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浓缩的历史：从南京大屠杀说开去

    现在是12月。

   12月，有许多特别的日子。

  比如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40年前的12月召开的。

  但12月的特别，还不止于此。

  今天是12月9日，是举世闻名的“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83周年的日子。

      再过三天，是著名的西安事变爆发82周年的纪念日：

      就是这次事变及其和平解决，让中华民族最终形成了团结御侮的共识，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发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再过一天，12月13日：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寇随即血腥屠城六周，遇难同胞逾30万人。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惨绝 人寰的：    

       南京大屠杀

     今天我本来没想到这些，是一个同事在微信群里说了一句，今天是“一二九”，我于是在网上找了一幅电影《青春之歌》的剧照发到群里：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网上浏览经常是这样的），无意中打开了多年前的一个介绍《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作者，美籍华人作家张纯如女士的网页，才意识到这些天竟然是这样的日子：              

      张纯如女士在写完本书几年以后（2004年11月9日）因抑郁症开枪自杀身亡。

     我是在上大学期间读到张纯如女士的写作《南京暴行》一书的故事的，当时深为敬佩，得知她身亡时，我已经毕业工作了，又深感震惊。

      据她的丈夫及其他知情人回忆，张纯如在阅读为《南京暴行》一书搜集的各种资料和照片时，经常失声痛哭，浑身颤抖——她似乎从此一直没有能从这种极度黑暗的氛围中走出来。   那时，几乎所有的网友都在说：   张纯如死于对人性恶的深刻洞察、体验和极度绝望。   张纯如女士的正义感、历史责任感、人道主义情怀，她直面黑暗的勇气和敢于揭露真相，敢于和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作斗争的精神，都是令人衷心敬佩的。作为一名出身书香门第、品性纯良、内心敏感的高级知识女性，日复一日地去挖掘、梳理、解读那一桩桩远远超出常人的理解和承受能力的滔天暴行，她所感到的沉重、痛苦、悲愤和压抑，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可是我一直在想：   这就一定要绝望，要自杀吗？   我不禁猜测：张纯如女士的父母是来自台湾的大学教授，她本人则生在美国，长在美国。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她的视野，是不是无形中妨碍了她看到那些真正能给人带来希望和信心的东西？   

      在张纯如女士的教育背景中，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南京大屠杀、纳粹屠犹这样的灾难，往往都被解释为两方面的原因：    

     1.是所谓“人性恶”的体现；   

     2.是某种“错误思想（例如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灌输”的结果。    

      而这两种解释，事实上都不能让人找到任何真正的出路：    

     1.如果是“人性恶”导致了这一切灾难和暴行，“人性”本来就是这样的，那试问我们除了震惊、恐怖、绝望，还能怎么办呢？ “人性”就是如此，那我们还何必去控诉和谴责呢？   

       2.如果这些灾难和暴行只是因为受到了错误思想的蛊惑和灌输，那么这些错误思想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些错误思想为什么会如此根深蒂固，如此有诱惑力？为什么几千年来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德家一直在呼吁“忠恕之道”、“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把你和他人中的人性当作目的，而不是仅仅当作手段”，为此写出了汗牛充栋的著作，作出了诲人不倦的教导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是挡不住人们要接受那些错误思想，还是挡不住人类社会的悲剧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呢？今天的一个人——不管是张纯如女士还是其他真心捍卫人道主义的人士——难道就能比千古以来那么多的哲人、圣贤还要高明得多、厉害得多，就能够凭一己之力挽回这天下滔滔的局面吗？

       一个人不忘历史，不辞艰难，不畏危险，上下求索，揭示真相，以警世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如果在上述的这样两个逻辑里越陷越深，最后就会导致沮丧、绝望，甚至可能导致悲剧的发生。——我总觉得，张纯如女士的真诚勇敢的历史观照和最终的不幸结局，寓言般地标志着在她那样的社会和教育背景之下，一个充满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所能做到的极限。   

        那么，希望在哪儿呢？

        其实，就在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战争刚刚进行了十个月，那场屠杀刚刚发生不久，西方很多国家还在作壁上观的时候，在中国西北的窑洞里，一位历史伟人已经预见到一场空前巨大和残酷的世界性大战的来临：

       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一点也不错。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     ......    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  

       但是，这位抽着纸烟的瘦高的湖南人是否因此而对即将面临空前浩劫的人类、对据说是制造了这般浩劫的所谓“人性”表示绝望呢？   

       一点儿也不。   

       在他看来，这些战争和暴行，并不是因为与生俱来的原罪，或是抽象的“人性恶”，当然也不仅是一个“教育错误”的问题，而是有其历史的、现实的根源。

        他说：    

        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    ......   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   

        因此，他指出，目前的战争既是空前巨大和不间断的，又是空前地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的。他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类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做到这一点：     

     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     

     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争的一部分。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   

      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这位名叫毛泽东的中年人（上述引文都出自他的名著《论持久战》），出生于12月26日，刚好是西方的圣诞节——他的生日，应该说是一个比圣诞节更值得中国人纪念的日子

      年轻的时候的他，和张纯如一样，是一个对弱者的苦难充满同情和悲悯，对一切不公和横暴充满了愤慨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记者、教师、编辑、专栏作家、图书管理员.......这些知识分子的典型职业，他一样不少地从事过。         

     不同之处在于，在21世纪的张纯如感到无法挣脱的绝望的地方，当时比她更年轻的毛泽东八九十年前就在继续前进了：

    投身大时代洪流的毛泽东在各种考验和抉择中，终于找到了真理，找到了他奉行一生的有丰富内容和严谨逻辑的能够解开人类社会和历史之谜的科学理论，从而找到了一种真正积极的、有无比坚强的力量的信仰。 

       因此，他能够找到这些战争和灾难、暴行的真正根源；   

       因此，他能够提出消灭这些根源的方向和办法；   

       因此，他能够指引他的战友和人民以无比的乐观和坚毅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因此，他不但能够让中国赢得战争，而且能够让这场战争为真正人道主义的理想服务：   

       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不但并不毁灭“人性”，而且能够教育人民，不但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甚至日军的官兵。   

      下面照片中的妇女们，很显然没有“金陵十三钗”那样靓丽妩媚，然而她们代表着烈火硝烟中锤炼出来的有尊严、有斗志、有干劲的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全新的中国人。

  （参加和保卫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的女民兵）        

                （修筑地道的抗日根据地妇女）                            

  （参加抗日根据地比武大会的女民兵留影）                  

 下图是2016年春，一位叫小林宽澄的“日本八路”来韶山向毛主席像敬礼：                                      

     小林宽澄是侵华日军的一名机枪手，1941年被八路军山东纵队俘获。经过八路军的耐心教育，小林宽澄参加了反战同盟，成为在华的“日本八路”之一，积极参加了抗日战争中对日军的策反工作。2015年，小林宽澄作为老战士代表，应邀参加了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活动。    

      他操着一口山东味儿的普通话，在毛主席像前感慨地说：

    “我本来是个侵略者，是个日本鬼子。我永远不会忘记，是毛主席、共产党挽救了我，教育了我，让我成为一名日本八路，一名光荣的反法西斯战士！”   

      历史记载，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俘获的数千名日本官兵，经过教育帮助，绝大多数在思想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根本转变，有不少成为了小林宽澄这样的“日本八路”、“日本新四军”（有的光荣牺牲在抗日战场，有很多还继续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中国人民服务——例如，中国人民空军的第一批飞行员，很多就接受过日本教官的培训），其他人在回日本后也都成为了积极揭露侵华历史真相，积极奔走呼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致力于维护中日友好的和平人士。  

      ——这些故事，我几天前向大家推荐的电视剧《硝烟背后的战争》里，都有浓墨重彩的表现。

      历史反复向我们证明一个真理：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让人道主义的彻底实现有了可能。——在现代世界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抽象的、没有力量的，甚至是让人感到悲观和绝望的，有时说不定还会被一些伪善者加以利用。    

     我不禁在想：   

    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的确是惨绝人寰的；

     但是由于有了两年前1935年12月9日的北平，和一年前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南京的那个悲惨的12月，虽然令人悲痛，令人愤慨，但并不令人绝望——那是一个懂得并且开始了越来越猛烈、越来越有效的反抗的英雄民族所遭到的恼羞成怒的疯狂报复，它并不表明日本法西斯野兽们的强大，反而证实了它们的日趋没落和行将灭亡。

      12月浓缩的历史，不光是中华民族的苦难，也有中华民族的斗争，中华民族的辉煌。

      当年如果能看到看到这些挺身而出保家卫国的农家姑娘，看到这些幡然悔悟由鬼到人的日本士兵，如果能够真正读懂浓缩在南京大屠杀前前后后的那个12月里的一切，张纯如女士还会对“人性”那样绝望吗？这些事实，会不会引起她新的思考呢？    

      只有改变了一种历史，才能改变这个历史中每个人的命运。    

     而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够对历史之谜、“人性”之谜作出这样铿锵有力的回答：   

      革命能够改变一切；    

      革命正在改变一切。   

      还是12月：

      1950年12月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接到了38军113师已经将南逃的美军完全阻止在军隅里、松骨峰一线，我军主力正在对敌实施聚歼的消息。

     他向38军发出了如下电报：

      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　　

      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日）战果辉煌，计缴仅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彭邓朴洪韩解杜　　

                       12月1日

       据38军副军长江拥辉回忆（以下摘自王树增《朝鲜战争》）：

       就在这一天，一名中国士兵在摆弄一台美军的收音机时，收音机里传出的一首歌曲，令在场的所有中国士兵们愣住了。

       收音机里播音员说的是中国话：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自出国以来便在生死中搏斗的第三十八军的士 兵们，脸上烟火斑驳，身上衣衫褴褛，他们围着这台收音机站在硝烟缭绕的公路 上一动不动。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 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入的炮火，

         前 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

          前进！！进！！” 

        ——这正是15年前12月9日，北平那个寒冷的早晨，那些容貌稚嫩身体单薄，然而神情刚毅步伐坚定的男女青年所唱出的歌曲。

         那时，它呼出一阵阵带着愤懑的白雾；

         今天，它在战士的刺刀尖上闪光、挺进。

        1950年12月24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感恩节让小伙子回家”，成为一大笑谈；

        1951年1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攻克汉城。

       对这次战争，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总结道：

         “朝中人民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斗争的伟大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对远东及世界局势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三年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不仅不能越雷池一步，而且陷入日益不利的困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它也雄辩地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后起了深刻变化的亚洲历史的前进车轮，是侵略势力所绝对不能扭转的。毫无疑问，朝鲜的教训将鼓舞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为保卫祖国而抵抗帝国主义者的决心和信心，鼓舞他们加紧地展开争取本国的独立、和平、民主、统一的斗争。这对于保障远东和平，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让我们记下一些沉重而有意义的数字：

      朝鲜北部，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洒下五公斤志愿军烈士和伤员的鲜血；

      其中，仅南京所在的江苏省，就有7268名优秀儿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献出了生命。

      如今，在朝鲜半岛仍然可以不时挖到志愿军战士的遗骸；

      而祖国大地一片祥和，再也不会有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万人坑出现。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缅怀张纯如女士和一切为维护历史真相与和平正义而献身的人们！     

      纪念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先烈和不幸遇难的同胞！     

      礼赞英雄的中国人民！    

       祝福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致敬全世界致力于人类和平、进步、解放事业的同志和朋友们！   

     （附：本人发表于2009年5月26日的日志《另一种逻辑》）  

      在谈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时，自然涉及到有争议的《军阀》、《山本五十六》等影片。总理说他当天上午用了一个半小时看了《军阀》这部影片，一块看的还有王国权和其他陪同我们代表团的中方人员。周总理这样的人物，和我们日本妇女谈军国主义，本无必要事先做这么周详的准备，为了什么呢？而且又是世界上最忙的大忙人。这样完全平等地辩论，我怎能招架得了。虽然也要努力地招架，但一开始就已意识到胜负已定了。

           这几部电影中有很多日本军队屠杀中国人的场面。总理问：面对那种场面，“您们知道我们是怎样一种心情吗？”我是非答不可了。但若说知道，必然还会被追问：那是怎样的心情？因此，我硬着头皮回答：             

        “不知道。”             

         “您以为我们是在不抵抗的情况下被杀的吗？”总理说。             

         以下的对话我的笔记中没有记录。记得好像再没深谈下去。但仅此一句，也如千钧重压，使人动弹不得。             

        中国在那场战争中的牺牲者，最保守的估计也有1000万人，其中必然有如前所述的没有抵抗的襁褓婴儿和躬身驼背的老者。这当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1000万被杀者在本质上仍然是抵抗了的。这才是历史的主流。正是因为抵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得以诞生，中国才成为今日之中国。                                               

         作者：评论家 松冈洋子                                                    

         1976年1月12日《每日新闻》            

      许多年前，我在一本周恩来总理纪念文集里看到了日本友人写下的这篇文字。这些天听到了一些关于《南京，南京》的评论。这部影片我没有看，也不想看，自从高中时看了陈道明主演的《屠城血证》之后，我一直认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拍不出什么新意的了。我只清楚地记得：那时一起看影片的同学们，安静得像心里埋了火药，生怕一不小心会炸碎自己一样。当日本兵把一位嘶哑地哭喊着的不到十岁的小姑娘的衣服撕下来的时候，我默默地闭上了眼睛，耳边传来一声怒吼：“日本鬼子是畜牲！”——那是一位平时调皮得有点玩世不恭的男同学。            

     然而松岗洋子回忆中的周恩来总理，让我看到了另一重境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暴行和周总理简短的反问，松岗洋子觉得，自己实在没有资格向这样的人民表示什么同情、怜悯，而是深切地感到“仅此一句，也如千钧重压，使人动弹不得”，“1000万被杀者，本质上仍然是抵抗了的。这才是历史的主流。正是因为抵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得以诞生，中国才成为今日之中国。”             

       让松岗洋子感到“动弹不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重压？那字字千钧的话语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             

     其实，那就是作为新中国立国之本，作为新中国人民精神之风骨的反抗逻辑、革命逻辑。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我们有多达3500万同胞遇难，就具体情况而言，其中确实有许多是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杀害的。但是，我们究竟如何来看待这几千万同胞生命的损失呢？我们只哀哭他们的不幸，以求博得别人的同情？或者我们只斥责他们中许多人毫无抵抗地被杀，咒骂中国人的奴性？甚至像现在有的人那样，认为是我们“全民皆兵”的抵抗，才导致了侵略者对我们“不分兵民”的无限制屠杀？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此的回答，给出的是完全不同的逻辑。他们认为：从总体上看，几千万同胞每一个人的牺牲，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一场伟大的抗争中付出的代价；从本质上看，每一个遇难同胞都是战斗而死、抵抗而死的——有的是自己直接战斗而死，有的是因为别人的直接战斗而遭到了侵略者的血腥报复，但其实都是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抗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侵略者杀死我们无辜的和平居民，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已经感到，战斗着的中华民族就像一头在搏击的雄狮，只折断它的爪牙是无济于事的，还必须摧毁它的心脏、血管以至每一条神经、每一块肌肉、每一个细胞。毫不奇怪，作为个体，有许多遇难同胞表现出了懦弱、涣散甚至毫无抵抗的意志，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就没有参与抵抗，而是说明，因为觉悟程度的不同，组织程度的不同，每个人的抵抗程度是有强有弱，有坚决也有不甚坚决，有彻底也有不够彻底的，但是所有这些汇聚起来，形成的就是一个伟大的、决死的抗争，就是陷侵略者于灭顶之灾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汪洋大海。              

    南京大屠杀是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华东两个主要战场都遭受了他们未曾料想的顽强抵抗之后发生的。正是因为遭到了空前的抵抗，日寇才妄想用这种野蛮血腥的手段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是的，大批同胞——其中不少是刚放下武器的军人——在屠杀进行的过程中没有反抗，这反映出我们人民在觉悟和组织程度上的无可讳言的缺陷。但这已经是在进步中的缺陷了，因为这之前他们毕竟英勇地保卫了南京，也因为这之后中国人民的意志没有摧垮，而是在血的事实的教育下，投入了更自觉、更顽强、更有效的斗争。              

      这就是周恩来对松岗洋子的反问所蕴含的逻辑：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是无可否认的，但你以为我们真是无抵抗地被杀的吗？你以为我们对侵略者的恨只不过是一种哀怨吗？你以为我们会哭哭啼啼地乞求怜悯吗？你以为我们不便于承认：侵略者灭绝人性的暴行，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殊死抵抗的刺激吗？不错，我们的抵抗更大地激起了侵略者的兽性，使得许多同胞作了无辜的牺牲，因此，除了侵略者的残暴，我们这些抵抗的人也是要为无辜同胞的牺牲负一部分责任的。但是，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我们的责任不在于不该抵抗，而在于我们不够强大，或者说，没有培养出足够强大的力量，没有更快更好地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我们的责任不是啼哭的责任，更不是哀求的责任，而是革命的责任，是壮大人民力量的责任。              

      以战斗而死为光荣，以战斗而生为更光荣，永远不幻想慈悲，不乞求怜悯，永远不就该不该抵抗来和侵略者讨价还价，永远立足于人民自己不断壮大的力量和坚决无畏的斗争去震慑敌人、维护正义、保卫和平——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人教给中国人民的逻辑。八路军386旅（我也附带沾点光：这个部队就是我父亲当年服役的某集团军的前身）旅长陈赓冲上神头岭战场，用缴获的德国相机狠拍满地的日寇尸体，他说：“要发到报纸上，让全世界都看到，这就是日本强盗侵略中国的下场！”；面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与战争叫嚣，外交部长陈毅向世界宣告：

  “我们希望他们早点打进来，我就是一直等着他们打进来，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哟！” 他们表达的都是同样的逻辑——一句话，正在站起来和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逻辑。              

      这个逻辑是否太强硬，太冷峻，乃至太残酷？是否缺少了对于生命的某种温情？是否不能让遇难的同胞的个体生命得到足够的尊重和安慰？            

      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还记得他们在江苏杀害一名中国农民的时候，那个表情忠厚木讷的农民先是要了烟一支接一支狠命地抽，然后哭了起来，忽然，又微笑了。东史郎端着刺刀走上前去，听见这个农民嘴里在嗫嚅着什么。东史郎很费劲地终于听清了蹦出来的两个中文词：“报仇！！......一定！！......”              

     另一名日军老兵山下弘一，则清楚地记得他们在安徽凌辱并杀害的24岁的女游击战士成本华：她的年轻，她的美丽，她的镇定，她的轻蔑的微笑。他回忆说：“想起成本华的那个样子，我们就感到绝望。成本华那轻蔑的笑，让我们看到那场战争的必然结局。”             

       我想说的是：这个农民和这个战士，各自代表了这场战争中殉难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一个侧面。他们同样是真实的。那么，把每一个遇难同胞看作一个只是值得我们洒一掬同情之泪的不幸者，还是看作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伟大斗争中的牺牲者——哪怕是不很自觉的牺牲者？究竟哪一种看法更能体现我们对他们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呢？究竟哪一种看法更能让他们安心九泉之下呢？究竟哪一种看法能更紧密地让他们的个体生命融入整个民族的生命而永远延续呢？             

        我感到，那位农民临死前的嗫嚅已经向我们透露了答案。“报仇....一定 ...”——其实，我懂他的话。他是想说，如果他能活下去，如果还有机会，他就会是成本华，他就会是葛振林。我想，其他无辜殉难的千千万万的同胞，虽然因为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没有做成成本华，没有做成葛振林，可是我相信：这也一定是他们临死之前那一刻最后的向往，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心声。             

        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听懂了这个心声。这个心声被他们铸成了一种融入新中国精神底色的逻辑。 这并不是一种报复思想，正如陈毅元帅参观非洲黑奴监牢旧址时所写的：“说宽恕，谁同意？论报复，亦不必。最无情只是斗争逻辑。”如果一个民族已经站了起来，已经具有了足以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斗争精神和能力，那么，为历史宿怨而进行民族报复就是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了，因为我们已经完全有能力来进行目标更远大的，更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斗争。但是，你还记得我们看到的那些老照片上的一张张中国人的脸庞吗？为什么清朝末年的人不论君臣贵贱，表情总是那样麻木不仁、钝滞猥琐？为什么上世纪初的知识分子，表情是那样严肃和焦虑？为什么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战士，表情变得那样沉毅坚定？为什么五十年代的工人农民，表情是那样朝气蓬勃？而八十年代到现在，无论哪个阶层的中国人，表情又呈现出那样丰富多彩而又真诚自信？         

       你想过吗？这一张张脸，这一页页表情，其实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史，它在默默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灵如何从昨天走到今天，新中国的魂魄是怎样决裂于旧中国？它也在启发我们：我们如何由今天出发，去建设明天？我们的后代又将拥有怎样自由而精彩的生活？你看这些照片，这些表情： 从完全麻木的“好像示众材料”的人，到懂得思索和焦虑的人，到临死前的一刻想到“报仇”的人，再变成毫无惧色地走向战场或刑场的人，又成了为新生活而干劲冲天、挥汗如雨的人，再到让阳光洒进心灵，让笑容如花绽放的人......许多同胞个体精神的成长都因为他们生命的陨落，中断在其中的某个时刻了，而我们民族的精神成长却就在这些表情背后，一步步这样艰难，这样壮烈，这样刚强地走来！而贯穿这这一切的最大的秘密之一，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逻辑：那种彻底相信自己，独立自强的逻辑；那种敢于直面真实，直面斗争的逻辑；那种不怕得罪敌人，不怕承担责任的逻辑；那种真正地尊重历史，真正地尊重每个同胞的牺牲和人格的逻辑。                      

      这就是让松岗洋子感到有千钧重量的逻辑；这就是让敌视中国人民的内外反动势力最终低头认输的逻辑；这就是洋溢在新中国领袖和人民的一言一行，眉间心上，把新旧两个中国的形象判然分开，把新旧两种中国人的心态和气质判然分开的逻辑；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回首往昔都会深情凝望，展望未来也会倍加倚重的逻辑。         

         这逻辑在腥风血雨、惊涛骇浪中，从我们心底隆起，挺立成千丈高峰，万仞绝壁。这是历史的崇山峻岭，精神的崇山峻岭，它见证了我们灵魂的受难、洗礼、新生和成长。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每个人血脉相连，汇成民族的生命之河，由这里出发，将浩浩荡荡，奔涌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