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科学奖与经济学奖，重视的是方法而非立场

今年的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与和平奖的标准正好相反。由挪威议会颁发的和平奖依据的是立场（价值观）而非方法（科学态度）。和平奖发给争取新闻自由的俄国和菲律宾记者，却不是更具全球影响的美国斯诺登和维基解密的阿桑奇，不难理解发给中国人的和平奖都是无视中国进步的殖民主义拥护者。但是诺贝尔物理奖发给研究物理复杂系统和气候暖化的科学家，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研究不平等现象的微观计量经济学鉴别因果性的多因素方法，证明诺贝尔科学奖和半科学的经济奖，重视的是研究方法的进步，而非立场问题的宣示。这一观察，有助于我们解决我在北京大学和几个老朋友的争论，以及中国民间舆论对诺贝尔奖的不实际的期望。西方不可能给中国主管扶贫的官员或经济学家发奖。也不会给任何国家赚了大钱的企业家或组织发诺贝尔科学奖。

我和林毅夫一直都在努力培养中国学生有冲击诺奖的可能。我们的争论是评奖标准。林毅夫是目标导向，他认为谁能解释中国奇迹，谁就可能得诺贝尔奖。我是方法论导向，因为没有任何经济学家因为西德的艾哈德奇迹或东亚的奇迹获奖。即使有严重意识形态色彩的经济学家，如左派的迈达尔和右派的哈耶克同年获奖，主张有效市场的法玛和发现市场过度波动的席勒同时获奖，都是方法论的竞争。

但是，我同意张维迎和许成钢的争论，倒是验证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方法。张维迎在争双轨制的发明权，而许成钢在争论私有制的优越性，但是他们在方法论上都没有贡献，只是重复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结论。我发现张维迎至今没有提出双轨制为何在转型经济中有效的理论，他甚至都不知道他的母校牛津大学就是多轨制而没有趋同到单轨制。许成钢也没有提出历史经济数据分析的新方法，来证明为什么私有制会比公有制或混合经济优越。在政策建议上，林毅夫和温铁军对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和扶贫事业有历史的贡献。期待他们进一步发展新的科学方法来说服世界各国为农村和扶贫问题苦恼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

今年的诺尔贝物理学奖和经济学奖，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主流的统计分析方法，推进多因素多演化的复杂系统分析方法。经济学奖尤其改进了上次诺奖研究贫困问题的随机试验方法。这对北京大学南南学院如何展示中国道路的不同学派的解释，提供了新的机遇。

张维迎抽象宣传市场的作用，许成钢片面突出私有化的功能。但是他们两个在做历史比较时，都选错了参照系。张维迎的理想参照系是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如何能理解殖民主义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崛起？许成钢的老师科尔奈是研究转型经济的。私有化在转型经济中的结果应当比较东欧，中国，还有拉美，印度。许成钢的参照系却是同期但是完全不同发展阶段的美国与中国，目的是用中国近十年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来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进步。如果用许成钢的办法研究天文学，经济学就始终处在地心系的阶段。如果用计量回归研究生物学，达尔文不可能发现人类进化的规律！

希望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南南学院举行多学派和跨学科的百家争鸣，推进经济学对中国道路和世界未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