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三弟周建人:另娶后携妻回八道湾,次子拔刀相向,致兄弟决裂

记者 李满

1937年4月1日,鲁迅同乡、好友许寿裳等拜访鲁瑞,他们告诉她:许广平将北上看望您。此时,鲁迅已经过世近一年了,他与许广平唯一的儿子周海婴也已经八岁了。

鲁瑞听到许广平将带孙子来看她的消息后,却感到为难,她随即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写道:

“这事实在难,我虽然很想见你和海婴的,但我真怕使你也受到贤桢他们一样的委屈,大太太(鲁迅原配朱安)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八道湾令我难预料。”

收到这封信后,许广平也赶忙回信了,信中,她写道:

“大先生(鲁迅)如此恩爱,什么苦都值得了。暑间极愿北上候安。如果有人不拿媳当人看待时,媳就拿出‘害马’的脾气来,绝不会像贤桢的好脾气的,所以什么都不怕的。”

从鲁瑞与许广平这一来一去的信件可看出,在这之前,八道湾一定发生过什么,而且这件事情还可能会波及许广平。若非如此,鲁瑞不可能会说:“真怕你也受贤桢他们一样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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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瑞与朱安

那么,这里的“贤桢”到底是谁,他们受的“委屈”又是什么呢?要解开这个问题的答案,得回到鲁瑞与许广平通信前三个月的鲁瑞八十大寿说起。

农历十一月十九是鲁瑞的八十岁生日,这天,正好是1937年元旦。这天,正是鲁瑞在儿子鲁迅过世后的第一个生日。

周作人知道:老年丧子对母亲鲁瑞而言是个巨大的隐痛。为了给母亲些许安慰,他们决定为母亲大办一次寿宴。

得到消息后的1936年12月9日,许广平特地写信祝贺鲁瑞八十大寿,她说:“以路远未能趋前叩贺”。这话的意思是:因为路程太远,我们来不了了。然而,写完信后不久,她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带儿子前往。临行前,因为周海婴出水痘,他们终于没能成行。

就在许广平忙着给儿子治水痘的当口,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带着新夫人王蕴如北上为母亲做寿了。这个王蕴如正是文开口鲁瑞信中提及的“贤桢”。

王蕴如本是周建人的学生,因为日久生情,她便成了老师周建人的同居对象。如鲁迅和许广平一样,他们不仅都是师生关系,而且同居前,并未与原配离婚。临北上前,王蕴如已与周建人同居多年,她和许广平一样给周家生育了子女,她为周建人生下了三个女儿。

这样就意味着:许广平和王蕴如一样,都是周家的儿媳妇,只是,因为有原配在,她们虽得到了鲁瑞的认可,却并不被八道湾认可。

那么八道湾都有谁呢?她们为什么这么硬气呢?

八道湾实际是鲁迅在1919年花3500大洋买下的一个大宅子,花钱将宅子装修后,鲁迅便将母亲和原配朱安、二弟周作人一家和三弟周建人一家接到了八道湾。

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兄弟的妻子都是日本人,而且两兄弟的妻子还是一对姐妹。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正是周建人妻子羽太芳子的姐姐。

而周建人之所以会迎娶羽太芳子,乃是羽太信子设计的结果,她趁周建人醉酒后,将妹妹和周建人锁在房间“促成了好事”。

周建人虽是被“设计”迎娶了羽太芳子,但两人接连生下四个子女的事实也说明:两夫妻是有真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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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太信子(右前一)、羽太芳子(左前一)等合影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后,他和朱安便搬出了八道湾。此后不久,鲁瑞也跟着搬进了鲁迅租住的西三条胡同。

同年,周建人应瞿秋白邀请,在上海大学讲授进化论,他当时还在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任教授。他南下安顿好后,曾邀妻子带子女前来,可羽太芳子因为在八道湾过惯了好日子,且受了姐姐的影响死活不肯南下。

夫妻长期分居往往都不会好结果,何况,分居的夫妻俩还是早已有了矛盾的。

早前,周建人挣钱能力弱,“微薄的稿费”几乎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这时期,他们一家的生活和周作人一家一样,几乎都靠大哥鲁迅的收入维系。鲁迅的收入在当时几乎是文人的天花板,他要养活一家自然不难。

但当时,周建人的日子虽然还算勉强能维系,可因为挣钱能力低微加上性格较懦弱,他在家里经常被二嫂和妻子嫌弃,平日,她们总有意无意地讽刺他不会挣钱。羽太信子甚至经常指着周建人大骂他:“慢得像虫爬”、“木乎乎,木手木脚的中国人!”

日子久了后,自尊心强的周建人心里自然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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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

一次,周作人夫妇和芳子同去郊游,周建人也准备一同前往。看当他刚刚迈入车子时,芳子竟斜眼看着他冷冷道:“你也想去吗?钱呢?”

听到芳子这话后,周作人竟一言不发,这种种自然让周建人心寒。他开始意识到:只有离开八道湾,他才可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便也是后来他执意南下独自闯荡的原因所在了。

周建人离开八道湾前,她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儿子周丰三,此前,他们已生养了长子周丰一,二子周丰二,独女周马理。

最初离开八道湾的周建人并未想过另娶,但在他一再催促妻子南下遭拒,且妻子在羽太信子撺掇下一再向他要钱后,他对妻子越来越失望。当时,周建人一个月的工资是80元,在姐姐羽太信子的怂恿下, 芳子死活让他每个月拿出50元寄回家。

后来,即便周建人患了肺结核需要人照顾,芳子却始终不肯前往。这自然也和她姐姐的怂恿有关,当时她姐姐就告诉她说:“他那点工资,你和孩子们去了,还不得吃苦受累。再说,女人为何要跟着男人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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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太信子

听了姐姐的话后,无论丈夫怎么求,她也始终不肯南下。面对芳子的绝情,周建人心如死灰,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温柔且悉心照顾他的学生王蕴如身上。

很快,他便和王蕴如公开同居了,他们分别在1926年、1927年和1932年生下三个女儿。

周建人也算是当时的知名人物,他与女学生同居并生下三个孩子的事,八道湾自然是知情的。因为他此前常寄钱来家里,所以,八道湾的人们便也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阶段,所以,对于鲁迅和周建人这种“家外有家”的境况,八道湾的人们都始终看做是“在外纳妾”。

八道湾的人们并不知道,在鲁迅和周建人眼里:作为新思想洗礼者的他们认为,只有现在的同居对象才是他们真正认可的妻子,家里那个早已有名无实的婚姻,对他们而言早已没有太大关系了。

周建人此番带王蕴如前来为母亲做八十大寿,多少是因为:他想借这个机会给王蕴如名分,同时了结与羽太芳子的婚姻。

到北京后,周建人与王蕴如并未直接到八道湾,他们住到了鲁迅位于西三条胡同的家里,这里此前一直是鲁瑞和朱安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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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与王蕴如

寿宴那天,周建人带着王蕴如前往八道湾。临行前,王蕴如还悉心打扮了一番,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一场暴风雨正在八道湾等候着他们。

那天,当已多年不回家的周建人带着王蕴如走进八道湾时,羽太芳子正在院子里擦窗子。见到丈夫带着一个年轻女子走进自己家后,瞬间什么都明白了的芳子立马上前与周建人争执。因为所受刺激太大,芳子争执一番后大哭着回屋了。

周丰二目睹了这一切,听到母亲在房间里撕心裂肺地哭喊后,他心里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他便从房间拿出一把军刀冲到了父亲和王蕴如跟前。

当日,若非身边人眼疾手快,周丰二的刀怕是已经落到了周建人的身上。面对此情此景,周建人惊恐的同时,也对八道湾的人们更加寒心。

事发后,羽太信子等还给日本大使馆打了电话,让日本宪兵队来抓人。到此时,周家的一场内部矛盾便上升了国际层面。好在,当日,因为接电话的人醉酒了,他们并未理会。若当时宪兵队出面干预,那这场家庭矛盾将真真被闹得不可开交。

正是芳子通知宪兵队的事,让周建人更加想逃离这个家,毕竟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爆发,作为知识分子的周建人早已觉得:自己有个日本妻子,并不合适。冲突发生的那一刻,周建人坚定了要与芳子及其子女彻底断绝往来的想法。

他在当日竟冲着周丰二喊道:“我要坚决与你断绝父子关系!”周丰二听了这话后,自然更加激动了。

整个过程中,面对双方的激烈争执,周作人始终沉默着。而作为家里大家长、老寿星的鲁瑞,自然也不好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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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周作人

这场冲突后,周建人与王蕴如迅速回了上海。走的那天,周建人已暗暗发誓:此后,一定不会再给芳子和子女寄一分钱。

鲁瑞寿宴上的闹剧让周作人看明白了:弟弟周建人,是想完全地抛弃羽太芳子一家。这样一来,羽太信子及四个侄儿的生计问题,便也都落到了他的头上。这样的境况,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大哥鲁迅去世后,母亲和大哥原配朱安的生计问题都多少落到了他的头上。如今,若羽太芳子一家的生计也全由他负担,那景象,他有些不敢想象。

在周作人看来,周建人扬言不再管顾羽太芳子一家的行为是极不负责,他原以为:弟弟会和大哥一样,管顾原配的同时,也管顾妾室。没错,周作人一直把他们在外边的同居对象看做“妾室”。毕竟,他虽也是知识分子,但他的思想明显更加传统。

而在周建人看来:若自己“两头顾”,那无疑是“两头不到”。在他眼里,自己和王蕴如是自由恋爱,而自由恋爱在他看来,正是婚姻的前提和基础。在早前曾发表的一篇名叫《恋爱的意义和价值》的文章里,他曾高度肯定了恋爱,并指出:“没有恋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如果恋爱破灭了,只有离婚之法。”

周建人这种观点,显然全然未顾道德、责任,可在当时看来,这种观点竟得到了很多高喊“自由恋爱”的青年的称道。他还在文章中阐述道:

“恋爱破裂而离婚,既是合于道德的行为,换一句话,也可以说:如果恋爱破裂而还保存这结婚的形式,是不道德的行为。”

从周建人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己若和恋爱已经破裂的妻子羽太芳子继续在一起,那将是不道德的。

周建人的这种观点,今时的人们不能同意,周作人也不能同意,只在那个一夫一妻制婚姻和自由恋爱刚刚开始的年代,这种观点才有不少支持者。毕竟,那时的人们对新的婚姻、恋爱形式,都尚处于迷茫状态。

相比之下,周作人的婚恋观似乎更符合今时人们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婚姻是婚姻,恋爱是恋爱,恋爱仅仅是一时冲动,而婚姻则是一种选择,一旦选择了,不管你将来是否因为无法控制冲动而陷入恋爱,你都得对婚姻负责。否则,婚姻,就将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观点完全不同,所以,当周建人事后写信给周作人,并在信中指责儿子周丰二的行为过激时,他几乎要跳起来了。周建人之所以在事后给哥哥写这样一封信,自然是因为:他把哥哥当时的沉默,当成是对他的理解和同情。

实际上:周建人想错了。周作人当时一言不发,仅仅因为他尚顾及他们兄弟的情面,关键,事发那天是母亲大寿,他是在不想给母亲添堵。

更加让周作人觉得忍无可忍的是,周建人给哥哥的信里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错”的意思,相反,他将全部的责任推到了儿子周丰二身上,他在信里写道:

“你患伤风以后身体想已复元了。倏忽已到阴历年边,想起阳历回平时,土步(周丰二)对我拔刀相向,殊觉大不应该,此种性质发展上去,如何得了,实可担心。”

他还随信给二儿子寄来了一本书,书名是《犯罪及其原因和矫治》,这本书是的标题分别是:“犯罪原因论”,“犯罪之预防法及治疗法”,“综合论与应用法”。

周建人想用这本书提醒自己儿子和一直将儿子视若己出的哥哥:周丰二的行为已经是在犯罪了,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周作人显然并不如此认为,他甚至觉得这件事情里,侄子周丰二的行为完全是正常的本能反应,造成他这一系列行为的始作俑者是他周建人。所以,自始至终,周丰二即便有错,他也只是小错,犯大错的是周建人。

周作人在看到那本关于犯罪的书后,终于忍无可忍地给弟弟周建人回信了。周建人的信是2月6日写的,而周作人的回信则写在2月9日。信里,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指责了周建人的再娶,也以贬损的态度指其与王蕴如的结合是“蓄妾”“置妾”,他甚至用“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来比况他们。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

周作人的观点非常明确了,他认为:所谓自由恋爱的前提是男女都能独立,来去自由,而羽太芳子并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她尤其不能一人养活四个子女,在这种情况下谈自由恋爱是自私的。

周作人一口一个“妾”,自然是想用这种方式表达他对弟弟和王蕴如“自由恋爱”的不满。在他看来,这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在信中,周作人还不遗余力地为侄子辩护说:“归根结底是为了一个妾弄得其母亲如此受苦”,所以才“拔刀相向”,周作人把一切责任归结为了周建人所谓的“自由恋爱”。

实际上,三兄弟中,周作人是唯一一个有资格指责这些“自由恋爱”行为的人。毕竟,他曾也和他们的两个兄弟一样,在婚内遇到过心仪的女子,但他的选择却与两兄弟截然相反:他选择为了责任坚守婚姻。

鲁瑞寿宴冲突后,周建人在还没有和周作人绝交时曾随信寄过一次钱给八道湾,信里他写道:

“近因叠连用款,我又看医生吃药,以致此次家款只寄了五十元,心颇不安。又一纸汇票,是还你的买书余款”。

两兄弟绝交后,周建人便只每月给没有和自己冲突的女儿寄二十元钱了。见此情景,周作人只得采取“阴阳混合招”对付,当时已沦为文化汉奸的周作人依靠日寇的势力,让北平的日本使馆同志上海领事馆向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下令:由会计科从周建人每月工资里扣出一半,直接汇给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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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这笔钱,当然是用在了羽太芳子一家身上。

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将八道湾房子的产权也进行了相应处理。他将许广平、周建人撇到一边,将八道湾房子的产权方改为了周朱氏(朱安)、周作人和羽太芳子共有。

周作人是在用这种方式,维护朱安、羽太芳子母子等几个弱者的地位和财产,同时也缓解他面对芳子母子和信子的压力。

从周作人的种种行为来看,他对女人,尤其大嫂和弟媳抱有极大的同情。也因为同情,他才会在寿宴风波后写下了一篇《女人的命运》,这篇文章阐述了女人在男人有妾后的苦境。

无论是朱安还是羽太芳子,她们或被抛弃,或丧夫后的生活,多少要依靠周作人来维系。

朱安将鲁迅作品版权全权交给许广平后,她的生活本应由许广平负担。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许广平经常手头拮据。1938年,许广平又遇经济危机,她只好给周作人写信,让他按月支付鲁瑞、朱安的生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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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与周海婴

周作人历来对许广平没有好感,所以他并未回信,但他依旧照做了。鲁瑞后来在信中讲述过相关,她说:

“这半年来,老二月费按月送来五十元。余给大媳(朱安)家用三十元,余二十元作予自已零用,亦尚敷用。”

周作人设法在照顾鲁瑞和朱安的同时,也一直照顾着羽太芳子和几个侄子。然而,即便他再周到细致,他终究也无法取代周建人。周建人彻底抛下羽太芳子和孩子后,他们一家的生活很不如意。

1941年,寿宴冲突3年多后,处于青春期的周丰三举枪自杀。关于周丰三自杀的原因,历来有多重看法,有人说,他是因为父亲的另娶导致的家庭矛盾而抑郁并自杀,也有人说,他的自杀,和当时的中日关系有关。

无疑,周丰三的自杀给八道湾蒙上了一层阴影。

周丰三还在母亲腹中时,父亲便南下了,他活了19年,却从未享受过真正的家庭生活,长期在缺爱的家庭里长大,无疑是他患抑郁并最终自杀的原因之一。

1950年4月,即寿宴风波13年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一向关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周作人大喜,他接连写了多篇颂扬该婚姻法的文章。

周作人发现,根据婚姻法,周建人的行为构成“重婚罪”,如此一来,羽太芳子就可以以重婚罪状告周建人。

1951年,羽太芳子由儿子周丰二代理,向北京市人民法院起诉周建人,提出与被告离婚,要求被告帮助医疗费,得到周建人已捐献给政府的部分八道湾房产。

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显然让羽太芳子等失望了,法院判定:

“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自1937 年1月起消灭,原告请求被告让与房屋等主诉一律驳回,被告与周丰二终止父子间的权力义务关系。”

羽太芳子不服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结果依旧是维持原判。

诉讼的失败给了羽太芳子沉重打击,1951年7月22日,羽太芳子甚至服毒(硝酸银)自杀未遂。

从这种种迹象可见,屡次遭受打击的羽太芳子,其精神状态已经每况愈下。其邻居俞芳曾在《我所知道的芳子》中对她的境况有过相关描述,她写道:

“据说芳子晚年患失眠症,每晚靠服安眠药睡眠,自她的幼子丰三去世,病情加剧。”

对于羽太芳子的境况,周作人也是爱莫能助。

尤其让羽太芳子倍感失望的是:她的四个孩子,没有一个被培养成了人才。

相反,周建人与王蕴如所生的三个女儿却全部成才了。

周建人的大女儿周晔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她参加了革命。后来,文采出众的她还担任了上海译文杂志社社长。后来,她还完成了《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的写作。

周建人的二女儿周瑾毕业于上海中山医学院,她还曾前往苏联留学,并主攻化学制药专业,毕业后她进入了某个药物研究所,后来担任该研究所的党委书记。

周建人的三女儿周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学,还没入学就被派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她做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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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人与女儿们

巨大对比下,不得不让人感叹:合适的婚姻,对于子女成长的作用,真真惊人!巨大对比下,周作人越发对弟弟周建人怀有不满。

直到死时,周作人与亲兄弟周建人依旧没有和好。可叹,曾患难与共的周氏三兄弟,最终却落到了如此境地,真真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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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一下,首先是封建思想害了朱安,鲁迅本来就不想和朱安结婚,也没有和朱安睡过,并且鼓励朱安寻找自己的幸福,可是朱安的传统封建思想却转换不过来,陪着鲁迅的母亲过了一辈子。

其次,周作人不仅是养侄子,他也是在养老婆的亲外甥!看她老婆对鲁迅的嘴脸,如果没有一点关系她会让养吗?周作人一向听他这个老婆的!至于养鲁瑞,那本是他的母亲,应该的,养朱安?别忘了房子有朱安的份,那是鲁迅买的,何况她又没有子女,死后所有还是周作人的!

49年以后周作人能有体面的工作和待遇全靠鲁迅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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