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荣光 刘家俊 |​ 在生态灾难面前，人类将何以自处？

汤荣光｜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

刘家俊｜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生态灾难交付哲学领域探讨的命题非常沉重。哲学历来有着深刻把握社会变革力量的作用，但其变革力量如何破茧而出，进而给出化解生态灾难的理论良方，业已成为人们的恒久期待。哲学作为基础理论学科和思维范型，似乎与评价生态灾难保持着一定距离。上述现象恰恰与社会科学其他门类接踵而至、此起彼伏的聚讼纷争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人们很难接纳哲学对这种表象世界的绝缘状态。哲学领域一如既往的缄默，是否表明哲学自身存在方式正经历的变迁，是否预示学科本质在其解释力方面的消解？即便某种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会招致更多的商酌和挞伐，也丝毫不能掩盖生态灾难哲学理路探寻的命题。概言之，从哲学之维考释生态灾难尤显急迫。

哲学把握生态灾难的历史阈限

哲学与生态灾难是否存在着天然沟壑？面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冲突、调适、和解，哲学并不缺乏批判式、内省式、实践式把握世界的禀赋。恰如亚里士多德所作的论断“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可以溯源于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哲学在思维领域解开生态灾难之谜，何尝不是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研究的开端和继起？然而生态灾难的历史书写，几乎遗失了哲学与生态灾难两者关系的篇目。在哲学理性把握世界和人境况的历程中，生态灾难进入哲学领域的步伐显得迟缓而乏力。当人类庆祝对自然的胜利之时，也就是自然对人类惩罚的开始。自然的惩戒以及生态灾难的不期而遇，无疑提供了伦理反思、道德评估以及社会关系重构的机会。

问题的沉积使得掌握这种机会成为可能。不妨尝试从生态灾难的显性和隐性特征加以研析。人类与生态灾难的关系这一命题，可从人与自然关系建构中去理解。智者学派普罗泰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彰显了人相对于自然的独立性，从泰勒斯“水是万物的本原”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古希腊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人与自然对立的属性逐渐显现。被誉为“向现代自然观转变”枢纽的黑格尔，认为在人类利益面前，“对自然的实践态度一般是由利己的欲望决定的”，由此论证“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的观点。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活动“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这种超越其他物种的能力最终“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一方面，生态灾难的现象化表述提供了这样的思考样式，即生态灾难恰似装满社会悲剧的容器，酿制出经济疲乏、局势动荡乃至社会心理告匮的苦果。作为自然灾害中独特而微小的分支，生态灾难指向心灵的追思，引发思维的震颤，丝毫不逊于灾难家族中的任何一员。另一方面，生态灾难在思维领域延续则表现为更深层次的思索。生态灾难观念化的融聚，或许没有超出感官意义上徒劳的恐惧，或许纠缠于“厄运和明天谁先到来”的预言式拷问已经失去意义，但这并不妨碍人类通过理性思维反省自身的尝试。正是在那里，生态灾难哲学理路考量更显现其历史质素和现实境遇。

哲学开启认识生态灾难的路径在哪里？包括人在内的生物所遭受的灾难性伤害、冲击甚至灭亡，只是生态灾难的过程性表现和结果。苏格拉底认为“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反之，破坏作用的行为则界定为不正义的行为。但不容置疑的是，生态灾难在思维领域提供了人类道义观“淬火”的机会，促使人类在特殊历史境况之中，逆向进行生命价值的锻造和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塑造。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诘问历史的科学并这样解释世界图象：“既有属于自然的东西，又有属于历史的东西。没有自然，就没有活生生的和谐，没有历史，就没有因果的和谐。”长期以来，哲学领域尤其是人类思想的编年史由于受到宗教观、宿命论、经验论的掣肘，生态灾难稀释为社会心理中的恐惧，其危害甚至超过了生态灾难本身。由此击穿人类情感的“软肋”和理智的“疲态”。唯有回到历史以及历史影像，生态灾难沉寂在典籍中的记忆才有可能被激活，生态灾难的哲学之门才有可能不再被尘封。

生态灾难编年史藏匿历史教训的意味。在历史长河中，生态灾难好像并没有沉睡期。以中国古代灾难史为例，2009年出版的8卷本《中国灾害通史》，铺陈先秦至清末数千年发生的主要自然灾害，详尽论述旱涝、冰雹、瘟疫、地震、恶劣天气、病虫等灾难，归纳总结我国古代社会认识和预防生态灾难的思想。又如《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记载，光绪初年“丁戊奇荒”造成“人食人”的惨剧，导致华北饿死人数达1000万以上。生态灾难编年史只要跨出“天灾人祸”这一步，就会发现生态的脆弱和多变乃必然性存在，民族和群体自由性的获得以此为基本条件。试图驾驭和控制这一生存条件的做法，往往会在历史跃迁中回到原点。自然观中蕴藏并反复出现的历史教训，需要交付哲学领域来解答，归根到底需在哲学本体论及其有机构成中作出释疑和评判。

类似的哲学问题交织在自然环境的历史演进之中。生态灾难环境史揭开某种隐秘的悖论。因为在社会生产力低下和科技不发达的历史境遇中，人类能够幸运脱逃对于生态灾难而言只是小概率事件。生态灾难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演，但其历史回溯的意义恰恰在此。在评述美国学者有关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的相关研究时，我国研究者认为回溯环境灾难史亦可发现，“只要人类妄图通过用技术去控制自然，以人类平衡取代自然平衡，那么人与自然的矛盾就必然激化，而自然灾难的发生也可预期”。技术决定论和生态灾难可预见性如影随形，两者构造的悖论为哲学提供了现实命题。

掩盖在局地与多地发生、频发与多发事件以及渐变与突变现象背后的生态灾难，不能仅仅作为教训总结和警示意义的史料备注。南极洲加速“变热”，2020年首次突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20℃气温值，无疑是全球生态系统遭遇巨大挑战的缩影。咸海由于棉花种植和灌溉，上演出棉花浸透海洋的生态灾难，人类的活动正在毁灭550万年的自然湖泊。静观于此，生态灾难没有远离现实。人类耐受力的长期考验，除了有助于经验的养成和积累，还折射出哲学回归生命价值的吁求。

人类积极应对以及有限度克服生态灾难，既涵摄生物种群延续的目的和意义，也蕴含社会制度与灾难抗争的价值旨归。作为认识生态灾难的方式，我们诚然需要量化统计生命和社会财富受损害的程度，但这只是停留在信息发布和史料典籍层面。存疑于此，生态灾难所灭失的现实，不会仅以历史的“真实”存在，仅以震慑和恐惧的场景存在，仅以教训总结的样式存在。因为历史教训的“躯壳”中很难播撒希望的种子。打开生态灾难历史之阀，并非只是提供了安放生态灾难的典籍和场所，思维领域的辨思才能最终显现哲学穿透历史的力量。

生态灾难辨识度及其学科向度

继而需要讨论哲学与生态灾难的关系问题。值得发问的是，哲学独特把握生态灾难方式为何沉寂或冰封于历史之中？是否源于历史视域中生态灾难没有约定俗成的破解定律，还是因为哲学陷入了认识生态灾难的困境？所幸生态灾难伴随自然不可抗力认识的深化，随同现代医学技术和管理手段的革新，已经打开了积压其上的实践谜题。就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而论，生命和生存的意义或许在于创造。就生态灾难而言，生命存续及其价值塑造，又何尝不是苦苦挣扎之后的摆脱。由此辨识和界定生态灾难的尝试从何开端呢？

生态灾难无疑唤醒并提振着人类的反省意识。人类在生态灾难中失去的物质财富甚至是精神生活，如果用单纯的补偿或者胜利作为标注，就极有可能罹患主体意识的间歇性遗忘症，更为严重的情形下还会踏上万劫不复的深渊。雅斯贝尔斯在《悲剧的超越》中抛出这样的论题，认为人类因面临失败而认识自己，“所有这一切都以坚不可摧的秩序和善与恶的鲜明对照为背景”。海德格尔在其注解的“存在的遗忘”背后，认为人才是“存在之澄明”。由此反证了人的主体地位的遭际。更何况，庆幸对生态灾难的胜利，最多也只是欣赏伤痛留下的疤痕。与其说生态灾难辨识度问题，是人类认识水平的累进式发展，不如说这是突破既有历史困扰之后再度面临的思想屏障。存疑于此，哲学领域辨识生态灾难的思维困境不外乎三。

一者，生态灾难提供的是具象化真相。感官形态的真相，筛选并保留着生态灾难时空交汇的在场性。诚如存在论哲学基于本质和先验而具有形而上学的本性，而生存论哲学则突破了理论理性表达的程式转向生活和实践的价值归宿。这就如同《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提出的“未来哲学任务”，即把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现实人间”。倘若延续这样的方向，生态灾难在作出类别化界定之后，只是在不同区域和地点重复着相同类型的主题。生态灾难类型的预设，使得媒介传播的真相和感官真相不断叠加，最终两者出现了场景或者图像的重合。正是这种在场性，湮灭了人类适度避免生态灾难的想象和动力。

二者，生态灾难又表现为观念化实存。观念形态的存在，表征着生态灾难造成的社会疏隔的离散性。无论生态灾难规模和量级大小，人类大抵区分为亲历者（包括罹难者）和远离者。人对自然的控制以及人自身所受奴役表明，“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时空距离使得远离者只能通过信息和历史认识生态灾难。这种观念化实存往往随着时间消逝而递减。因为这种离散性，人类应对生态灾难总是选择偏于保守型的防范。

三者，生态灾难凝结着思辨性的母题。思辨形态的论题，反映生态灾难蕴含的理性判断的复杂性，也拷问着21世纪哲学的根本使命。由此意味着“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从而为人类在新世纪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新的哲学智慧和新的哲学理念”。由于国别、民族乃至社会制度和信仰的差异，生态灾难包括的栖息地人居环境问题，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区域性、局部性事件，进而形成了整体化思维的阻碍。基于这种复杂性，人类只是接受某种残酷现实并残留着生态灾难记忆的片段。

综上观之，哲学领域的生态灾难辨识仍然处于初始状态。如何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至少在生态灾难问题上尚存留未解之谜，存在着生态灾难何以整体确认和评估的复杂论题。即便通过这一命题研究的态势发现，走出生态灾难困境的思维触角初现端倪，但在其路径选择方面，人们界定生态灾难的意识，仅仅萌发并止步于自然科学领域。

管窥生态学意义上的灾难，显然不能沿袭标本式的理解程式，也不能单纯归结为人类经历伤痛的“背书”。灾害学仅仅围绕灾害事件的预防、应对、评估等构建起自身价值取向，并没有形成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的整体认知模态。尤其是在生态灾害学的社会属性问题上，往往因灾害事件的短暂影响而遮盖，造成了哲学的缺席和迟到，亦包含着生态灾害反思的缺失，隐藏着从哲学之维考量生态灾难的密码。

透析历史的灾难和灾难的历史，生态灾难的归因与其说隐含着人类自身反省的成分，毋宁说反映出既有思维的禁锢。就价值情感的直观性而论，似乎存在着舍勒在伦理学意义上的发现，“一个原初的、感受活动对一个对象之物、对价值的自身关系、自身朝向”。在此，不妨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释证。一方面，自然因素导致的生态灾难，诸如地震、水灾、旱灾等，属于自然界和地球自身运动的状态和结果；另一方面，人为因素引发的生态灾难，诸如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种类种群的改变、生物信息系统的损害、生物病毒的防范过失等，归属于人类活动失范和无序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雅斯贝尔斯认为：“由于意识到了现实的丧失，才产生出人类心灵的危机和哲学活动。”这一哲学活动非但无法揭示生态灾难的动因，反而使人们极易遁入“拯救和毁灭”的悖论而难以自拔。21世纪以来，较为突出的臭氧层破坏、土地沙漠化、生物物种锐减、核污染等问题，业已驱动科学技术的创新，拷问着全球治理和社会制度保障的效能，推动着社会伦理、社会心理乃至生态哲学的变革。

究其本质，生态灾难显现出不可抗拒性和隐蔽性。这反映着自然界的破坏力或可称为“异己”和“他者”的力量。犹如梅洛－庞蒂所言，“我”感知意向在“他者”延伸，“看到一种看待世界的熟悉方式”。面对生态灾难，人类对自然的塑造力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维持和延续，科技力量和手段的介入不可或缺，其中也蕴含着人文情愫的张力，抛出了与人类生存和发展休戚与共的沉重话题。尽管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尽其所能地解除或降低了生态灾难的困扰，但在哲学孜孜以求的思维领域，追问和反省生态灾难的通道仍需经历漫长的摸索。

生态灾难之上覆盖的哲学疑难

生态灾难会否带来思维领域的次生灾害？生态之灾与生存之难交织而赓续，始终拷问着哲学在宇宙本体、实践主体、对象化客体诸多方面的应答能力。哲学瞻望人类前行的方向，须臾不可缺少融释包括生态灾难在内的各种侵扰的努力。毋庸讳言，经由时间消弭和放逐的生态灾难如何进入哲学视野，哲学领域如何反映并把握自然和人的关系链条发生的裂变和突变？这无疑是横亘在哲学与生态灾难关系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哲学超越生态灾难之问而获得自身解释力的关键所在。哲学本身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非预言生态灾难的玄想。覆盖在生态灾难之上的哲学疑难，能够提供哪些思维片段和端点呢？

伴随人类交往方式的变革和交往范围的扩大，生态灾难释放频次呈现非确定性增长，甚至覆盖了人类生存的所有空间。生态灾难以不同量级遮蔽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也激起了人类在世界观问题上的共鸣。

生态灾难打破了既有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以较长周期或者瞬时的变化，不断加剧人和自然、人和世界的关系断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认为“自然目的”在于“一物自己是自己的结果（即使在双重意义上），它就是作为自然目的而实存的”。黑格尔则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目的论，主张“让事物听其自然，自由地在其自身规定自己”。就哲学观照世界的角度分析，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与哲学涵摄的世界观，如何作出对生态灾难的思维反应，归根结底还在于确证世界观的应有价值。哲学涵盖人类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并以世界观范畴判别事物发展，其中并不缺乏生态要素的渗入和衍化。生态灾难既是世界观判定的对象，也是促进世界观演进和演化的条件。世界观既是思想认识，也是实践行动，囊括了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在生态灾难引发的人类生存窘境中，相对于道义观、生命观、安全观，世界观以其鲜明实践性展露出伦理意义和先导价值。即使在世界观突破了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谁为第一性的长期对立之后，考证生态灾难会否开启历史倒车之阀的忧虑已成式微之势，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哲学范式却有待重塑，世界观的变革和创新亦有待接续。简言之，这是掩映在生态灾难之中的一道哲学难题。

犹可延伸制度史如何回溯和确认的论题。倘若从制度史认识生态灾难，就会出现哲学研究的分野。生态灾难的起源聚焦在社会制度发展史的层面，则会将生产力范畴所汇集的人和自然的物质内容，转化为生产关系层面人与社会的制度供给和价值诉求。

学理性探讨可以顺承如下脉络。社会制度演化和发展，能否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乃至生态灾难，能否在遭遇生态灾难之时展现社会制度的有序结构及其应对功能，这本身就是历史哲学领域考量的基本论题。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作出阐释，“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由此注解了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原发性的“现代的灾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营构的“未来的景象”无疑是现代灾难的表征。当然，从生产关系体认社会制度只是确立了制度价值及其导向这一前置性条件。回到生态灾难在政治哲学中的制度供应层面，如果援用罗尔斯式的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理论设定，则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解开问题的疑难之处在于，社会正义的理性选择能否以有序的制度结构，保证最弱势的角色得到最好的保护。布坎南将社会制度和共同体问题的探讨，引向了“正义”概念及其由来。社会制度与社会正义的传统命题在生态灾难问题上为何出现了“休止符”，历史哲学领域的思考能否尽如人意呢？由此，似乎沉陷于生态灾难因为人类无知而无解的谜题。综上，哲学仍需回答制度性安排及其历史确证对于消融和制衡生态灾难的作用。

进而是存疑伦理观如何矫正和调适的问题。生态灾难不仅是生命和物质的消损，也是伦理价值的再生。生态灾难命题如果离开了哲学母体，就只能沦为具象化描述灾难图景的工具。哲学忽视了生态要素，就只会蛰居在人和自然之间主客二元的对立之中。

正是在生态灾难缓解或者终止的地方，人类的伦理观念迎来复苏的机会。哲学涵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必然要以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作为实践转化的通道。恩格斯主张统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本身的和解”关系，其前提在于“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然而，传统伦理观保留着阐释道德归依和变迁的理论偏好，常常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行为规范方面踟蹰不前。伦理观的矫正以及重新发现，恰恰是生态灾难度量人类思维的产物。所幸的是，生态伦理嵌入和生态哲学兴起，加之生态灾难频发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促进了哲学自然观向自然伦理观的转变，带来了哲学价值重塑的机缘。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深刻认识到，“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必须被理解、改变甚至颠覆，以便显露出它的实际面目”。人类认识生态灾难的本来面目，构成生活世界的思维意象和图景。如果我们不否认，自然伦理观调整着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关联着从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等视域研判道德现象的哲学探索，其实质就在于承认，哲学对生态灾难的反思与塑造，必然在人和自然维度凸显伦理观的价值意涵。

综上仍可发问，哲学的解释力何以可期？尽管哲学不能完全洞悉生态灾难发生和演变的机理，不能给出生态灾难治理的万全之策，但能够渐趋揭示生态灾难之上的思维疑团。仍需深思的是，除了世界观认同、社会制度安排、伦理价值调整之外，生态灾难能否提供哲学反观自身的更多机会呢？记忆和遗忘的抗争何尝不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呢？保罗·利科就持守着独特的理解方式并认为，“记忆现象和我们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为顽强地抵抗着彻底反思的傲慢”。但愿当生态灾难的现实诉说最终变成劫后余生者的记忆和历史档案的旁白之时，哲学依然能够保留着思辨和思索的机能，继而在思维领域延展生态灾难的致思路径。

哲学检视生态灾难的致思路径

哲学审视生态灾难何以可能？生态灾难蓄积并带给人类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双重挑战。片面化和片段化认识生态灾难所造成的思维困境亟待破除。应对思维领域的诸多风险和挑战，无疑是哲学的使命。生态灾难的化解和规避，既需要革新科学技术的实验室，也需要供应变革力量的思想库。生态灾难为哲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功能作出了清晰区分。瞻望后生态灾难时期，人类关注经济建设的恢复、社会秩序的维护、遇难群体的匡助、社会心理的抚慰，也迫切需要思想力量的再生和哲学的复归。

如何推动人和自然对立统一关系重塑？由此关涉哲学解码生态灾难奥秘与哲学自身功能积聚的问题，哲学与生态灾难是否具有同构性的命题亦蕴藏于此。

首当探问理论释证的基准点问题。人类兼具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双重角色，更是以自然界的产物作为独特标识。恰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明，“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一理论论断表明，人和自然关系的建构并非“两难选择”。在认识论视域塑造人的主体地位，与在实践领域否定对自然的征服，需要特定的前提条件。这一前提条件的解析即在于，肯定人和自然的同一性，促进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统合发展。面对如何化解乃至理性把握哲学对生态灾难的命题，总是隐现着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考量方式。如果把生态灾难作为事物矛盾发展的表现形式，人类必然需要以矛盾斗争性和有序抗争开辟道路，由此蕴含着化解和克服矛盾的终极意义，展现出人类与生态灾难斗争的永恒性和无条件性。

解开思维疑难的任务似乎并未完成。哲学与生态灾难的同构性，乃事物矛盾发展的现实注解。值得反省的是，人类与生态灾难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显然并没有脱离事物矛盾发展的统一体。邓晓芒教授曾针对辩证法的滥觞，阐明对立统一原则与质量互变原则“都只不过是自否定的一种体现”。人类只有体认事物内部相互依存的暂时性和条件性，才能把生态灾难上升为观念认同和理性认识。贺来教授更为关注生命本体的哲学基础，认为“对立统一‘规律’的真实根据只能到人独特的生命存在和生存活动中去寻找”。生态灾难揭示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图景，尽管杂陈着沮丧和悲愤的苦味，其背后也潜藏着人和自然如何统合的关系，潜藏着人和自然关系从割裂到和解的开放性母题。尽管人类和生态灾难的博弈仍将延续，甚而出现“极化”现象，但这样的未来之路仍待掘进。当然哲学重塑人和自然关系，还需要在社会制度层面加以比较和勘正。

如何完善社会制度架构及其治理效能？事物矛盾演化在制度空间中进行，生态灾难检测着社会制度运行机能和宿弊，这无疑也是哲学考量社会制度的界域。

由此从社会制度的变革方式加以说明。生态灾难的破解之道交织着社会制度变革的因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这种变革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富含精确性的变革，即“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如何精准应对生态灾难，就蕴含着这样的物质内容和实践举措。另一种是富含冲突性的变革，即“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变革。涵括哲学在内的特殊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社会制度在精神领域的表现形态。可以说，化解生态灾难的复杂性就隐现在社会制度的矛盾之中，聚合为哲学解释现存冲突的可能性。

故此，可以比较两种社会制度及其价值观的差异。生态灾难对不同社会制度不会作出选择性覆盖，但可以反照出社会制度及其治理效能。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生态灾难，常常会引发社会失序状态，暴露出抽象人性和抽象价值共同体的问题。倘若从资本逻辑审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损益表中，生态灾难通常交由经济损失评估去清算，往往在孱弱生命和经济缺损之间选择后者作为度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全球化生产体系不可避免，造成生态灾难困境也不可避免。阿伦特将之描述为“现代的标志是世界异化”。资本逻辑的延续不断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加剧了人与自然、资本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经历的生态灾难，犹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提供了检验人民利益至上的试金石。生态灾难的化解，愈益彰显人民立场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生态灾难没有旁观者，只有局中人。以我国为例，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对外承诺的碳减排2020年目标提前完成；坚持完善环境保护制度，建立生态目标责任制，使经济活动朝着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安排亦可谓迥异，西方祈求的“诺亚方舟”难以预期，而中国则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塑造。社会制度化解生态灾难中，社会伦理的参与和评估不可或缺，由此也需要哲学的反思性构建。

如何明晰伦理评价与道德评估的限度？哲学从社会制度层面解蔽事物矛盾和生态灾难，需要凭借社会伦理机制和道德实践，尤须探寻道德责任的获得路径。

哲学打开了生态灾难隐没的伦理价值之门。经受生态灾难之劫，伦理价值修复乃至重构是否可能？重点要从哲学领域回答人与自然如何构成“道德共同体”，以及在此前提之下人类如何履行道德责任和道德使命。哲学评释生态灾难的影响和负压，可以交由伦理观念的重塑来完成，甚至可以从其作用对象、感应形式、消除方式等方面，对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作出界定。康德所言切中肯綮，“从对实践规律的纯粹尊重而来的，我的行为的必然性构成了责任，在责任前一切其他动机都黯然失色”。人类的道德责任具有“二重性”，表现在伦理评价的限度，反映出生态灾难在观念形态上如何调整人和自然的内在关系；表现在道德评估的限度，则体现生态灾难在实践领域整饬人和自然矛盾冲突的现实可能性。无论在思维领域确立伦理评价机制，还是在行为准则层面创新道德评估方法，均意味着道德责任能够在生态灾难中汲取和获得。故此，道德责任以人和自然总体安全观为要件和前提。

道德责任在总体安全观上更具现实意义。犹如哲学开启伦理价值之门的锁钥，总体安全观有助于构筑道德责任的底线。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认为，“更大的安全性、更可靠的和更经常的闲暇，使人能从事思考，或者至少是从事持续不断的观察”。尽管人们作出生态灾难的伦理评价与道德评估，需要揭露道听途说的谰言，批判火中取栗的行径，但毕竟与伦理价值型构的距离相去甚远。生态灾难的平缓与平息，激活了社会伦理机制运行中的“发展与安全”要素。无论是以发展作为安全的基础，还是以安全作为发展的保障，均融合在秉持“总体安全观”以应对生态灾难的思维选项之中。作为思维领域的价值诉求和伦理导向，“总体安全观”考量的对象在于社会整体形态及其有机组成，尤须警惕生态灾难中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总体安全性的塑造，无疑要以人民安全性的确保为前提，进而实现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生态灾难的应对和化解、防范和抵御，重在筑牢精神防线和伦理价值的生命线。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统合哲学与生态灾难的关系，确立生态灾难的伦理之维，展露出理论垦植的新路向。

悉如上述考释，生态灾难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反题出现，其不可抗力和隐蔽性，正日益加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裂变，也掩映着人类何以消除自身生存困厄的精神迷思。正是在那里，哲学对生态灾难的谛视，仍将延续人类自省意识和理性自觉复归之路，有助于弥补认识论的短缺，克服经验论的困扰，摆脱独断论的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