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汉族的?什么又是中国的?读两宋史

西方关于“民族国家”形成与“近代历史进程”的理论,曾经被我们不加分别地接受。

其实这一理论有西欧特别的背景,而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的解读方式,宋代“中国”意识的形成就是一个例子;同时,我们的视野不必局限在历史学家通常使用的资料范围中,宋代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现象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宋代"中国"意识的形成。  

第一个例子来自诗歌史。在唐代诗歌中也有大量关于中外战争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被称作“边塞诗”,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些唐人的边塞作品中,无论倾向战还是倾向和,政治立场并没有绝对的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异。

可是在宋代,坚持主战成了士大夫中唯一“政治正确”的立场,宋代对异族和异国的警惕,使得“爱国”主题真正占据了文学主流。立足“中国”和讨伐“番胡”的立场,在宋代诗歌中似乎成了唯一的正义。第二个例子来自小说史。

研究小说史的人注意到,唐宋传奇虽然常常被算在一起,但是唐宋小说却大不一样,如三国故事大量产生于宋代,这并不一定仅仅因为宋代有城市、有瓦子,有《东京梦华景》说的“霍四究说三分”,其实,自从欧阳修等讨论正统问题以来,这个“正闺”的话题下面,就隐藏了宋代文人对于国家的焦虑,为什么是蜀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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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之东京梦华

为什么不是曹魏?这背后其实是为什么是大宋,而不是辽夏的问题。特别是南宋,那么多人讨论,而且都几乎一致地帝蜀寇魏。当宋代人再度强力肯定了蜀汉的历史正统位置,即使从金到元外族当政,一艇思想世界还都是这种观念占了上凤,而且左右了后来所有关于三国的小说、戏曲和讲书的感情向背,这表明了思想史上已经确立了关于“中国”与“正统”的观念。

第三个例子来自宋元之际的知识分子历史。尽管古代已经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等,但是,无论是秦汉、汉魏、隋唐还是唐宋之间,都不大有成为文化群体的“遗民”,也不太会有坚持民族传统本位的理念,更不曾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普遍现象和成为关于“道统”的普遍思想,但是在宋元易代之际,知识分子中“遗民”群体的出现和“道统”意识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尽管在他们心目中,“王朝”与“国家”始终没有分得很清楚,而“道统”与“政统”也始终纠缠在一起,但是,毕竟“中国”在“外国”的环绕下凸显出自己的空间也划定了有限的边界,从而在观念上开始成为一个“国家”,“汉文明”在“异文明”的压迫下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与清晰的历史,从而在意识上形成了“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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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到了南宋,“中国”已经从八尺大床变成三尺行军床了。在不同政权的控制区域内,不止是服装,文化、语言、习俗都开始出现了差异,本来是同一王朝下的同一民族,在异族控制下却成了异国异俗,那里的人们或许还有一些历史记忆。但是,历史记忆会随着时间渐渐消失,连原同属宋朝的相州人看见使者,也“指使人曰:‘此中华佛国人也'”,虽有钦慕之色,但言下之意,自己却已经是另一国人了。

残酷的现实毕竟比传统的观念更能移人心神,这让到北方出使的人感到相当震惊。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那个时候,也许人们的观念世界里面,中国还不是后来那个多民族共同体的“中国”,但是,渐渐也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以我为中心藐视四夷的“天下”了。

这个汉族中国,在越来越变得庞大的四夷的压迫下,显出中国有限的边界和存在的紧张来。

在关于"中国"的各种观念和话题里面,我们很可以看到当时人的感受、焦虑、紧张、情绪,而这些感受、焦虑、紧张、情绪所呈现的一般思想世界,就成了精英观念和经典思想的一个背景与平台,使他们总是在试图证明“中国(宋王国)”的正统性和“文明(汉族文化)”的合理性,而这种观念恰恰就成了近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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