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下)

前言:

昨天看到“风闻”专栏里有何新的时事评价,就想到了这篇文章。

它刊登在1990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一经登出,便成为了轰动世界的爆款。

此文的许多论点,至今仍有极高的价值。

今年12月11日,是此文发表28周年的纪念日。故而重发此文。

因文章过长,分为上下两部分。

文后附上几份背景链接,便于了解当时情况。

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

——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下)

三、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15.中国进步速度慢不慢?

S:如果不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问题,那么就想请教,何先生认为,是什么约束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呢?

何:40年来,我看中国进步速度实际并不慢。我曾统计过一些情况,作过一种估算。

S:哦?

何:大体上似乎可以作这样的估计:

1949年,中国在工业技术和经济、社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的总差距,约为150—200年。

那么40年后的今天看,中国在农业上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差距仍大,约落后20—40年。

而在工业的基本装备和技术上,与最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仅落后10—15年。

在军事装备和技术方面,约落后10年左右。

在科学研究方面,特别是在有些基础理论部门中,中国正在赶上来,有的方面甚至已经领先。

所以总的来看,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在全面追赶,速度不能算慢。只要历史给中国以时间,以中国人的天才智慧和勤勉,中国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

S:如果中国真的快跑起来,那是可怕的。

何:我看您这倒是讲真话。世界上的确有人害怕中国经济的崛起。我记得在西方一个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据作者估算,如果中国的人均GNP达到日本的一半,甚至1/4,你们就会感到压力沉重,就会担心失去对亚太经济的主导权。所以日本有人认为,在经济技术方面,必须保持领先于中国10—15年。

16.过快造成经济问题

S:不过目前我们并不担心。

何:(笑)我倒认为您不必为日本目前的经济成就过于骄傲。因为日本在经济上有其非常脆弱的一面。此次海湾危机,伊拉克没收国际资产,涉及日本最多,损失数十亿。而日本无可奈何,这正显示了日本经济的脆弱一面。

S:您前面说过,目前的世界情况,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何:是的。但总是可以找到办法的。

S:中国经济发展不够快,难道没有其他的原因?

何:许多人总是抱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慢。但我的看法却相反,我认为中国许多经济问题,恰恰是生产力发展过急,过快造成的。

S:哦!

何:比如人们常常批评中国工业设备的利用率低、企业中人浮于事,有隐蔽失业(据说约多出二至三千万人),成了闲人安置所,搞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等。从某种层面看,这都是事实。

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低效率的原因,实际倒是由于中国的工业生产力,对于中国目前的国内市场发育水平,已经存在过剩,而中国的海外市场又太小。

顺便说一下,我一再强调这是我的个人看法,一是因为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与别人往往不同,二是我并不自信。

S:是吗?

何:在经济学意义上,必须把社会对物的需要,与在市场上价值、价格能实现的商品需求,认真加以区别。前者是无限的,永远大于供给。而后者在一定的市场发展水平上,却是有限的。不注意这一点,盲目追求生产力、设备投资的无限扩张,就可能发生供求关系的失衡,发生生产过剩现象。

S: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现象。为什么中国经济也会发生呢?

何:这里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决策者往往把社会的物质需要、绝对需求,放在投资考虑的首位目标上。往往把它们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总需求”概念相混同。

二是经济计划和决策,往往偏重于考虑社会物质需要,而往往忽略满足这种需要所须付出的经济成本,也忽视在投资后若干年内,所能够实际回收的经济效益究竟如何。

17.计划与市场的统一和均衡问题

S:我还是没有明白。

何:我国计划部门,从五十年代以来,对生产力投资必须与现实存在的市场规模相均衡这一原理,似乎缺乏认识。因而在生产力外延上,有追求使其无限扩张的倾向。

人们想,中国经济不是物资短缺经济么?怎么会有生产过剩呢?所以投资建设的规模,永远认为愈多愈好。生产力愈大就愈好。殊不知,许多问题和困难,就发生在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上。

由此发生两个引人注意的现象,一是国家偏重的重点工程,却往往经济效益不好。二是中国经济积累依靠民用轻工业的成分很大,因为它市场大,而且需求具有一定范围上的可塑性和弹性。而多数发达国家的主要工业资金积累,却来自机械和电子类产品。

S:是。

何:问题在于,在生产中形成产值,在市场上却不一定能得到实现,这是中国工业长期存在的一个老问题。

这个问题,在改革前,表现为国家计划与生产部门的脱节,工业盲目追求计划产量或产值。在近年的改革中,则表现为生产与市场实际需求的脱节,造成产成品的库存大量积压。

最近国家提出如何解决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统一的问题。我看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如何通过国家计划,安排满足社会的物质需求和国民经济的那些重大目标,而又如何能够通过市场价值的实现和在经济上争取实际效益(利润)来推动这些计划的完成。

为此,在扩展设备投资、提高供给能力的同时,就必须注意供求关系的均衡问题。这里是存在经济客观规律的。而调节生产与市场,又必须依靠国家干预以及宏观经济计划。

看来,工业设备和就业的规模,与市场有效需求的规模,应存在某种比例关系。投资规模必须适合于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需求。市场需求对生产部门造成足够的压力,在高利润的牵引下,企业开工足,设备利用率高,就可以造成改进组织,提高效率的经济压力。再配合上能使投资灵活、及时转移的金融机制,就能改善中国经济的效益问题。

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类似的一个问题,希克斯在他关于计划和市场稳定均衡的一个模型中,曾考虑过。

S:是吗?

何:我个人认为,这一理论对理解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许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决策部门也一直关注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问题。毛泽东即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苦于不易解决。而这,实际也是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现动态均衡的问题。

供求的动态均衡理论对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有实际意义的。可惜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家较少注意到它。时髦的理论是凯恩斯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和高消费理论,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市场经济理论。还有匈牙利科尔奈的短缺理沦。

实际上,中国目前工业生产力的规模已经很大,基础也相当雄厚。中国目前生产力不是普遍短缺,而是存在结构的过剩。中国人根本不必那么自卑,那么妄自菲薄!

无论中国产业设备的规模,就业人员的规模,在有些方面目前都已经大于国内现有市场需求所能容纳和充分实现其价值的规模。这是导致利润率下降,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18.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建议

S:如果由您提出建议的话,那么您认为,如何能使中国经济发展较快?

何:有人建议引入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比如引入失业、破产机制等。近年似乎也局部地试验过一下,但效果并不佳。

问题是人总归要吃饭,没饭吃就要闹事。你把人从企业解雇赶到社会上去,他还是没事情干。表面上,从微观看,一个企业的效率似乎提高了。但实际上,从宏观看,带给整个社会的问题却更多。就整个社会生产率看,效率也并没有提高。

而且国家仍要给大量社会闲置人员及其家属补贴。长期持续,作为一个非发达国家的中国财政将不堪负担。这不是一种积极的办法。

S:那么您认为积极的方案是什么呢?

何:我不是经济方面的权威人士。但我设想,一面提高生产能力,一面扩大内外市场也许是一种比较积极的办法。

为此我反对提倡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高额消费运动。但是为了拓展市场,我将建议普及和扩大商品消费的人口面,这主要是指农村中。

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中国农村进一步消灭贫困现象。我认为国家必须以财政和其他经济改革手段帮助中国更多的农民摆脱贫困。不仅是让少数农民致富,而且是要帮助整个中国农村进入商品经济。我认为重视农业,不仅是要提高和获得粮食产量,更重要的是必须设法提高多数农民的货币拥有水平。农村购买力的全面拓展,可以有效解决中国工业的过剩问题,而且这也将是一场真正深刻的经济和社会革命。

实际上,40年来,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是在农村。改革10年,经济成就也首先出在农村。但是经济计划部门历来最容易忽略的,恰恰也是农村。

1988年中,针对那几年忽视农业,经济中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情况,我曾向我国决策方面建议施行“新重农主义”的方针。(毛泽东时代也倡导过重视农业的中国式“重农主义”。)⑭

此外,向海外市场积极寻求扩展,可能也是一个办法。如果中国有足够巨大的海外市场,外部利润也会刺激企业改良组织,提高效率。

S:哦!

何:中国经济学家这几年常在谈企业组织的合理化、经济模式的合理化。但是从经济史看,恐怕未必是先由什么经济学家设计构思出一套理想的组织和模式,才有了经济发展。事实是,合理化是在经济的发展运动中,不断调整、不断适应、不断改进而实现的。日本企业的改进过程不就是如此吗?

据说,六十年代中国的“鞍钢宪法”曾使日本的一些企业家获得启示。例如当时有名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S:是吗?

何:是啊!我注意到,中国传统文明的许多精髓也是如此,它们在中国已经被抛弃和遗忘,而在日本却被有机地融化和渗透到现代文明中。所以孔子就说过:“礼失而求诸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当时说的野和海,似乎就是东方的朝鲜和日本。日本成功的秘密之一,是否由于日本人没有那么强的造反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呢?

S:(笑)真的么?这倒很有意思。

19.为什么必须坚持开放政策?

何: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中国的海外市场太小。

由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中国在一个长时期中,只重视生产为满足国内需要,却忽视了利用国际市场作为开拓资金的手段。甚至大量外援,特别是军援,也都采取无偿赠予方式。

我常想,如果在1966—1976的十年间,中国大陆不搞“文革”,不搞备战,而是利用当时已有的工业技术基础和充分调动资源,利用当时的民心、民气,面对世界市场积极开拓出口,那么后来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机会,恐怕不会落到“四小龙”手里。甚至与日本比究竟谁短谁长,也还要另作商量。1949年以后的决策失误,我看最重大的莫过于此,因而交臂错过了最有利于中国大陆经济起飞的这十年黄金时机。而日本经济,“四小龙”经济,恰恰都是在这十年中腾飞起来的。

S:是的。

何:近代世界史表明,工业化、现代化需要巨额资金。而这种资金,完全靠本国市场积累是不够的。

十九世纪英国、法国的工业革命,靠掠夺殖民地资源而积累了巨额资金。德国靠1870年普法战争胜利的法国赔款,推进了后三十年工业的快速发展。

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真正起飞,也利用了甲午战争的赔款。还有辛丑条约3500万两白银的中国对口赔款。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工业的大发展,也曾借助于对太平洋和南美加勒比海地区、对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接管和掠夺。所以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都是靠食人而肥。

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就不同,从苏联到中国,工业化和发展科技的资金积累,主要来源都只能靠国内市场,这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

而且苏、中在本国资金尚不足的情况下,还都承担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给予援助的义务。

这种主要必须靠本国市场积累资金的方式,就不得不要求本国人民搞艰苦奋斗,甚至付出重大的牺牲。长期的这种经济牺牲,必然积累一些社会不满、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就容易形成急于求成的社会心态。

为了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中国确实必须坚持推行开放政策,谋求从国际市场上获取资金。

S:是。

20.发挥中国的优势

何:但我个人的看法是,过去考虑开放,着眼于引进来比较多。

今后,在开拓和深化中国国内市场的前提下,还应着眼于设法把中国的工业推出去。中国现代化的资金积累,只靠国内市场不够。靠引进外资有限。过多借国际高利贷,那是经济自杀的道路。我想可行之路,是把中国工业制造品更多地打出去。

中国大陆的工业基础、技术力量,在总体上,在某些部门中,比亚洲“四小龙”更有优势。但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不是中国大陆开拓、占领他们的工业市场:却总是等待他们占领、夺取中国大陆的市场。

S:您前面说过,目前世界贸易情况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何:的确如此。但如果充分挖掘、利用和改造中国目前的工业潜力,首先对周边国家,进而对亚非拉市场进军,中国的工业还是会得到新的强劲推动力的。

S:日本的中小企业,台湾、南朝鲜目前都有这样的思路,也在谋求向这个方面的拓展。

何:在这个战场上,中同大陆缺乏资金和技术的优势,但却具有人力资源多而工资相对廉价约优势。虽然后一种优势,近年似乎被在中国大陆经营的跨国公司有策略地打破了。⑮

人们常说中国大陆的工资低,从货币比较上看,是这样。中国的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仅约为400—500美元,但如果根据中国的物价折合成可购买的实物,再把这些实物按你们日本或美国的市场消费价格折合成美元,那么评价就会不一样。从实物收入和购买力看,中国的工资固然难以与发达国家比,但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绝不算很低的。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并不算坏,更不是最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人,会羡慕一个中国中等农民或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的衣食住行水平。例如,有人曾讥笑中国不是汽车王国,而只是自行车王国。这是由于他们看到中国自行车的普及性,无论在城乡几乎每个成年人都有一辆。但人们是否想到过,世界上真正普及了家庭汽车的国家并不多,甚至连日本这样的汽车生产大国,也远未普及到每家一辆。而世界上又有许多的不发达国家,乡村中既无公路,又没有任何代步机械,走路只能靠两脚或者驴子?

这是近年来人们不公正地批评中国发展水平的一个典型事例。在GNP的估算方式上,也是如此。我个人认为,中国的GNP可能一直估算过低。有人总是想以中国的社会消费、福利水平与美国作比较。有些别有用心的美国人也鼓励这种比较。但是人们却似乎忘记了,第一,地球上只有一个美国。而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占有与其他任何国家不平等的优越性和霸权地位。策二,美国正在衰落。在当前这种世界历史面临重大变迁的时代中,它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究竟还能维持多久?这在世界上已被公认是一个问题。

S:哎呀,你太尖刻了!

何:有人近年似乎想把发达国家的高物价、高工资办法引进中国。如果中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拉平,那么中国商品在国际上就根本不要再想参与竞争。这一点,似乎是引进外资时始料所不及的。

现在纠正这一偏差虽有困难,但似乎还不晚。我以为,中国的开放政策如果能转到以上的思路上,如果中国人能重新振奋一种艰苦奋斗的意志,就像你们日本人在五十、六十年代勒紧裤带,苦干、巧干,全力推进出口那样,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必能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

21.有所谓“第三次浪潮”吗?

S:请问何新先生如何评估1978—1988年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改革?

何:这个问题很重大,我还在思考、研究。只能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1978—1988年的十年改革,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到1984年,经济中的活力主要来自农业改革的成功。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改革成就是扎实的,1979—1983年经济年均增长率8%左右,物价平稳,市场供应良好。

第二时期,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方向,问题变得复杂起来。那几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很高的增长率,城乡面貌变化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度地提高。

但是1984年底,中国城市经济中兴起三个浪潮。

一是经商浪潮。兴起这个浪潮,与接受美国乐观派未来学中所谓“第三次浪潮”理论的影响有关,相信靠流通过程即可以创生社会财富。于是,党政军民学都来兴办所谓“第三产业”。

但美国经济中的第三产业,集中在国际金融,信用、高科技及其专利等领域。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社会概念中那种零售商业、理发洗澡一类日用服务性为主的“第三产业”,有根本的区别;

我在读拉丁美洲的现代经济史时,曾注意到,早在四十年代,拉美地区的GNP中,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就占据51%左右,存在一个庞大而臃肿的非物质生产部门(参看《拉丁美洲经济》,第29页)。但这正是那里当时经济极端落后的标志。

另一方面,对于未来究竟是否真会有一个将取代制造业的全球性“信息社会”、“信息时代”,还是大可怀疑的。实际上,全世界各国都变成只经营第三产业,而不经营制造业和农业的社会,这如何可能呢?我最近读过载有盛田昭夫先生(日本索尼公司董事长)文章的一本书。他就不相信会有这样的时代,而且他告诫美国人,若放弃发展制造工业,而专门注重去搞国际金融投机一类的活动,将使美国成为“空壳经济”。他认为这正是美国经济衰落的原因之一。(参看《日本可以说“不”》)

经商热之外,其次就是发生了以购置高级家用电器为象征的高额消费浪潮。

据说,不仅在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就是东欧、苏联、西班牙等中等工业国,高档家用电器也难以达到目前中国城市和部分农村中的普及水平。

同时,美国的牛崽、嬉皮、雅皮风气也通过文学艺术和时尚的媒介,伴随高消费浪潮,一起传播到中国。甚至一时成为文艺浪潮的主流、主调。这种风尚对于作为具有发展中国家国情,面临艰巨的经济、科技开拓性任务,仍需要作长期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是非常不利的。

S:是。

何:其三就是大兴土木,各地发生以兴建旅游宾馆、高级饭店为象征的基建浪潮。

兴建这些设施,本来也具有设备投资的涵义,各地是把它作为一种能吸引旅游、吸收外汇的生产力去投资的。

但是还是那个老问题:主观需要并不等于现实需求。地方投大资兴建旅游宾馆时,所估计的是主观物质的需要,却没有认真估算该地的实际旅游市场究竟有多大?结果大量高级宾馆在全国各地落成,使用率却普遍较低。宾馆成为被冻结为建筑物的凝固资金。这实际已经是一种早发性的市场销售疲软、成品库存、资金凝固现象了。只是人们当时对此还缺乏自觉意识而已。

由于楼堂馆所的设备投资过剩,由于基建项目大扩张,占用了国家大量资金。而落成后,供大于求,设备使用率甚低。因此资金不能畅通地向投资者(国家)手中回流。而这种投资中有相当比例,是来自各项贷款,不管投资成功与否,必须按期还本付息。这就给国家财政形成巨大压力,也是近年中央和地方财政赤字增大的原因之一。

1988年夏,持久的投资过度所造成的经济紧张,终于以消费、能源、材料短缺,投资结构比例失调,通货恶性膨胀等形式,突然爆发。从而也暴露了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这就是1988—1989年经济发生失调的原因。

从表面看,困难的发生是由于求大于供,物资、资源、资金短缺,造成供给难以为继。但依我看,问题的本质,实际主要是由于生产力投资过度,超过市场能容纳的量,因此发生设备的闲置和过剩,以及产品过剩。而同时对国家资金、资源造成过大压力。又不能为投资者——国家,带来即期经济效益,不能形成利润和成本的适期回流。

1988年以来国家提出治理整顿方针,就是为了纠正这种偏差。现在看来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不管怎么说,通过10年经济改革,中国已经形成空前强大的工农业基础,还有一支强大的科技力量。所以中国只要能保持持久政治稳定,中国经济后劲很足。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一定能实现。

22.日本对未来的选择

S:请问何先生如何看待中日之间来来的关系?

何:中日历史上有过错综复杂而深刻的关系。由于地理和文化的原因,也由于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愈来愈居于重要的地位,今后恐怕会更加如此。

由于日美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全球形势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日本当前面临着必须调整全球战略的重大选择。日本目前在考虑的,似乎有四种选择:一是搞军国主义;一是搞经济扩张性的帝国主义;一是与美国谋求经济政治更紧密的结盟;一是谋求密切与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我注意到,在日本的战略思想库中,这四种选择,目前都已经有人提出了。

S:是的。您对此如何评论?

何:我认为,重整军备,走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从经济、科技力量上看,现代日本虽然有条件,但那是根本不可取的。坦率地说,如果真选择这条道路,我看对日本可能是自杀性的。首先,那将立即引起全体亚洲和世界的警觉。如果各国集体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那么对于经济几乎百分之百地依靠世界市场的日本,代价将是不能承受的。其次,在核时代,日本列岛是处在苏联、中国核力量威慑之下的。这两大国恐怕不会原谅日本重整军备,因为那将构成对中国大陆、苏联远东的巨大潜在威胁。

我从美国报刊上注意到,有人现在鼓励日本重整军备。但这究竟是好意,还是别有深意,建议日本认真斟酌。

第二是走帝国主义、经济无限扩张、大国争霸或大国瓜分世界的道路。日本也许会与美国、欧共体在经济上分庭抗礼,最后演变到自行其是,甚至称霸、争霸。

这条路现在看来似乎有一点苗头。但这恐怕也是危机四伏,很险恶的一条道路。

第三是和美国结盟。最近我看到这方面的一本代表作,即一位日本作家和一位美国作家合写的《第三世纪》。但我曾在日本报纸上看到过一个漫画,说明中讽刺日本说“日本是美国的小老婆”。

S:日本人中也许有这种自嘲的说法。但是小老婆往往是管钱的啊!

何:可我看,美国人恐怕不会把财权交给日本人管吧?

而且,由于欧美地理文化的关系,在对日的问题上,可能采取某种联手的默契。日本在发达国家中现在其实就是孤立的。

S:哦。

23.西太平洋地区经济圈

何:我个人的见解,日本真正走得通的一条路,就是谋求逐步加深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以日本的资金、先进技术,与中国的人力、工业基础和资源相结合。以中日两国为核心,共同缔造和建设一个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圈。中日如能建立一种比较稳定持久的经济合作关系,对中国现代化固然是一个助力,对日本也将意味着摆脱孤悬海隅的岛国地位,在大陆上得到有力的战略性支持。这将成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长期稳定和发展的一块磐石。

不知道日本方面经济学家们,是否有这种合作的意愿?

S:当然非常希望有可能如此。最近日本的金融家提出了建立环日本海区、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苏联远东的经济圈设想。

何:不过我想,如果日本的政治家中,总有人尝试要碰50年前中日关系中那块伤疤,或者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对中国人指手画脚,那么恐怕就什么圈也造不起来。

S:难道您不担心,也许有人批评您的“西太平洋地区经济圈”想法,是“大东亚共荣圈”再现么?

何:“大东亚共荣圈”,那是当时日本试图征服亚太地区的指导理论。而今日中国和亚太的形势,与那时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最大的一点不同,就是一个政治统一、经济欣欣向荣、战略军事力量十分强大的中国已经屹立在日本对面的这块大陆上。这将是一个长期事实,而不是一种短期状况。这一点,我不知道日本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是否作了足够的估计?

500

何:去年的事件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急性热病,是一块硬伤、外伤。它来得快、好得快。我看中国决策方面,对十年改革,对去年的事件,已经吸取了足够的经验教训。中国目前的内外方针相当明智。我确信中国的稳定长期持续毫无问题,即使目前还存在着某些困难。

S:恐怕还要看一看。

何:(笑)我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一直就是在看。静观其变,静待其变,敬而远之,可以叫三静(敬)主义!

但是,中国在地理上、历史文化上与日本太接近,渊源太深!中国是一个亚洲巨人,中国是绕不过去的。

未来亚太地区的任何经济圈,如果离开中国的积极合作,都将是没有意义的。我想中国本身不会寻求建立地区性霸权,但恐怕也不会容忍这块地区形成新的任何霸权中心。

最重要的是,中国今日已经是未来将更加是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军事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是任何想在此地区活动的国家所不能忽视、也不能逾越的。中国具有强大的现实实力和无限潜力。

在这一方面,尽管近年有些中国人自己自暴自弃,但如果外国政治家对此也估计错误,那将是历史性的错误。我看,1989年,西方有些政治家就似乎犯了这种错误。他们居然相信中国的现制度,只靠区区几名在感情和价值观念上崇拜西方,在政冶上极其幼稚,在经济上一窍不通的书生,就可以轻易地扳倒。结果,他们在政策上作了绝非很明智的选择。

24.爱国主义问题

S:请允许我再提一个关于您个人方面的问题。您并非共产党,那么您究竟是什么人?

何: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而作为学者,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我发现它的确是观察和分析复杂社会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S:爱国主义,在现代世界日益整体化、超越民族化的趋向下,难道还有实际的意义吗?

何:世界是在走向整体化。但是问题在于,在谁的主导下?对谁有利?以谁的利益为中心?这几个问题是最实质性的,又是非常民族化的。但是这个问题很重大,而且很复杂。以后我也许会专门写文章作分析。但是,我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就是要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利益。您不也是如此么?

S:很荣幸认识您。您的确是一位性格独特的知识分子。看来您什么都不怕,除了真理。谢谢您给我这样一个交谈的机会。

(原载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

注释:

⑭ 有人对我在这里使用“重农主义”的概念提出质疑。

但马克思曾评论重农主义理论的一般意义时指出: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马恩全集》第25卷,第886页)

我在这一意义上理解重农主义理论的普遍意义。

⑮ 日本有经济学家指出:

“在多数情况下,跨国公司的活动导致二重经济结构加强,使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它增进了外来资本部门就业者的利益,同时损害了非外资部门工人的利益。”(参见日本《经济》杂志,1990年第3期田口信夫文)

附录:

当时《人民日报》专栏刊登的读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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