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报效祖国的动人事迹

1971年我第一次到驻法国使馆工作，在当年为旅法华侨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一位中年中国男子带着他的法国妻子及一双儿女特别引人注目。经使馆老同志介绍，才知道他是王洲博士，在法国科技部门工作。后来，因我在领事部工作，与王洲一家有了更多的接触，对王洲先生有了更多了解。

王先生1931年出生在海南文昌，1938年随父母来到越南西贡，在西堤华侨中学就读。校长是进步人士，老师大多是共产党员。受老师影响，王洲心里逐步树立起救国报国的信念。1950年，他到法国巴黎勤工俭学，在巴黎大学攻读液体力学专业。在校期间，他参加了巴黎中国学生会，担任文娱负责人。

1964年，王洲获巴黎国立技工学院热工程学位，1965年获巴黎大学高等液体与空气动力学硕士学位，后又获得巴黎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之后王洲参加法国核能科研开发工作，担任高级工程师，为法国核工业的研发和设计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巴黎还建立了幸福的家庭，育有一子一女。夫人是瑞典人，祖籍俄罗斯。王洲给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王英梨。王英梨女士与王志同道合，很支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此时，王洲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美满，生活舒适优越，但是他并不满足，总想回国报效祖国。因王洲是尖端科技人才，法国有关部门对他非常重视，希望他加入法国国籍。王洲为了能回国工作，千方百计婉拒法方的要求，坚持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70年代初，王洲多次向使馆提出回国工作的申请。经有关部门同意，王洲利用到国内旅游探亲的机会联系国内接收单位。当时国内仍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横行，知识分子、科技人才遭批判、迫害，因此他未能找到接收单位。

1998年8月，我第二次到驻法国使馆领事部工作，在国庆招待会见到王英梨女士和她的儿子、女儿，但未见到王洲先生，经询问得知他已于1982年只身一人回国，在清华大学工作。8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物质生活条件较差，生活必须品凭票供应。王洲每月工资只有293元，只及其在法国工资的3%，可他从来不在乎薪酬，而是一心扑在中国的核电事业上。

王英梨女士不仅支持丈夫回国工作，本人也积极从事对华友好工作。她曾任法国巴黎大区比瑞市副市长，1992年代表比瑞、绪、依维特三市市长访问北京海淀区，签订了《中国北京海淀区与法国巴黎大区比瑞、绪、依维特三市友好交往意向书》，并邀请海淀区政府代表团访法。1993年10月，海淀区政府代表团访法，与上述三市政府就经济、技术领域的合作广泛交换意见，形成共识。她卸任副市长后，与志同道合者成立巴黎法中友协，继续从事法中友好工作。2000年春节，巴黎法中友协在比瑞市举行欢度中国春节活动，我也受邀参加，亲身感受到她对中国的友好情意。

2001年，王英梨女士邀请我与领事部同事到她家作客，给我们讲述了不少往事。她说，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王洲就想回国工作，但他从事的工作属法国尖端行业，法有关部门多方劝阻。最后，王英梨女士利用陪丈夫到比利时旅游的机会，掩护王洲只身回国工作。为此，王洲一家承受了相应后果。王洲回国后，其法国10年有效长期居留证被吊销，两个孩子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上大学读书专业受到限制。

直到10多年后，法国社会党执政，王英梨女士利用与该党人士的关系，为王洲重新办理了法国10年有效长期居留证，才使他能方便赴法探亲。当时王英梨女士身体不好，子女又不在身边，与丈夫长期分居，确实有不少困难。但她表示，为了支持新中国的建设和丈夫的事业，尽管自己牺牲了不少，但无怨无悔。

2003年6月我离开法国去非洲工作到退休回国，虽无机会再与她们夫妇相见，但我一直留意有关他们的消息。后来得知，在王洲先生的主持下，中国快中子增殖堆开始建设，并于2011年7月21日建成、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在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技术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七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现在中国的核电技术已走在世界的前列，王洲先生功不可没，王英梨女士的支持也至关重要。我从内心向他们夫妇表示敬意并祝他们健康长寿。

汪漱芬女士祖籍上海，1947年到欧洲留学，在法国、意大利专修声学，曾在米兰歌剧院和巴黎歌剧院演出，赢得不少赞誉。她本可留在欧洲继续深造，但新中国的成立使她义无反顾地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她被安排到兰州师范大学声学系从事教育工作，从此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后因声带受损于1963年赴法国就医，但因耽误太久而无法恢复，从此她终止了歌唱生涯，改行从事建筑业和餐饮业。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使馆领事部工作时她在巴黎一家中餐馆当经理。那时她已结婚，丈夫是在法国任建筑师的西班牙人。她常来领事部拜访，我曾多次接待她，她也带丈夫来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

1998年我重返使馆领事部工作就打听汪漱芬女士的情况。汪女士作为上海籍人，牵头成立了法国上海华侨联谊会并任第一、第二届会长，卸任后任该会名誉会长。1992年，她联络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法国华侨教育基金会，致力于中国教育扶贫事业。她多次到国内考察，选定四川、重庆贫困地区作为帮扶对象，筹资举办“希望工程”。截止1999年，该会共建成8所希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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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漱芬在法国并不是富人，也没有祖上留下的财富，有的只是一颗善良的爱心。为了支持基金会，她拿出多年的积蓄，变卖了张大千先生送给她作为结婚贺礼的墨宝和自己心爱的名贵首饰。现她年岁已高，身体又有病，已很少出门。2000年的一天，她丈夫驾车陪她来领事部，她对我说：“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时间不等人。我要把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资金都用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儿童。希望在有生之年还能建几所希望学校。”之后，她还来过领事部和我谈她的教育扶贫工作。她说丈夫很支持她的工作，商定租房子住，将在法国的住宅变卖用于希望工程。当听到她上述这番话，顿时令我肃然起敬，我只有再三要她保重身体，祝她健康长寿。

2003年6月我离开法国到喀麦隆工作，仍通过媒体关注汪漱芬女士的情况，获悉法国华侨教育基金会又先后在中国内地捐建了6所希望学校。2006年8月底，我在驻杜阿拉领馆办公时，从网上获悉汪漱芬女士已于8月27日在巴黎去世的消息，心情很沉重，为失去这样一位心系中国扶贫教育事业的老侨领而惋惜。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祝汪漱芬女士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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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吴永清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