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民工“更名”，不如提高劳动者保障

最近“人大代表建议倡导媒体不使用“农民工”等语言，深圳人社局回应”一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据悉，有人大代表向深圳市人社局建议：“政府倡导各方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让业者有尊严，并出台政策，提高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者政府主导评分积分体系权重。”深圳人社局的答复为：“经核查，目前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主要媒体在报道中对‘农民工’群体仍然使用‘农民工’表述。2019年12月4日国务院第73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也采纳了‘农民工’表述。对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标中央主要媒体报道，我市虽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但也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并指导督促本地媒体加大对来深建设者宣传力度。”

对于此事，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农民工”一词是否有歧视性含义。严格来说，“农民工”一词只是对这一群体身份的客观描述，百度百科对“农民工”一词的定义为：“户籍地在乡村，进入城区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常住地在城区，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可见这只是个中性词。

然而，一个中性的词汇，在使用上可能会因为被指代对象的实际状况而产生超出这个词语本身以外的含义。比如我国在历史上曾被称为“支那”，“支那”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chini”，据说是来自“秦”的音译，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以后，要把佛经译为汉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译把chini就翻译成“支那”。由于在古代，我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因此“支那”一词往往带有几分尊崇之意。到了清朝末年，反清革命志士为了与清政府划清界限，也常以“支那人”自称，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还专门创办了革命报刊《二十世纪之支那》。只是伴随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日本以支那称呼中国渐渐带有了胜利者对失败者的蔑视之意，国人感受到了这份侮辱，因此开始对“支那”一词反感起来。1930年，国民政府训示外交部∶今后凡载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

从“支那”一词内涵的演变可见，一个中性词，其是带褒义还是贬义，与这个词本身无关，而跟其指代的对象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有关。

提起农民工，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灰尘漫天的建筑工地，混着汗渍粉尘的衣着，令人同情的讨薪横幅还是春运期间被大包小包压弯了腰的五六十岁中老年人？总之，是弱小的、辛苦的、脏兮兮的、可怜的底层形象。他们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在繁华的大城市里有着深刻的自卑，不仅生活环境相对恶劣，甚至工作内容也非常危险，并且老板还往往不愿意为他们买社保。这类弱势群体，在受着体面人的同情的同时，也受着无形的鄙夷。他们所从事的工地、外卖、煤矿、搬运、维修、流水线被世俗认为是没出息的活。孩子，包括农民工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被教育不要成为从事这些辛苦卑微行业的人，哪怕有些农民工的收入远比在干净宽敞写字楼里996的白领们要高得多。

正由于“农民工”一词蕴含着新时代无产者们那么多沉重、痛苦、麻木的经历，所以在精英眼里，在那些体面人眼里，“农民工”已经成为卑贱的代名词。他们害怕这个兼具了工人、农民双重身份的字眼刺痛了他们眼中底层人的自尊，引起不满，从而破坏了他们生活的安宁，便绞尽脑汁地去创造更温馨、更高尚的词汇来粉饰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不堪。可是无论给农民工们换上怎样高雅的代名词，他们还是那群在老家种庄稼已经养不活自己而不得不来城市卖苦力的农民，还是在风吹日晒中挥汗如雨、满身疲惫的工人，还是受了老板欺负敢怒不敢言不知该怎么维权的讨薪人。

不给他们提高劳动保障，不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更多的上学机会，不给他们的老家创造更多的希望，换再多的好听的代名词，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地变成“歧视性”语言。毕竟童话代替不了现实，人间还是那个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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