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招待所的故事（二）
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作者：孟京生，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我父亲在江西因心脏病严重，几次差点儿就弯过去了。他心宽命大，虽多次情况十分危险，但都挺过来了，一直到2020年4月底去世，享年107岁。在世时他是外交部八九千离退休干部中的第一老寿星。
孟英 （1913-2020年）中国前驻桑给巴尔、中非、蒙古大使。
1971年秋，父亲获准回京治病。翌年春夏回江西干校，1972年11月再次回京治病。我母亲一直同行。
父亲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这次回来我家住在老楼225房间，是在招待所最北侧，临东交民巷街面。
1973年初，招待所开始收拾老楼二层西北角的几个大套间，又铺地毯，又搬沙发。不久搬进来一些不认识的老者和中年人。
我们好生奇怪，外交部的干部大都彼此认识，不认识的我们也听说过，这些人是何方神圣？天天有服务员专门“伺候”，后来向服务员一打听，说是外交部请来的画家，给联合国画画的，不是外交部的人。
黄胄先生及其作品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都是刚刚“解放”的，有的直接从外地的“五七干校”来此报到的，都是大画家。我年少孤陋寡闻，只知道有个画驴的黄胄，还一个是李可染。黄胄住西北角的套间，李可染住我家旁边隔一个门，据说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待遇比外交部这些从干校回来的人好多了，毕竟人家是为国家在工作。
平时看见黄胄老带着几个人，可能是他的学生。那年“五一”节看见黄胄穿上绿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出来进去的，才知道他是军人。黄胄穿上军装也不像个军人，没有军人的风采。
那时候，刚刚被“解放”，从外地回京的大画家们看上去都挺土的。他们的房门常常大开，过来过去的人可以看到外屋中间的大案桌，专门给他们画画用的。
画家黄胄及其作品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黄胄年轻一点儿，跟服务人员关系特别好。房间的服务员、传达室看大门的、食堂的厨师、迎送组的司机，黄胄都送过画给他们，以感谢他们的服务。他长于画新疆姑娘、葡萄和毛驴。我亲眼所见两个服务员拿着两张他画的驴，在比较评论着，是刚刚送给他们的。
那会儿这些画家刚刚从“文革”的苦难折磨中解脱出来，见到普通人，大人孩子都挺客气，没什么架子，我们也没觉得他们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画家李可染及其作品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李可染的房门总是大开的，老者可能有时刻敞门的习惯。我每天都得经过个十回八回的，有时好奇往里看一眼。
有一天，母亲让我下楼打开水，我拎着两个暖壶就去了。回来路过李可染的房间，门依旧大开着，他自己一个人在画画。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径直走了进去。他正在作画中，瞥见有人拎着暖壶进来，连头也没抬说了句：“放那儿吧。”我说：“这是给我们家打的，我们自己还用呢。”他这才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
我那时年轻，也不大懂礼貌，直接就说：“从这门口路过进来看看画画，我就住隔壁一个门。”老者还真没架子，客气地说：“看吧看吧。”
当时只有老画家一个人作画，我也没客气，把暖壶一放，就站在旁边看。他画的是近处有一座矮山，山上有一个亭子，几个人背身站在那儿指点着更远的山。画的大框已画出来了，正在往山上画树木。他拿着一支粗毛笔，在纸上崴了三几下，一棵树就出来了，接着又连崴带拐了几下，一小片树林就出现了。
我说：“好玩儿。”
李画家问我：“上过山吗？”
我直道：“哥们儿就是虎踞山出来的。”马上觉得失言，又改口说：“我就是虎踞山出来的，湖南那边的。”
李画家又问：“有老虎吗？”
答曰：“没有，我是和我爸我妈一起去的‘五七干校’，茶场。”
（作者供图）
他一面与我聊着，一面继续画树，又换了细笔画亭子里的小人儿，几笔就点画出来了。记不得李画家是否说自己有否“下放”过，但能感觉到他对“下放”经过磨难的人挺同情的，可能他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
他一边画一边给我讲：“这几个站在亭子里的人在蒙蒙细雨中，看对面的高山呢。”
我问：“雨呢？”
李画家真不愧为大师，拿起一支毛笔，胡乱在画上抹了几下，看上去就像下毛毛雨似的。
我对老画家说了句找抽的话：“这不是挺容易的嘛。”
人家是大师，不跟我这不懂得深浅的毛头小儿计较。
接着问我：“你们那个虎山有什么花呀？”
我回：“湖南春天的杜鹃花好看着呢，漫山遍野的。”
李老画家想了想，自语道：“这个季节可以。”我也弄不清老者是什么意思。
李老画家换了红笔，好像比较细的笔，调了红颜色，说：“给你画些杜鹃花。”说着用一种颜色画出来好几种不同的杜鹃花。我那时是小孩子，只觉得挺好玩儿的，认为画画挺容易的，这有什么呀？其实大师的功力我是根本不懂的。
李可染作品《蜀山春雨》
我这人天生胆儿大，遇到什么场面也不怵头，跟李大师就聊起来了。我告诉他我家有一张吴作人画的骆驼，纯黑的水墨画，是两只并排站着的骆驼。
孟英大使夫妇与孩子们的合影
（外交部的大人孩子都知道“孟家五虎”，连周总理、陈老总也知道。）
吴作人作画时问我爸，有几个孩子，我爸说，五个儿子。他又在旁边画了五个小骆驼。我说，最小的那个骆驼就是我，画上还有我爸我妈的名字。
吴作人的作品《沙漠骆驼》
下干校时，我爸我妈把这幅画存在在山东的老战友张秉玉、常凯家。张秉玉当时在职，任国防部外事副局长。后来说，画找不着了。
我家分析可能是让他家的儿子张小五（张长胜）偷着给卖了。这家伙巨能折腾，改革开放初期和叶飞的女儿一起倒卖进口汽车指标，事发东窗，给抓起来枪毙了。
我爸我妈掬着面子，再也没有跟张家提过此事。我二哥、三哥1969年底当兵入伍都是张秉玉给办的。
看完画杜鹃花，我就说“家里还等着我的开水呢！”，扭头赶紧回家。现在想起来真丢人，连谢人一声都没说就走了，不懂事的混小子。
周总理与大使夫人王宏瑜（作者的母亲）亲切握手
从李大师的门出来，几秒钟就进了自家门。我妈问：“你上哪儿打水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呀？”
我顺口答：“上隔壁李可染那儿看画画去了。”
我妈还没说什么，我爸就批评我不该去：“人家是给联合国画画的，为国家工作，不要影响人家创作。”
李可染先生作品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我满不在乎地说：“我还去黄胄那儿看他画驴呢！第一次敲门没人在，第二次屋里有好几个人说话，没画画。”
孟英大使（作者的父亲）向桑给巴尔总统递交国书
父亲一听就有点儿急，严令我以后不许去打搅人家。他知道我容易惹是生非，走到哪儿都得闹出点儿动静来，这种事发生过太多次了，他事先就得警告我。我一看他要急（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只好悻悻无语。我在外面敢闹，回家不敢。
孟家五兄弟与母亲（右）、阿姨（左）合影
（大哥孟达林，二哥孟新海，三哥孟大庆，四哥孟和平，五弟孟京生）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想找李老画家的那幅画，可惜未果。一是不知道画的名称，二是画的去向是给了外交部，也许作为礼品送给了外宾，也许在联合国或驻外使馆某个地方挂着，我想有张照片或COPY也行。李可染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怎么也跟中外闻名大师的名称对不上号。
再后来的话，遇到画画的牛主儿，我就添油加醋地说 ：“李可染给哥们儿画过画。”人家听了，不信：“你丫算老几呀?人家李可染可是大师，能给你画画？吹牛呢吧？”于是我就讲这个故事，人家听完了就不会觉得我吹牛呢，挨点儿边，靠点儿谱。
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
再插一句，遇到梨园界唱戏的，我就提郝寿臣——郝黑头，解放后当过中央戏校的校长，唱黑头的，是与梅兰芳、马连良齐名的大家。我婶儿的妹妹——我老姨嫁给了郝寿臣的孙子。我爸在辅仁大学上学的时候与郝寿臣的儿子是同学，因为家庭关系有点儿来往，但是不多。
人的经历是复杂的，有些事情当你经历时很不经意，不觉得什么，随着时间的沉淀，这些曾经平淡无奇的琐事开始发酵，而且味道随着年代的拉长，开始飘香。那些看来不起眼儿的、撂爪就忘的小事儿竟然成为值得回忆和品味的珍藏。
——写于2021年1月
前文补遗
前文提到：“50年代初，我爸妈到国外任职，就把两个哥哥放在外交部西郊幼儿园，由公家照看，顶多有父母的战友故旧领他们去自己家住几天。”
此照片是我的大哥、二哥与父母的合影。拍照后几个月，父母就出国了。大哥托养在幼儿园。不到两岁的二哥先在战友王文轩、刘凤家寄养，后长大一些也送去幼儿园了。
之所以写这一段，是想告诉后人，当年外交官及家属为国家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不是我们一家这样，建国初期那一批干部都是这样，“舍小家，为大家”，无怨无悔。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