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词研究之受传者身份对“世俗化”词风的偏好

受传者又称“传播对象”、“受众”或“受者”,是传播内容的接受一方,也是传播环节的重要一环。具体而言,可以是听众、观众和读者等个人或群体。受传者在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他们的知识水平、自身特点直接影响了传播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受传者并非是完全被动的接受对象,他们也会发挥主观能动性,有选择地对传播讯息进行主观地编码,从而更符合自身审美需求或情感需要。

受传者发挥着重要的反馈作用,他们接受到的信息后,会将作用结果再次传递返回到传播者一方,从而实现与传播者交流信息的目的,这时受、传双方就处于一个双向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在接收到反馈之后,也会参考接受对象的建议,或依据其特点进行传播模式的再次修改,以让受传对象能够最大程度地接收信息,在这个反复循环的过程里实现信息传播的目的。在本文中,群体最庞大的受传者主要包括歌妓和市民等,受众通过决定“看什么”,来倒推歌妓“唱什么”,并最终影响词人“写什么”和“怎么写”。

(一)歌妓歌唱的要求

“歌妓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不只是把宋词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制约、身份的限定等因素都对宋词的传播产生影响,其独特的生物特征和符号特征也带来了宋词传播的思想、情感、社会、内容等的偏向。”唐宋时代,歌妓卖艺具有商业化的意味,通过唱曲获得收入,能够改善生存环境,此时名家名词能为歌妓提高身价起到重要作用,词人创作的一些专为应歌的词,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记载:“柳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给之”。关于歌唱的审美标准:“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声出于莺吭燕舌之间。”[6]这表明了宋词以婉约为主的特征,故而为了达到客人的要求,也是寻求自身利益,歌妓会主动寻求易于演唱、符合客人欣赏需求的词曲。

柳永作为当时在作词上颇有成就,且常年混迹于秦楼楚馆,他也是歌妓求词的绝佳对象,这使得柳永在创作时,必须考虑到歌妓歌唱的特殊需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柳词的曲调偏向艳情柔绵,清丽婉约的词曲更符合歌妓轻音曼声的演唱。柳永常用“《看花回》、《玉山枕》、《柳腰轻》、《佳人醉》、《阳台路》、《红窗迥》、《剔银灯》之类靡靡之音,而这类‘靡靡’艳歌,正适宜于秦楼楚馆、酒筵舞席的演唱环境和朱唇皓齿、轻音慢声的歌妓女音。”这样的词调能充分发挥歌妓婉媚撩人的特点,可谓针对歌妓的量身定制。

其次,柳永讲究词的合声,能巧妙灵活地运用不同的词调来进行词曲的创作,使得词作音律和谐,悦耳动人。“根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柳永212首词用调135种,张先165首词95调,晏殊139首词38调,欧阳修212首词52调,苏轼351首词76调。”丰富多样的词调可以适应不同场合的演唱要求,可以让歌妓更自由地发挥演唱才能,不断拓展传播范围。

最后是柳词内容的描写符合歌妓的生活,还将一些俚语俗词纳入其中,便于歌妓之间进行练习演唱。柳词描写歌妓“风柳腰身”、“盈盈泪眼”、“敛翠啼红”、“歌喉清丽”、“修眉敛黛”、“雅态轻盈”、“香靥深深”等记录了歌妓的生活,塑造她们的形貌,说出她们的喜乐和苦难,这也使得柳永于歌妓之间的关系无比亲密。柳永词中毫不掩饰地追求世俗欢乐,享受自由散漫,直白简单,也符合歌妓本身的知识结构,适应了歌妓所在的市民这个社会阶层的审美情趣,也造就了柳词通俗、易于传唱的风格。

(二)市民阶层的审美

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是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他们成为听曲赏词的重要受众。但是当时的大多数文人词并不符合市民阶层的欣赏习惯,高深和含蓄的表达无法让普通百姓产生共鸣,曲高和寡。柳永屡试不第,他深入市井,融入到市民的生活圈中,此时他要自己的词作获得市民的认可,就必须做出调整,满足市民阶级的审美需求。

柳永再词中融进俚语俗词,让广大的底层人民也能理解传唱。《昼夜乐》“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生动形象地写出来一位普通市井父女悔恨和思念的状态,俏皮生动。又如《鹤冲天》“闲窗漏永,月冷霜花堕。悄悄下帘幕,残灯火。再三追往事,离魂乱、愁肠锁。无语沉吟坐。好天好景,未省展眉则个。” “则个”、“也”、“么”等口语的运用,易于欣赏,这也是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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