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噪音,日常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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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次,傅岳被楼上“砰”一声巨响吵醒了。他看了下时间,已经快要凌晨一点。白天里那种眩晕、胸口发闷的感觉又回来了。他气得呼吸急促,飞快起身冲进厨房,随手抄起一把菜刀,决心上楼跟制造噪音的邻居拼了。

  刚出家门,傅岳突然停下来,他想:“我是坐电梯上去呢?还是走没有监控的楼梯?”十来秒后,随着理智慢慢恢复,他开始为刚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冲动感到后怕,身体不受控制地发抖。

  和楼上邻居因为噪音发生冲突三个月以来,傅岳曾无数次冒出过类似的危险念头,这是离出事最近的一次。

  傅岳985高校毕业,工作几年后,在苏州攒钱付了首付,然后结婚、生子。在旁人眼中,他一向体面、情绪稳定,而让他一反常态,出现文中最开始失控行为的源头,是楼上住户不定时发出的噪音。

  楼上100平的房子住了六口人,两个老人,两个青年,两个小孩。傅岳时常听到小孩在地上跑跳,从晚上七八点持续到十一二点睡觉为止;大人发出鼓捣东西的声音,像是在打扫卫生;老人的动静则集中在早晨,买完菜做早饭的时候。

  在长期噪音的侵扰下,傅岳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一天晚上,他一听到楼上的“哐当”声,站到床上,对着头顶的天花板一顿锤,手关节流的血顺着手臂溅到床单上,疼了好几天。尽管那声音并不大,但他已经习惯第一时间跌入厌恶、抓狂的情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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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楼上邻居看来,傅岳有点小题大做了,邻居说:“你耳朵这么敏感,肯定有问题,是不是对我家有什么目的?”妻子也劝:”商品房多多少少会有点声音。”

  “小题大做”,受邻里噪音困扰的人常被这样指责。在偌大城市里,马路的车流声、基建装修的“轰鸣”声、广场舞音响、甚至空调外机运行的“嗡嗡”声,都足以掩盖这些微小、隐秘而持续的邻里噪音。

  事实上,邻里噪音很常见。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兴房地产建设,完成了从“筒子楼”、“单元楼”到商品房的更迭。如今,城市楼房往往多而密,比如广东城中村的一些握手楼,两户窗的距离甚至不到半米。

  老一辈人和街坊有多年的感情基础,包容性和意愿更强,但在那些新社区里,陌生人从天南海北汇到一起,生活习惯的不同,会将楼上楼下迅速分化为不同阵营。即使搬家,也难以确保下一任邻居就能合乎心意。

  据2020年“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台”数据显示,全年群众举报共44.1万件,其中,噪音扰民问题占比41.2%,仅次于大气污染。

  医学显示,长期接触噪音会导致噪音焦虑,造成失眠、抑郁和神经衰弱。不少人因此性格大变,和邻居大打出手。裁判文书网上,与“噪音”有关的文书高达43240篇。

  然而,这个群体鲜少被关注,更缺乏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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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岳多次上门沟通、给小孩送上水彩笔、遥控汽车,直到楼上觉得过意不去,两人开始聊起教育、吐槽物业,慢慢有了邻居的样子。这个过程,他花了一年。

  傅岳调解完矛盾8个月后,中国的另一端,刘国强的故事走到尾声。他和楼上长达3年的噪音拉锯战,最终以他被判了一年半结束。

  刘国强是个年轻小伙,从2016年开始饱受楼上邻居的噪音折磨,投诉、报警、调解……通通没用。一些噪友在群里安利震楼器,刘国强花600多块钱买了一个。卖家跟他说:“我保证你用几天,楼上肯定不吵了!”

  震楼器是一种震动马达,使用者希望通过用其制造噪音,让邻居体验到等量的痛苦,从而达到一种威慑平衡。在邻里噪音的战争中,它常被视为最有效的反击手段之一。

  当晚,刘国强戴上耳塞就睡,把震楼器支在天花板上,开了一整晚。第二天,楼上果真收敛了许多,没几天就主动上门求和。看着之前一直挑衅的邻居突然服软,刘国强很满意,很快停用了震楼器。

  没想到一个月后,楼上突然又闹起了大动静。有人分析,这是经典的“敌疲我扰”战术,在对方放松戒备时突然反击,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刘国强每天上班都魂不守舍,满心都想着怎么对付楼上,经常划拉手机屏幕,不停地刷着QQ群友们和邻居斗智斗勇的事迹。他们的反击提议越来越激进,甚至有人开始直播砸邻居家门。

  群友们一波波对邻居的言语讨伐,给刘国强壮了胆。刘国强心想:忍了这么久,是得给楼上点颜色看看了。他用502胶水堵了楼上的门,楼上也不甘示弱,从阳台往下泼水,“正好”洒在刘国强家晾的衣服上。局面越来越僵。

  出事那天,楼上男人叫嚣:“有本事今天你就把我打死!”换在以往,这事儿多半吵吵完就各回各家,继续明争暗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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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天,刘国强不知道哪里来的怒气。他一把将邻居抱起来,从半层楼梯上摔下,瞅着邻居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撞破的头往外汩汩冒血,刘国强慌了。

  邻居的伤势比刘国强估计得严重,因为伤到了脑部,对方可能变成植物人。刘国强因此被法院判刑一年半。

  在这场噪音战争中,所有人都输了。

  像刘国强这样对噪音制造者实施激烈反击的人,终究是少数。通常,人们在遇到邻里噪音时,有两条路径,一是私了:通过物业、社区街道、邻居沟通调解;二是求助公权力:报警、起诉。

  邻里噪音类型很广,比如蹦跳或走动、开关门窗、敲击和锯东西、拖动桌椅和家具、电视乐器等发出的噪音,大多发生在上下楼层之间,难以界定和取证。现有法律,也多是围绕交通、施工噪音施行。

  我国住宅噪声标准是白天不能超过55分贝,晚上低于45分贝。而一个28公斤的儿童从沙发上跳到地面,瞬时噪音就可能高达60分贝。

  当这两种努力都落空后,人们才会考虑反击或搬家。然而房价高企,大部分人都不具备随时搬家的能力。于是,如何合理反击,在无休止的斗智斗勇中夺回短暂的安宁,就成了这个群体做梦都在思考的问题。

  傅岳也曾加购过震楼器,那东西在他购物车里静静躺了三个月,还是被他删除了。傅岳说,如果不是家人劝阻,他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刘国强。

  2019年,傅岳的噪音纠纷解决后,业余时间开始运营“安静之家”的公号和微信社群。人对噪音的感知不同,别人很难和他们共情,甚至经常被指摘“矫情”、“敏感”。只有在抱团的社群中,傅岳和群友才会摆脱现实世界中的那种异类感。

  这些全国各地受噪音折磨的人,在互联网上化成了一个个昵称,大多跟“楼上”“噪音”“反击”这些字眼有关。咒骂和幻想反击,构成了群里的主要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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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六点多,周小琴下班回家,缩着脖子轻手轻脚地开门,比做贼还要小心翼翼。进了自己家后也不敢开灯,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玩手机,黑暗中,手机的微光照亮了她的脸。

  周小琴面对的问题比傅岳更棘手。傅岳的楼上邻居是无意识影响到别人,而周小琴的楼上昼夜不休地制造噪音,纯是出于恶意报复。

  刚搬进杭州新居的半年里,周小琴从没被噪音困扰,直到她家楼上邻居怀疑水管是被周小琴家堵的。物业检查后证明,水管堵了是因为楼上洗衣服时没掏干净,在业主群里提了一嘴这事。兴许是觉得没有面子,自那之后,一场长达3年的报复开始了。

  只要周小琴开灯,楼上的“交响乐”就吵闹不停。跳绳、拖家具、马桶冲水、往地上砸铁球……“乒乒乓乓”的动静能从晚上六点多持续到凌晨,不论周小琴躲到哪个房间,都不得安宁。

  楼上是自由职业,吵闹到凌晨四点是常事。周小琴求助于社区,社区只是打电话给对方口头教育,没有任何作用。

  周小琴不是没有努力过,送水果、发红包、请吃饭,楼上邻居每回刚接受礼物时会消停几天,但很快又恢复原样。

  周小琴上门沟通,楼上把门开了一道小缝,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以后别来我们家了。”周小琴再要说的时候,对方开始破口大骂:“谁让你之前把我家水管堵了!”此时,距离堵水管的事情过去了两年。

  有一次,楼上邻居砸完地板,两人在路上遇到了,他看着周小琴得意地笑。周小琴盯着他,骂了一句脏话。楼上邻居笑容凝住,转身走了。当晚,铁球砸地板的声音变本加厉了。

  那段时间,周小琴的丈夫晚上睡不好,白天开车上班时出了车祸,修车花了一万多,不敢再上路。周小琴自己也整夜睡不着,头发大把掉,记忆力下降,上班经常迟到,屡次被领导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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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不喜欢周小琴老提噪音的事,劝她把注意力放别的地方。周小琴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劲,只要有一丁点声音,整个人就会绷紧。她去医院看病,确诊是抑郁症,每月吃药花销三四千。

  距离周小琴1000公里外的张果在河北,同样饱受噪音困扰。

  张果备孕了一年多,去医院光检查费就花了小一万。医生说,夫妻俩生理上很健康,就是心理太焦虑了。

  今年上半年,周小琴搬到同小区的群租房后,生活恢复了宁静。只是,噪音脱敏并非一蹴而就,她想起过去还是会哭。

  她想过换房子,但第一套房的贷款至今都没还完,只是偶尔约中介看看房,提前感受那种快乐。那些房子无一例外,都是顶楼。

  和周小琴的隐忍不同,30岁的张果更相信以暴制暴。

  疫情期间,张果待在家里,天天听着楼上小孩3D立体式环绕的声音。她在业主群和楼上协商,对方说:“谁家还没点动静了?以后你有了孩子也一样。”

  张果瞪大眼睛:我家孩子怎么可能跟这种人一样?她希望楼上邻居在地上铺些泡沫垫子,减少噪音,但邻居就是不愿意。张果找了好几次社区居委会,后者都以有孩子为由不处理。

  踹门是张果爸爸在另一个小区采取的措施,比张果好声好气央求和找居委会都有用。张果爸爸人高马大,长得“很像黑社会”,好声好气和他楼上沟通过几次,在楼上租户黑着脸表示“孩子本来就爱玩,这是我家你管不着”之后,他直接上楼踹门,踹走了好几家带孩子的租户,并跟房东放话:“以后再租给带孩子的,来一家赶走一家。”

  “我爸耳朵不好使了,但还是被逼到这份儿上。”张果也想冲上楼踹几脚,但被丈夫拉住了。

  张果丈夫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知道,邻里噪音纠纷,警察不一定会逮人,但上楼踹门,会。

  总之,张果一年半的挣扎并没有等来好结果。她决定搬家,最近在看一套独栋的房子。

  张果所在地房价均价一万四五,换房尚有余力。但傅岳遇到的北京群友则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大多北漂多年,攒了很久首付,终于买了一套中小户型的房子,结果遇到了邻里噪音问题。

  2009年,傅岳刚开始工作,听到的最多的消息是哪里的房子已经抢完。他曾目睹过用麻袋取钱去交首付款的人。有人告诉他,关于中国房价“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在房价上涨的黄金时代,房子质量差一点,隔音不达标,只要能赶上买房都不重要。

  傅岳做过相关调查发现,邻里噪音跟房价、地段、楼盘、小区高不高档没有直接关系。去年五月份,上海陆家嘴的几个朋友也集中反映了遇到邻里噪音问题,“你想啊,那儿的房价多少啊?”

  那邻里噪音跟什么有关呢?跟人群、行业、素质有关。外来人口多的城市,如北上广深,邻里噪音最严重,尤其是学区房,学区房邻居经常能听到小孩哭闹、大人吵架的声音,群里有个姑娘,听楼上从一胎蹦到二胎,晚上永远都是鸡飞狗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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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岳们不是没想过报警。当私下调解、投诉、沟通的渠道一一被堵死后,他们将所有希望倾注在了报警和起诉上。

  张果报过三次警。第一次是在疫情期间,民警无法出警,只能帮张果打电话给楼上房东,让他劝一下租客,情况照旧。

  第二次报警,警察出警了,还是上一次那个警察,问她:“你不之前报过警吗?怎么又报?”张果叹气说:“问题不解决,只能再次报警。”警察上楼让对方管一管孩子,转身让张果签完字,走了。

  最后一次是邻居报的警。

  那天早上,张果和楼上邻居在电梯里狭路相逢,张果瞪了她一眼,楼上见状,小声念叨:“有毛病。”张果回嘴:“上梁不正下梁歪,扰民还有理了?”两人的声量一个比一个大,楼上开始用手指她,这恰好是张果最讨厌的事情。张果怒火中烧,推了她一把。

  对方马上拿起电话报警,张果没理她,翻了个白眼就自顾自上班去了,前脚刚到单位就被警察传唤。噪音扰民的事,警察让张果去法院起诉。

  张果丈夫问了事务所里的其他律师,说法基本都是:全国目前还没有一例生活噪音胜诉的案件,法官是很难参考的,就算是胜诉了,也没有实质性的惩罚,所以无解。

  报警十几次无果后,周小琴决定起诉。


  她到法院现场咨询,屏住呼吸,听到的是这样的话:“建议不要过来打官司,就算最后赢了,楼上还吵,你还是得报警。”

  律师也不建议她打官司,“律师完全代理是八千块钱,打官司花的钱可比打官司赢赔得的钱多。”

  周小琴苦笑,给了律师五百块钱咨询费,离开了。

  一位经手过类似案件的方律师告诉字母榜&直面派:“如果是邻居的声音太吵,处理会比较麻烦。一方面是取证困难,另一方面是诉讼结束,执行起来也有很大障碍。取证难以证明是哪一家发出的声音,什么时候发出的,是否超过分贝;执行上,如果碰到不讲理的,就是不按照法院判决去做,执行法官也很难对他采取什么措施,最严重的可能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关于噪音,国内没有这个先例,适用的可能性不大。”

  像张果和周小琴那样,一次次报警,在多方周旋中慢慢消耗掉希望的人,社群里一抓一大把。苦恼之下,有些群友甚至提出要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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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国家法律规定,楼层噪音是危害公共环境的行为。

  以美国为例,他们官方督查组会在公寓楼一米处测声,超过45分贝就会被禁止,哪怕是狗叫也不能超过3分钟。一旦有人投诉,督查组就会带着检测仪器赶到现场测试分贝,违规超过3次的人,会被处以525美元~2625美元罚款,当场开罚单。

  韩国在2014年实施了《共同住宅楼层间噪音标准规定》,明确了噪音类型:蹦跳或走动发生的噪音;开关门窗发出的噪音;敲击和锯东西发出的噪音;拖动桌椅和家具发出的噪音;健身器材等运动器械发出的噪音;电视、收音机、乐器等发出的噪音,除了下水道。

  噪音标准是日间57分贝,夜间52分贝;对于1分钟内持续噪音的标准为:日间43分贝,夜间38分贝。一周超过3次超标,就属于违法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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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除《环境基本法》外,还有《轻犯罪法》,这是独立于刑法之外的存在,专门约束那些道德层面上的行为,给予了警察更多的执法弹性。比如,插队罪、尾随罪、妨碍安静罪,可能被处以1日以上30日以下的拘留,或1000日元以上1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知乎上有个用户在日本遭遇了邻里噪音纠纷。

  他租的是日本普遍的木造房屋,隔音本就不好,但第一年没有任何问题。第二年,楼上来了新住户,动静明显比第一年大很多,晚上还经常响起生命大和谐的声音。他不堪其扰,打了日本110。

  10分钟后,到了三名警察,但楼上不开门,警察也没办法,留了他的联系方式隔天沟通,并说:“如果对方过后再制造噪音,你可以再次报警。”当晚,楼上安静了。

  第二天上午,警察跟他反馈,已经让楼上到派出所说明情况,调查后会再联系他。下午,房东那边也来电话,先是道歉,说:“楼上是刚搬过来的外地年轻人”,附近邻居也受到他们影响,已经责令他当天搬家了,并表示之后会登门拜访。傍晚,警察来电,调查情况和房东说的差不多,他们会对楼上住户保持关注,定期询问那个人的工作情况和居住地址。末了提醒他,不要在这里租太便宜的房子。

  中国目前使用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是1997年施行的,对于邻里噪音的类型、规定、处罚尚没有明确的条款。

  为数不多关于生活噪音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傅岳指出,中国参考国外的《噪音法》意义不大。

  首先,国外地广人稀,而中国的房子太密集了,住宅压力不是一个量级。第二,隔音标准不一样,中国住宅楼板标准厚度是80mm到120mm,日本过去是150mm,现在又调高到200mm。第三,国外法律是健全一些,但是执行起来也有很多问题,只是,比如日本的国民性,他们的文化里,“管好自己,不影响别人”更有助噪音的沟通。

  所以,各国的噪音法条并不具有普适性,还是需要中国自身加快邻里噪音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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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95后李小雨的家乡,邻里噪音被一些传统思想浓厚的居民认为是“声煞”,是犯小人,需要专门的符文去解,很多人会在自家门口贴诅咒符。

  李小雨和母亲一起住在县城的老房子里。板楼太老了,没有物业,隔音糟糕。楼上房东是一名老师,将房子租给了夜店混混,后者经常半夜开Party、喝酒打牌。李小雨跟房东协商了五个月都没有结果。

  有天晚上,李小雨站在一楼阳台窗户边,窗子装了钢化纱窗,外面的人没法看到里面。她看到混混用非常恐怖的眼神盯着她们家,和旁边的人比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尽管她知道他们看不到她,但还是生生被吓退了一步。

  房东说:“你的死活关我什么事儿?我不可能不租房子,除非你给我两千块。”李小雨去报警后,反而被楼上老师找的混混威胁,生了一场大病。

  李小雨和母亲张罗了一场法事,花了好几万块钱。没有效果。

  李小雨崩溃了,给楼上老师发了短信,说要去学校大闹一场,才把他约出来。“如果不处理,我就直播跳河。”很快,楼上老师就把房子卖了,新租户是一个安静的大叔。

  即使楼上混混已经搬走半年了,李小雨在路上看到跟楼上混混发型相似的人,还是会下意识觉得那人会害她。“要是那人敢往我身边靠,我绝对能立刻跳起来把刀掏出来!”

  傅岳遇到怀着6个月身孕,被楼上诅咒孩子是脑瘫的女人;遇到有人贷款100万换房;遇到有姑娘的父亲间接因噪音的影响去世,设灵堂期间,楼上依然在跺脚报复;遇到有人写下“我想像梵高一样割去耳朵”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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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背后,都是一个因噪音,更确切地说,是因为邻居的拒绝沟通而破碎的家庭。他们在求助中的呐喊、沉沦,他人难以拯救,像医生面对绝症患者,只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61岁的康爷爷是个老兵。3年前,他因为邻里噪音,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在战场上痛失战友的画面,炮火轰鸣和冲锋号的声音。他身上的弹孔早已被时间愈合,但战争遗留下来的PTSD还如影随形。

  老街坊都走了,每当楼上的小年轻夜里打游戏,“噼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传到他耳中时,寂寞就尾随而来。但他已经一把年纪,很多事情也不想搞明白了。

  他不会上网,就将自己和噪音斗争的种种细节手写下来,托女儿发给安静之家,作为一种告别,然后把老房子卖给了一对做美发的小夫妻。傅岳也不知道最后他去了哪里。

  在看房期间,张果学会了自嘲,她在朋友圈发:楼上轰隆了一整天,体力杠杠的,下一届铁人三项没楼上我不看。 

  去年,傅岳遇到物业经理,经理曾经调解过他的矛盾。他问:“你楼上这两天一直在投诉他楼上的噪音,你知道这事儿吗?”傅岳这才知道,原来楼上邻居也开始跟他的楼上斡旋了。唯一不同的是,傅岳的楼上有两个小孩,而楼上的楼上是3个。

  “安静之家”社群里,人数变动是常事。不断地有人进群,为找到组织雀跃,也有人想重新开始,不再被噪音裹挟,他们和傅岳道完感谢后默默退群,删除了所有联系方式。

  群聊依然热火朝天,他们在讨论什么样的音响反击更加有效。这时,一个顶着孩子头像的人连着发了3条消息,最后一条是,“我今天非要给她点颜色看看。”

  (本文中刘国强、周小琴、李小雨、康爷爷、张果为化名)

【直面派】原文 -- 讲述值得讲述的真实故事,直面生活、命运和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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