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疫苗到疫情,基层是怎么内卷起来的?

  文 | 刘梦龙

  随着国庆长假的到来,之前紧张的疫情也逐渐缓解了,虽然许多人还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但更多忙碌了几个月的人们也难得松了一口气。也正是这样的时候,正该回顾一下不久前我们刚经历的一段艰难时光,有成绩,也暴露出问题。

  一年多来来,我们举国奋战,抗疫成绩有目共睹,但也确实暴露了很多问题。特别是基层一线,日久生疲,疲而生弊,就像浸泡洪水洪水太久的大堤,看似坚固,实则难堪,许多原来薄弱的地方没有加强,一些痼疾反而愈演愈烈。这种情形,在不久前的新冠疫苗接种和局部疫情防控中都表现的颇为明显,无论群众和干部都有切身感受。对问题的指出不是对成绩的否定,古人说闻过则喜,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才是我们的进步之源。

  我们不妨就先从推广新冠疫苗的连串风波说起,相信很多人对推广过程中的一系列乱象还记忆犹新。在现在疫情常态化的情况下,疫苗注射应该说本身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整个工作一波三折,特别是一些人口外流的地方,原本就存在常住人口数据较实际偏高,注射任务指标又盲目攀比,前期宣传既不到位,事到临头又迫不得已,最后靠运动式,指令式的方式强推硬摊,给干部群众都带来了很大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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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见微知著,疫苗早期推广过程中出现各地不断提高价码,用收买手段招揽群众的新闻就说明情况并不乐观。疫苗注射虽然是自愿,但确实必须达到一定的较高接种率才能实现群体免疫,这就给疫苗推广带来了压力。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各地基层疫情以来工作确实忙碌,人员紧张,特别是财政较为宽裕的大城市,用一点小利小惠就能实现的事情,惠而不费,本身就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也确实在大城市和人口集中流入地,大量的外来人口也存在管理上的困难,不好动员,难以掌握,用物质刺激使其主动配合,确实也更便于工作。

  但后来发展到不同地区之间相互攀比,甚至互挖墙角,乃至搞出一地在另一地偷设接种点,使当地出动警力捣毁,彼此犬牙交错,手段百出,宛如暗战的情形就充分显示了当前各地基层普遍各自为政,过度竞争以致浪费资源的情形。

  针对这种情况,后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不断行文强调疫苗统计应以户籍为主,不应以收买的方式推广疫苗,要切实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但总的说,大城市和人口流入地,本地人口在位率高,而且确实存在大量外动人口,哪怕十个外地人顶一个当地群众,接种人数也是实实在在的。在切实完成的大量数据面前,上级也势必会网开一面,总体上说是比较有余裕的。

  而对很多人口流出较为严重的地区情形就越发严峻起来,本身动员晚,在乡人口少,更拿不出资源给讨好群众,只能靠强推硬派,就成了一个格外令人头疼的局面。疫苗风波的最紧张时刻无疑是八月之后,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由于九月一号是学生开学的时间节点,实际上就成了最后期限。

  应该说,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数据沟通不畅,各地各自为政,始终没有一个大数据共享系统是很让人困扰的事情。以疫苗为例,各地普遍不了解外出人口的接种情况,一省之内,甚至同一个地级市各县之间都没有数据共享,其实是很不应该的。即使在一个县之内,往往计生口径和公安口径不一致,不同乡镇,部门互不通气,只能各显神通。有的用卫健的数据,有的用公安的数据,一开始上级也还能糊弄过去,最后只能强行统一,既要调整底册,上级又不断增加条目,表册格式朝令夕改,使干部忙于补缺补漏,反而耽误正事的情形。

  数据既不完善,一切只能靠乡村两级干部自行摸排,难免错漏,也无法及时更新。而对群众来说又往往面临无休无止的电话骚扰。外出群众可能上午本地街道摸排过了,下午农村老家村干部和乡干部又来摸排,晚上老家县城居住的街道又来摸排。而且这些摸排不是一次就到位,由于不断的政策变动,可能三四次,五六次,这边大城市疫苗紧张,在排队等待接种,老家却每天催命符一样要求接种凭证,甚至一要再要。

  对具体经办的乡镇干部来说,一个人挂几百上千个村民,不可能一一熟知情形,上级不同阶段对在外人员要求的情况又往往不断改变,朝令夕改,更经常存在上报的表册如泥牛入海,得不到有效处理。说到底,疫情至今基层也没有常态化的防疫力量,上级部门那些办事的几位年轻人也是临时抽调为主,一样忙不过来,摸不着头脑,只能搞分包,至于基层干部就只能在极度疲劳中搞大量重复工作。

  在疫苗的一系列风波中,有几个问题的非常突出的。首先是对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直接影响了干群关系和人民群众对基层政府的看法。我们当前的基层工作,日常工作繁琐,忙于上级考核,招商引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以项目为中心,这就难免对群众工作简单粗暴,糊弄了事。具体到群众工作中就必然是运动式的,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事到临头一窝蜂式的。

  就像疫苗注射,本身是好事,但一开始基层就有畏难情形,明知本地人口外流多,在乡老多弱,注射热情低,风险大,今年又恰逢换届年,很多地方年初抓一抓,等到年中人员交接变动,稍微磨合完成,已经到了七八月了。事到临头,再搞限期执行,很多地方又提供不了充足的医疗资源,只能让群众排大队,抢名额,群众肯定是不满意的。

  这一点,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对比是就非常明显了,一样是县城,沿海富裕的县城可以同时在所有乡镇和城区开通几十个注射点,现场能保障点心饮水,每天提供服务,而山区落后的县城可能只能在乡镇每周轮流接种,县城保持一两个注射点提供服务,起大早,排大队。所提供的服务不同,工作中受到的压力不同,无论是干部和群众的感受也都肯定不同的。当代人员流动又如此密集,长此以往,肯定是越穷的地方,对比下基层的观感越差,干群关系也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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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那些人口外流的地方来说,疫苗接种工作很像是一个极限测试,而结果是所有人都很不满意。特别突出的就是到工作末期,三多现象格外明显,也格外让干部糟心。所谓的三多,会议多,要求多,责任多。

  很多干部都注意到,接种工作越紧张,各级通报也越多,各级会议就越多,甚至出现整个白天都在开会,上午开完下午开,只能晚上加班来完成实际工作的情形。

  特别是到了后期,干部已经被表册压到喘不过来了,明明更需要进村入户的时间,却被强行拉去开会,不但无效果,还完全耽误了正常工作。这样的会议和通报肯定已经超过了实际的需要范畴,不仅是单纯的加压表达重视,更带有一种形式主义的无能狂怒与官僚主义的推诿卸责在其中。

  所谓要求多,具体到工作中,不断的任务细化是应该的,但工作明明遇到困境,标准越来越高,要求的任务数不减反增,就很不合理了。层层加码,最终把任务要求拉到一个不切实际的水平上,是基层工作中一个常出现的情形。上级要求百分之八十,中层加到九十,落到基层可能就是百分百,各层都打了埋伏,留了余量,但在疫苗注射这样一个应该讲求实事求,基层本就万分困难的事情上,还这样搞,就极不应该了。

  所谓责任多,则是指一线干部很快就注意到,任务期限越来越短,一开始可能一天一报,后期可能任务时间都是按小时计算了。随着压力越大,本身一线干部就疲于奔命。具体责任人也不断落到乡村两级,到真正一线工作的基层干部头上,这显然就让本身已经非常疲劳懊恼的干部队伍格外不满。

  尤其是在疫苗推广后期,在人口流出比较严重的地方,重点工作都在老弱病残上,各类重症,超高龄老人这些人群都是重点对象,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推着轮椅,抬着担架去注射的情形,相应可能出问题的几率也越大。这种情况,各级想方设法把具体责任压到实际办事的一线基层上,各种督导多,追责的威胁多,但真正敢于担责任,拍案的领导却极少,使一线干部的压力大,底气低,士气更谈不上。

  到八月底,迫于任务压力,各地都先后出了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尤其一些土措施确实不太合理了,比如威胁搞连坐,一人不打,全家受罚,父母不打,孩子不让上学之类的。说到底也是基层过去常见的做法。但今天时代不同了,干部可能上午还以此要挟老百姓,下午在群众投诉中就消失了。

  而真正到了所谓落实的九月一号,普遍存在出现限制性政策落空,各级工作瘫痪的情形。期限一到,压力一撤,所有人马上停手,任务其实已经完成了,之前玩命的加压毫无意义,不过是玩种上种,求下果的把戏,干部队伍一下子也松懈下来,追也不追了,吓也不吓了。这时候,群众也看清了这套把戏唬人的实质,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虎头蛇尾的运动,其造成的影响是极坏的。

  到了九月,东南地区的疫情紧张起来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基层队伍是带着疲劳,失望投入到抗疫工作中去的。这种情形下,上级再怎么加码恐吓,下级的主动性也是提不上去的。而在实际上操作中,之前的问题也在不断出现。比如外地回乡人员居家监测是基层管控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在具体管控中问题就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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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一个人虽然居住在县城街道,但户籍在乡镇,当他回到老家的时候,自然一开始由所在街道管理。而等到卫健部门把他回家的情形通报给所在户籍的乡镇,这个监管任务就转给乡镇的。这种时候,其实应该落实二重监督,以街道为主体,乡镇配合,但一些地方就完全是推给乡镇了,因为街道人员既管不过来,更不想担责任。

  我们实事求是的说,这种情形下,乡镇干部靠什么监管?他要在乡镇上班,可能一个人还要管几十上百人,这样就完全只能靠群众自觉。其实属地管理是一个基层行政管理中很常见的原则,疫情已经长达一年多,在不少地方,这种情形还能存在,这就完全不是以防疫为出发点,而是以卸责为出发点了,这是很不应该的。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居家监控又可以分出富裕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别。比如在省会,疫情紧张的时候,居家监控的对象不但定时有乡村干部上门访查送菜,前后门都装好临时监控,通知单书贴门口,而在闽中山区,可能只剩下乡镇干部每天发一条微信,三天两头打一个电话来走个形式,完全靠群众自觉。这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基层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马太效应的问题了。

  当然,疫情防控终究还是很快就控制住了,没有影响国庆假期。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国家一年多来,确实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动员机制,疫情发生后,中央和各地的支援很快到位,有经验的专家队伍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但我们实事求是的看,在管控住之前,疫情会变得陡然严峻,各地如临大敌,既有病毒的狡猾,也反应了地方管控上本身存在一些不足。不少地方最后没有被疫情波及,也还是有运气成分在其中的。

  我们今天所以简单回顾一下从疫苗推广到近期疫情,说到底还是希望鉴往知来,能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在如今当代这样治理要求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变本加厉是今天很多基层领导的妙法。主席上个世纪有一段话,说的痛切。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社会进步下,监督责任细化,专业化,使原来那种应付打马虎眼的生存方式难以为计。红线越来越多,越来明确,过去基层是那种万金油的存在,但现在不断强调专岗专责,偏偏基层又根本无力满足。整个治理体系确实是向这个方向转变的,而作为被动接受的主体,基层没能力改变任何什么,只能强打精神,挤出一点点潜力强行应付,得过且过。作为具体执行者,很多干部自然觉得,事情越来越多,责任越来越重,做不下去了。

  就好像之前相对落后的地方,把常住人口率报的稍微高些是很常见的做法,常住人口的数量关系到经济发展水平,和上级的配套政策倾斜。但在监督细化,专业化,责任越来越清晰,长效的情况下,模糊地带在消失,这就让很多基层干部没办法适应,不敢做,又不能不做,辗转腾挪的空间越来越小。比如基层长期搞报一套做一套的办法来充政绩。但经过疫苗的风波,到疫情管控后期,搞核酸登记,无论上级怎么暗示,希望把外地人口压一部分到常住人口里,提高登记率,许多基层干部也不愿意再担这个责任,最多代填,绝不敢假登。谁都不笨,疫情之下,谁都知道今时不如往日,不会为了上级的颜面,下级再去主动背锅。

  应该承认,当代基层确实在管理和服务两头上存在两头抓兔子,两头抓不住的问题。应该服务群众吧,可工作考核的重心分明在发展产业上,一心搞发展吧,可各种服务项目,任务也越来越多,不能不去解决,就不免临时抱佛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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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核心的问题,还是基层的资源贫乏,而越这样,就内卷的越厉害。比如大量基层干部在疫情期间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表册编写中,这有必要吗?有钱的地方可以靠雇佣专门的临时工来专人专责,而落后的地区只能靠自己的干部既要入户,又要搞表册,手忙脚乱。尤其是疫情属于临时工作,现在的干部平时工作都忙不过来,临时工作和平时工作一冲突,肯定手忙脚乱。马太效应太明显,既然是这样,无论是领导还是干部,谁不想点办法出点成绩,脱离基层,到条件好点的地方,就只能一级级压榨,内卷,乃至弄虚作假。

  说到底,天底下什么病都可以有,唯独不能有穷病。富裕的地区,基层都有办法解决问题,落后的地区,基层才更加困难。但落后的地区,基层在面对大势的碾压时就不追求进步,不搞自救吗?那不就只能内卷,有些上级可能还觉得这是一种使功不如使过,让下级自己发力的手段,但说到底,有必要内卷到这个样子吗?政府还是不应该搞成公司,不能一切都搞马太效应,而具体工作中,权力就应该和责任匹配,官本主义更要不得。

  治病要治末病,因为病症困难就装作没事发生,去掩饰它,这样的后果古人早就已经讲过了。我们的时代如今正处在一个格外困难又格外重要的时期,面临的考验还很多。这种考验不仅在外部,更是在内部,而基层是第一道防波堤,也是具体的执行者。基层的问题到了必须要得到有效改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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