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苗到疫情，基层是怎么内卷起来的？

　　文 | 刘梦龙

　　随着国庆长假的到来，之前紧张的疫情也逐渐缓解了，虽然许多人还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但更多忙碌了几个月的人们也难得松了一口气。也正是这样的时候，正该回顾一下不久前我们刚经历的一段艰难时光，有成绩，也暴露出问题。

　　一年多来来，我们举国奋战，抗疫成绩有目共睹，但也确实暴露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基层一线，日久生疲，疲而生弊，就像浸泡洪水洪水太久的大堤，看似坚固，实则难堪，许多原来薄弱的地方没有加强，一些痼疾反而愈演愈烈。这种情形，在不久前的新冠疫苗接种和局部疫情防控中都表现的颇为明显，无论群众和干部都有切身感受。对问题的指出不是对成绩的否定，古人说闻过则喜，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才是我们的进步之源。

　　我们不妨就先从推广新冠疫苗的连串风波说起，相信很多人对推广过程中的一系列乱象还记忆犹新。在现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疫苗注射应该说本身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整个工作一波三折，特别是一些人口外流的地方，原本就存在常住人口数据较实际偏高，注射任务指标又盲目攀比，前期宣传既不到位，事到临头又迫不得已，最后靠运动式，指令式的方式强推硬摊，给干部群众都带来了很大困扰。

　　其实见微知著，疫苗早期推广过程中出现各地不断提高价码，用收买手段招揽群众的新闻就说明情况并不乐观。疫苗注射虽然是自愿，但确实必须达到一定的较高接种率才能实现群体免疫，这就给疫苗推广带来了压力。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各地基层疫情以来工作确实忙碌，人员紧张，特别是财政较为宽裕的大城市，用一点小利小惠就能实现的事情，惠而不费，本身就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也确实在大城市和人口集中流入地，大量的外来人口也存在管理上的困难，不好动员，难以掌握，用物质刺激使其主动配合，确实也更便于工作。

　　但后来发展到不同地区之间相互攀比，甚至互挖墙角，乃至搞出一地在另一地偷设接种点，使当地出动警力捣毁，彼此犬牙交错，手段百出，宛如暗战的情形就充分显示了当前各地基层普遍各自为政，过度竞争以致浪费资源的情形。

　　针对这种情况，后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不断行文强调疫苗统计应以户籍为主，不应以收买的方式推广疫苗，要切实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但总的说，大城市和人口流入地，本地人口在位率高，而且确实存在大量外动人口，哪怕十个外地人顶一个当地群众，接种人数也是实实在在的。在切实完成的大量数据面前，上级也势必会网开一面，总体上说是比较有余裕的。

　　而对很多人口流出较为严重的地区情形就越发严峻起来，本身动员晚，在乡人口少，更拿不出资源给讨好群众，只能靠强推硬派，就成了一个格外令人头疼的局面。疫苗风波的最紧张时刻无疑是八月之后，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由于九月一号是学生开学的时间节点，实际上就成了最后期限。

　　应该说，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数据沟通不畅，各地各自为政，始终没有一个大数据共享系统是很让人困扰的事情。以疫苗为例，各地普遍不了解外出人口的接种情况，一省之内，甚至同一个地级市各县之间都没有数据共享，其实是很不应该的。即使在一个县之内，往往计生口径和公安口径不一致，不同乡镇，部门互不通气，只能各显神通。有的用卫健的数据，有的用公安的数据，一开始上级也还能糊弄过去，最后只能强行统一，既要调整底册，上级又不断增加条目，表册格式朝令夕改，使干部忙于补缺补漏，反而耽误正事的情形。

　　数据既不完善，一切只能靠乡村两级干部自行摸排，难免错漏，也无法及时更新。而对群众来说又往往面临无休无止的电话骚扰。外出群众可能上午本地街道摸排过了，下午农村老家村干部和乡干部又来摸排，晚上老家县城居住的街道又来摸排。而且这些摸排不是一次就到位，由于不断的政策变动，可能三四次，五六次，这边大城市疫苗紧张，在排队等待接种，老家却每天催命符一样要求接种凭证，甚至一要再要。

　　对具体经办的乡镇干部来说，一个人挂几百上千个村民，不可能一一熟知情形，上级不同阶段对在外人员要求的情况又往往不断改变，朝令夕改，更经常存在上报的表册如泥牛入海，得不到有效处理。说到底，疫情至今基层也没有常态化的防疫力量，上级部门那些办事的几位年轻人也是临时抽调为主，一样忙不过来，摸不着头脑，只能搞分包，至于基层干部就只能在极度疲劳中搞大量重复工作。

　　在疫苗的一系列风波中，有几个问题的非常突出的。首先是对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直接影响了干群关系和人民群众对基层政府的看法。我们当前的基层工作，日常工作繁琐，忙于上级考核，招商引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以项目为中心，这就难免对群众工作简单粗暴，糊弄了事。具体到群众工作中就必然是运动式的，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事到临头一窝蜂式的。

　　就像疫苗注射，本身是好事，但一开始基层就有畏难情形，明知本地人口外流多，在乡老多弱，注射热情低，风险大，今年又恰逢换届年，很多地方年初抓一抓，等到年中人员交接变动，稍微磨合完成，已经到了七八月了。事到临头，再搞限期执行，很多地方又提供不了充足的医疗资源，只能让群众排大队，抢名额，群众肯定是不满意的。

　　这一点，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对比是就非常明显了，一样是县城，沿海富裕的县城可以同时在所有乡镇和城区开通几十个注射点，现场能保障点心饮水，每天提供服务，而山区落后的县城可能只能在乡镇每周轮流接种，县城保持一两个注射点提供服务，起大早，排大队。所提供的服务不同，工作中受到的压力不同，无论是干部和群众的感受也都肯定不同的。当代人员流动又如此密集，长此以往，肯定是越穷的地方，对比下基层的观感越差，干群关系也越差。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那些人口外流的地方来说，疫苗接种工作很像是一个极限测试，而结果是所有人都很不满意。特别突出的就是到工作末期，三多现象格外明显，也格外让干部糟心。所谓的三多，会议多，要求多，责任多。

　　很多干部都注意到，接种工作越紧张，各级通报也越多，各级会议就越多，甚至出现整个白天都在开会，上午开完下午开，只能晚上加班来完成实际工作的情形。

　　特别是到了后期，干部已经被表册压到喘不过来了，明明更需要进村入户的时间，却被强行拉去开会，不但无效果，还完全耽误了正常工作。这样的会议和通报肯定已经超过了实际的需要范畴，不仅是单纯的加压表达重视，更带有一种形式主义的无能狂怒与官僚主义的推诿卸责在其中。

　　所谓要求多，具体到工作中，不断的任务细化是应该的，但工作明明遇到困境，标准越来越高，要求的任务数不减反增，就很不合理了。层层加码，最终把任务要求拉到一个不切实际的水平上，是基层工作中一个常出现的情形。上级要求百分之八十，中层加到九十，落到基层可能就是百分百，各层都打了埋伏，留了余量，但在疫苗注射这样一个应该讲求实事求，基层本就万分困难的事情上，还这样搞，就极不应该了。

　　所谓责任多，则是指一线干部很快就注意到，任务期限越来越短，一开始可能一天一报，后期可能任务时间都是按小时计算了。随着压力越大，本身一线干部就疲于奔命。具体责任人也不断落到乡村两级，到真正一线工作的基层干部头上，这显然就让本身已经非常疲劳懊恼的干部队伍格外不满。

　　尤其是在疫苗推广后期，在人口流出比较严重的地方，重点工作都在老弱病残上，各类重症，超高龄老人这些人群都是重点对象，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推着轮椅，抬着担架去注射的情形，相应可能出问题的几率也越大。这种情况，各级想方设法把具体责任压到实际办事的一线基层上，各种督导多，追责的威胁多，但真正敢于担责任，拍案的领导却极少，使一线干部的压力大，底气低，士气更谈不上。

　　到八月底，迫于任务压力，各地都先后出了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尤其一些土措施确实不太合理了，比如威胁搞连坐，一人不打，全家受罚，父母不打，孩子不让上学之类的。说到底也是基层过去常见的做法。但今天时代不同了，干部可能上午还以此要挟老百姓，下午在群众投诉中就消失了。

　　而真正到了所谓落实的九月一号，普遍存在出现限制性政策落空，各级工作瘫痪的情形。期限一到，压力一撤，所有人马上停手，任务其实已经完成了，之前玩命的加压毫无意义，不过是玩种上种，求下果的把戏，干部队伍一下子也松懈下来，追也不追了，吓也不吓了。这时候，群众也看清了这套把戏唬人的实质，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虎头蛇尾的运动，其造成的影响是极坏的。

　　到了九月，东南地区的疫情紧张起来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基层队伍是带着疲劳，失望投入到抗疫工作中去的。这种情形下，上级再怎么加码恐吓，下级的主动性也是提不上去的。而在实际上操作中，之前的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比如外地回乡人员居家监测是基层管控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在具体管控中问题就不少。

　　比如一个人虽然居住在县城街道，但户籍在乡镇，当他回到老家的时候，自然一开始由所在街道管理。而等到卫健部门把他回家的情形通报给所在户籍的乡镇，这个监管任务就转给乡镇的。这种时候，其实应该落实二重监督，以街道为主体，乡镇配合，但一些地方就完全是推给乡镇了，因为街道人员既管不过来，更不想担责任。

　　我们实事求是的说，这种情形下，乡镇干部靠什么监管？他要在乡镇上班，可能一个人还要管几十上百人，这样就完全只能靠群众自觉。其实属地管理是一个基层行政管理中很常见的原则，疫情已经长达一年多，在不少地方，这种情形还能存在，这就完全不是以防疫为出发点，而是以卸责为出发点了，这是很不应该的。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居家监控又可以分出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别。比如在省会，疫情紧张的时候，居家监控的对象不但定时有乡村干部上门访查送菜，前后门都装好临时监控，通知单书贴门口，而在闽中山区，可能只剩下乡镇干部每天发一条微信，三天两头打一个电话来走个形式，完全靠群众自觉。这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基层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马太效应的问题了。

　　当然，疫情防控终究还是很快就控制住了，没有影响国庆假期。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国家一年多来，确实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动员机制，疫情发生后，中央和各地的支援很快到位，有经验的专家队伍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但我们实事求是的看，在管控住之前，疫情会变得陡然严峻，各地如临大敌，既有病毒的狡猾，也反应了地方管控上本身存在一些不足。不少地方最后没有被疫情波及，也还是有运气成分在其中的。

　　我们今天所以简单回顾一下从疫苗推广到近期疫情，说到底还是希望鉴往知来，能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在如今当代这样治理要求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变本加厉是今天很多基层领导的妙法。主席上个世纪有一段话，说的痛切。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社会进步下，监督责任细化，专业化，使原来那种应付打马虎眼的生存方式难以为计。红线越来越多，越来明确，过去基层是那种万金油的存在，但现在不断强调专岗专责，偏偏基层又根本无力满足。整个治理体系确实是向这个方向转变的，而作为被动接受的主体，基层没能力改变任何什么，只能强打精神，挤出一点点潜力强行应付，得过且过。作为具体执行者，很多干部自然觉得，事情越来越多，责任越来越重，做不下去了。

　　就好像之前相对落后的地方，把常住人口率报的稍微高些是很常见的做法，常住人口的数量关系到经济发展水平，和上级的配套政策倾斜。但在监督细化，专业化，责任越来越清晰，长效的情况下，模糊地带在消失，这就让很多基层干部没办法适应，不敢做，又不能不做，辗转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比如基层长期搞报一套做一套的办法来充政绩。但经过疫苗的风波，到疫情管控后期，搞核酸登记，无论上级怎么暗示，希望把外地人口压一部分到常住人口里，提高登记率，许多基层干部也不愿意再担这个责任，最多代填，绝不敢假登。谁都不笨，疫情之下，谁都知道今时不如往日，不会为了上级的颜面，下级再去主动背锅。

　　应该承认，当代基层确实在管理和服务两头上存在两头抓兔子，两头抓不住的问题。应该服务群众吧，可工作考核的重心分明在发展产业上，一心搞发展吧，可各种服务项目，任务也越来越多，不能不去解决，就不免临时抱佛脚。

　　更核心的问题，还是基层的资源贫乏，而越这样，就内卷的越厉害。比如大量基层干部在疫情期间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表册编写中，这有必要吗？有钱的地方可以靠雇佣专门的临时工来专人专责，而落后的地区只能靠自己的干部既要入户，又要搞表册，手忙脚乱。尤其是疫情属于临时工作，现在的干部平时工作都忙不过来，临时工作和平时工作一冲突，肯定手忙脚乱。马太效应太明显，既然是这样，无论是领导还是干部，谁不想点办法出点成绩，脱离基层，到条件好点的地方，就只能一级级压榨，内卷，乃至弄虚作假。

　　说到底，天底下什么病都可以有，唯独不能有穷病。富裕的地区，基层都有办法解决问题，落后的地区，基层才更加困难。但落后的地区，基层在面对大势的碾压时就不追求进步，不搞自救吗？那不就只能内卷，有些上级可能还觉得这是一种使功不如使过，让下级自己发力的手段，但说到底，有必要内卷到这个样子吗？政府还是不应该搞成公司，不能一切都搞马太效应，而具体工作中，权力就应该和责任匹配，官本主义更要不得。

　　治病要治末病，因为病症困难就装作没事发生，去掩饰它，这样的后果古人早就已经讲过了。我们的时代如今正处在一个格外困难又格外重要的时期，面临的考验还很多。这种考验不仅在外部，更是在内部，而基层是第一道防波堤，也是具体的执行者。基层的问题到了必须要得到有效改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