语》上孔子批评子贡不要废除告朔的饩羊。所谓“告朔”，就是每逢朔日，诸侯们要到宗庙里用一只羊举行小型祭祀，并颁布这个月的各种法令。因此，朔日也是个重要的政治-宗教节日。

这样，历法的开头，应在既是冬至又是朔日、甲子日的夜半，就是古人说的“甲子朔旦夜半冬至”。甲子60个一循环；朔旦每月一次，约30一循环；冬至每年一次，约365一循环。推算它们恰好凑在一起的日子，是个非常繁难的计算。刘歆的《三统历》推得，从“甲子朔旦夜半冬至”的上元到商汤伐桀，有14，1480年；到武王伐纣，是14，2109年；到汉朝建立，是14，3025年。

历法中更大的数字，是推算五大行星的运行周期。当时的人们认为，日月和五星原本是聚集在一起的，后来由于各自运行的路线和速度不同，才逐渐分开。因此，日月和五星聚集在一起的日子，是更早的元始，刘歆称为“太极上元”。太极，就是最大的、最早的“极限”。刘歆推得，太极上元的年数为2363,9040。

二千多万年之前，日月五星是否会聚集在一起？推算这样的日子对于历法是否必要？这都是科学活动本身的问题。可以赞同，也可以不赞同。后来，谶书把历法推得的上元说成是天地开辟的日子。

刘歆制成的《三统历》，由于算出的每年的日数大于实际数字，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准确了。东汉章帝时期，又改用从战国传下来的“四分历”，即每年计算出来的日数为365又1／4日，稍小于《三统历》的数字。历法的误差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到东汉末年，误差又出现了。这本来是该制定新历法的日子。可是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二人联合上言，说是历法的误差仅仅是历元的错误。如果采用谶书讲的，以甲寅为历元，就可以纠正误差。并且认为，当时“妖民叛宼”“盗贼相续”，都是因为用的历元不对。假如改用谶书说的甲寅元，就可以使社会安定，天下太平。

皇帝把冯光、陈晃的建议交由大臣和儒者们讨论。蔡邕发言说（用现代汉语转述如下）：

历法的误差，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事，所以要经常修改。使用的历元，也不一样。秦朝以前的六种历法，有黄帝历，有颛顼历，也有夏、商、周和鲁国用的历。这些历法都是圣人所定，历元都不统一。

秦朝继承的是颛顼历，历元乙卯。一百多年以后，孝武帝造《太初历》，历元是丁丑。将近二百年后，孝章帝改用“四分历”，历元庚申。这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没有哪一种是绝对正确，哪一种绝对错误的问题。但冯光、陈晃主张，只有甲寅是正确的。其实他们主张采用的，不过是商朝的历元。他们之所以这样主张，只是因为这个历元见于谶书。

当年《太初历》造成，历元虽然不见于谶书，但当时和天象是比较符合的。过了一段，当时担任太史令的张寿王要求废除《太初历》的历元，改用甲寅元。经过比较，还是《太初历》比较准确，张寿王的意见被否定了。章帝时改用“四分历”，历元虽然也不见于谶书，但当时比《太初历》精密。延光年间，有个叫亶诵的，要求改用甲寅元，没有得到承认。

冯光、陈晃援引谶书，认为天地开辟到春秋获麟事件，是275，9886年。这个数字，和历法推算的数字并不符合。他们其他来源于谶书的数字，和历官们推算的数字，也不一样。

假如冯光、陈晃能够根据自己的方法，造出一部新的历法，一面和谶书符合，一面又和实际天象符合，比现行的历法精密，那就应该采用。但是在考察中，他们只说是根据谶书。这样的理由，是不能服人的。

过去尧舜一直到汤、武革命，都曾经造出新的历法。他们的历法、历元，当时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那时也有水灾、旱灾，也有叛乱的发生，蛮夷的侵扰，盗贼的兴起。因此，这些现象，并不就是历法、历元的错误所导致的。但冯光、陈晃却认为，“阴阳不和，奸臣盗贼”都是历元的错误，实在是没有道理。而且他们说汉朝建立以来，用的都是继承秦朝的历元，却不知道汉朝建立以来，曾经三次改变历元。从学术上，他们也是无知的。

蔡邕的意见被朝臣采纳，大家要求治冯光、陈晃“不敬”之罪。皇帝赦免了他们。

蔡邕的意见，是一篇在历法科学领域、全面而深刻地批判神学观念的正确言论。对于我们今天发生在科学领域里的神学侵袭事件，仍然具有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