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还有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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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与极端群体的认同

从2020年1月开始,新冠病毒迅速传播,肆虐全球。病毒的传播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性:全球化式微、贸易中止、全球供应链断裂、旅行、留学等全球性行业衰退、中小企业倒闭、大规模失业……

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激化的群际攻击和国际关系冲突——海外诸国发生的仇视华人和对亚洲人的群际攻击,美国对华贸易、科技及企业制裁等。

美国民调显示,在新冠初发期,美国民众对在任总统的支持率大幅上升。盖洛普调查指出,美国自2020年3月12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后,3月中下旬的民调显示,人们对特朗普的支持率高达49%,达到历史最高峰。

这是因为,当处于不确定情境中、缺乏控制感时,人们会通过对外部社会系统的认可获得控制感补偿。

不确定情境会激发人们追求认知安全感的动机,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减少不确定性并保护自己免受不确定性影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现他人有和自己同样的处境、信仰、态度、价值观和对世界的理解。

群体认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获取群体身份认同可以减少自我认识的不确定性,带来认知安全感、意义感,通过群体共同感的建立可以提升自尊,获得控制感等。通俗来说,可以理解为“抱团取暖,共度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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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加入认知相似的群体后,成员彼此进行信息交流,通过与能够产生共识的人反复接触,共识性的观点不断得到强化,群体的观点会变得更加偏斜、极化。

西方学者在对极端主义的研究中也发现,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出现与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性、不确定时期相吻合。

比如,在战争频发、政局动荡的中东地区,极端组织也更为强势,恐怖组织在中东地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这些地区具有反叛甚至暴力倾向的人组成的小群体,往往因为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孤立地在内部加强了群体的观点,而更加急剧地走向暴力方向,政治极端主义往往是群体极化的产物。

互联网环境下的“群体极端化”

全球范围的极端主义事件或许让人感觉不接地气,但其中涉及的“群体极端化”现象却每天都在我们生活里上演:互联网就像一个巨大的回音室,充斥着志趣相投的人们组成的小群体,正成为极端思想与活动的滋生地。

社交网络环境下,原有的话语体系被解构。互联网和新媒介的突飞猛进改变了民众原本处于弱势的发声地位,赋予普通大众更大的自主性和话语权,网络时代下人人都可成为传播者,人们的表达欲望通过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得到释放。

当然,从积极的角度看,当社会性事件发生或危机产生时,群体极化的观点可以使人们坚定信念,增强团队凝聚力,尤其能促进某种价值的实现,促进社会事件得到公正处理,是有益的。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一大批自媒体与营销号为吸引热度与流量,断章取义,故意传播煽动性虚假事件,引发舆论争端,消耗公众舆情资源。随着网络上信息的极化,人们的包容性也越来越差,任何有违网络舆向的观点和言论都会遭到排斥,甚至形成网络暴力。

“群体极化”有时将人们推向不理性的边缘,网民在网络上“群体极化”之后形成的思想,还会进一步影响到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

此外,随着社交网络和智能推送的发展,看似信息爆炸的时代,却可能走向另一种闭塞。很多App有着精密的喜好算法,分析每一位用户的性格与喜好,捕捉用户的需求,然后精准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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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使我们每天都能接收到感兴趣的信息,但长此以往,每个人都只活在了自己认为的世界里,并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实的世界。

当接收信息的我们认为推送的信息就是整个世界,当我们的观点在相似群体中变得越来越极化,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成为一个极端的人而不自知,在每一次观点碰撞中,既愤怒又惶恐,而惶恐又会激发更大的愤怒,所以我们将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不具包容性。

最近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提出,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民众在算法面前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在信息洪流中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个人极端主义不可取

当且仅当群体极化的观点是合理的和正确的——而不是因为观点相同的人们之间的互动所造成的可以预测的效应,社会将从群体极化中获益,特别是从由志趣相投的人们组成的、进行审议的小圈子中获益。

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许多组织可以存在,其中每个组织都由志趣相投的人组成,国家最终就会得益于所出现的范围广泛的观点和做法,虽然其中几个组织必然很极端,但是它们的极端主义本身就会使社会的“观点蓄水池”丰富起来,从而促进理性的解决方案的形成。毕竟,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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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需要空间,从而可以与他人聚集起来,在自己的圈子里讨论问题。例如,企业家、科学家、经济学家、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群体,小空间可以促进他们的学习、创造力,为他们提供舒适和安慰,这对经济增长和治理两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除了群体的极化现象,个人的极端主义也需要得到关注。

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应该有勇气揭开我们的脓疮,以便毫无虚假地、老老实实地诊断和彻底治疗好它。”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毒瘤”,实事求是的正视这一问 题, 寻求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 将有利于从全局上维护社会稳定。

危险人格的膨胀与心理疏导工作的缺失是造就“失意群体”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是恶性犯罪的直接原因,这就要求国家重视心理疏导工作的落实。

针对心理问题的处置,政府应主导建立相关机构、组织培训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到社区、家庭、农村、工厂、学校等开展心理健康宣传工作,并通过科学方法及时发现存在心理隐患的群体,有计划的进行个别干预、疏导,化解潜在的社会危机。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部分,将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要求,为消弭社会情绪暴戾之气和防止社会情绪极端化,优化社会心态环境指明了方向。

此外,改善民生是从根本上减少和消融“失意群体”的基础,民生问题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民生得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贫富差距得到抑制和缩小,将很大程度上消除导致“失意群体”的负面因素。

上下滑动查看参考资料:

林月.消融“失意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个人极端暴力事件的社会学思考[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1,17(01):72-74.

孙元明.校园暴力袭童案与当前底层社会情绪极端化的防控——社会失意群体的暴戾之气特征及其化解策略探析[J].信访与社会矛盾问题研究,2020(03):115-124.

吴莹.全球危机中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极端群体认同的形成[J].社会学评论,2021,9(02):157-172.

向敏. 不确定感对极端思维倾向的影响:认知闭合需要的双重作用[D].西南大学,2018.

国家网信办:用户拟可选择关闭算法推荐服务-新华网 http://www.news.cn/2021-08/27/c_1127801077.htm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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