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 精英教育, 还是精致骗局？不该“忽悠”孩子上大学

［导读］这是一个人人都想做“精英”的时代。然而许多人经过多年教育后发现，自己按照社会标准，求做“精英”而不得；而那些成为精英的天之骄子们，在顶着光环的同时，却陷入了内心茫然，不知自己是谁，没有自己价值观的“空心病”处境。精英教育怎么了？在这篇《新京报》专访稿中，社会学家郑也夫认为，人人都读大学甚至要挤破头读顶尖大学，是整个社会与教育产业共谋的一场骗局。在这个骗局里，全社会普遍尊崇高学历，“忽悠”绝大多数学生参与“学历军备竞赛”，使他们误以为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精英，却唯独没有人告诉他们：如何发挥自己所爱所长，如何更好地成为自己。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每年培养出的几百万专、本、硕、博毕业生中，很多都面临就业难题。面向未来，郑也夫认为，只能通过推行分流制度来破解中国教育困境，应该由孩子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喜好来选择继续接受学历教育还是直接接受职业学校教育，理想的职业教育是知识、实践和文体娱乐的“三分天下”，学生的技术和情商共同得到成长。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谁在忽悠：技校，还是扩招后的大学？

新京报：大家在网络上对您的批评精神和立场非常认同，也很钦佩，但我同时也看到这么一种现象，就是说，您提出用“分流制度”来缓解“学历军备竞赛”时，您的精英主义观念受到了一些质疑，比如：凭什么我们的孩子就该进职业学校学技术？凭什么我们的孩子就不该追求高学历？

郑也夫：如果他们对知识有潜力和兴趣，那么这样发问很好。这样的孩子，就可以努力学习考进研究型的大学，然后做学问和学术。有这样的追求很好啊。但是，从宏观上来说，一个社会要有多大比例该去研究型大学做学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要说中国，就是一个发达国家，大多数人也是学技术的。这本身也符合人性，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对知识感兴趣，也没有太多的人需要学这些抽象的东西。就是说没有兴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没有能力来学抽象的东西。社会不应该忽悠他们都来学这种非常深奥的东西。

新京报：所以该到职业学校学习技术？

郑也夫：大多的技术也没有那么复杂，可能顶多半年也就会了，所以我提倡的是中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而不是高职（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但是我们不能像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把童工送到工厂。孩子初中毕业后，还小，那么到职业学校就首先是成长，是好好玩耍，以及学习点技术。他们在这里就是要好好成长，职业学校应该是一个愉快的成长之地，应该有丰富的文体生活，培养情商，然后再进入到市场。

新京报：但在家长看来，您说的文体活动，就可能不被认为是一种教育。他们觉得花了钱，送孩子到这里结果是玩，学了这么一点简单技术，是被忽悠了。

郑也夫：如果没有进到一个好的学校，比如到了一个三本，不觉得是被骗了吗？高校扩招不是在骗吗？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就业市场。即使你学校抓学习很紧，看起来可能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但是没有用，到了市场后一场空。这才是骗。你孩子毕业后，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就不是在骗你。像这样的家长，是懵懂无知。你的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成长啊，现在有多少孩子都有心理缺陷，如果有丰富的文体活动，培育一下情商，这是多好的事。塞了很多无用的知识，你觉得没有被骗？孩子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你觉得没有被骗？这就是社会和执政者长期共谋的一个结果，是一个糟糕的共谋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共谋才延续下来了。

▍精英不是培养出来的：接受高等教育只该是一小部分人的选择

新京报：面临分流，到底是去为未来的研究型大学做准备，还是去职业学校学技术，您提到了两个因素，一是动力或兴趣，二是潜力。在您看来，这些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吗？

郑也夫：有的就不可以。

新京报：哪些不可以？

郑也夫：比如说短跑，就不能培养。这个比较直观。同样地，有的人就能把数学和物理给学深了，这也不能培养。那有人说短跑可以培养，比如进国家队，那是因为已经有了（一百米短跑）11秒的成绩才能进队培养。如果是15秒，那就是不管什么教练，不管吃什么，哪怕腿练断了，就培养不了。但这不是说培养就没有余地，11秒可以培养成10秒的。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在17或1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11秒的成绩，再往前推，13或14岁的时候，那也是同别的孩子不一样，潜力已经凸显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就是不可以培养的。

新京报：那潜力是什么决定的？

郑也夫：基因，也就是爹妈给的。我在《吾国教育病理》这本书也提到过，能力的话，先天的成分在60%以上，体力是一样的事。你吃得好，锻炼得好，体力可能会上升，但是呢，和你一样吃和锻炼的人，有的体力比你更棒，有的体力可能却赶不上你。你们吃的，受到的锻炼，都是一样的，怎么后来就不一样了？就是你们之间的基因不一样。

新京报：但我们现在接受的教育理念宣传显然和您说的相冲突，就是说，更强调的是后天的可塑性，这些能力基本被认为是可以教育出来的。但您不这样看。

郑也夫：这不是宣传的吗？我不是宣传啊。既然是宣传，肯定就是要忽悠人来着，可我没有忽悠人，我从来讲的都是真话。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去宣传，我觉得那是很肮脏的。

新京报：既然是这样，阶层又该怎么流动？

郑也夫：不是说这个人社会地位低，他的孩子就潜力低，体力就一定差，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说，不是说他是一个农民工，就还要复制出一个农民工来。他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一块在这洗牌，在这跟别的比。不是说爸爸是一个百万富翁，孩子的智力潜力就一定多么高，普通人的孩子就一定很低。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当然有流动的。

但实际上，如果不是独生子女，如果家长善待孩子，就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潜力来选择今后的教育。要不然就是瞎闹，耽误功夫，还遭罪，最后就是什么做不成的。一个好的老师是可以识别学生的潜力的，家长就应该尊重他们的兴趣。我的一个老同学做数学培训的，结果呢，有一个学生就来了。这个学生对数学不感兴趣呀，学起来很痛苦。我的这个老同学就问他，对什么感兴趣，擅长什么。他说，对烹调很感兴趣，家里来客人了，都是他来下厨，做得特别好。那老同学说，那就不要做题了，我和你一起到你家做菜吧。这个学生的爸爸还是教育局的局长，家里还是教育世家，就接受不了啊。但多年后，这个学生带着女朋友来找我的老同学了。是怎么回事呢？他学了技术，现在在一家高档餐厅做西餐厨师，非常成功，要感谢这位老师给了他一条生路，要不然一条路走到黑。

▍职业教育应当受到更多重视与肯定

新京报：他是幸运的。但在现在的观念中，像擅长烹调这样的的能力，是很难被认为是一种潜力的，得不到认同。

郑也夫：所以就是要分流。但分流呢，就一定是要建设一个枣核型的社会（指同金字塔相对应的一种社会结构），就是要让多数的人，无论是做厨师，还是做技工，他们都能既有一个不错的收入，在社会上也有一个尊严。这样才能分成流。我们现在为什么就分不成流呢？一个是户口的问题，不考一个大本，就解决不了户口。那你（指记者）在提纲中说，城市人不是有户口吗？城市的是有城市户口，可城市的，也在乎收入呀。这同大本毕业生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这是收入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尊严，而尊严问题又是和收入挂钩的。尊严极高极高，收入却极低极低，有这样的工作吗？没有这样的工作。相反，一个工作收入极高，但尊严很低，那过几年，尊严不也就上去了？因为收入不是极高吗？所以呢，一个社会的安排，还是要从收入这里来解决。极少数人收入极高，极少数人收入极低，这就是建设一个枣核型社会，而不是金字塔型的。

▍被逼做“精英”：不过是一个共谋出来的谎言

新京报：我看到现在的各大城市有这么一个现象，经常有许多的培训或补习机构打着“精英教育”的旗号。这其中当然还是一个强大的教育意识形态在支撑，您是怎么看的？

郑也夫：我经常说，教育就是一个共谋，单纯说一方骗一方吧，这把戏就要被拆穿，就玩不下去呀。但这个事情就一直这么延续下来了，就是一个共谋。好，机构说我们要培养的是精英，家长就带着孩子来了，为什么来了呀？他就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精英。你希望你的孩子是精英，当然了，这可以被理解。但精英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你不能让他遭这个罪啊，你得在他的成长中慢慢观察他，看他的潜力。从词汇上说，精英就是一个少数，如果50%的人都是精英了，那还叫什么精英啊？从教育机构来说，那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广告，骗人的词。但他们为什么就骗成了呢？就是因为家长。精英是培养不出来的，得有那个潜力。

新京报：您说的共谋，有学校和家长，也有教育行政部门，有没有一个主要的参与者？

郑也夫：这个得放到一个具体的时空下具体地来看，比如说幼儿园。国际上呢，有一个惯例，说这个阶段得学怎么打理自己的身体和生理，以及和小伙伴的交往，而不是算术和识字。我们原来呢，是一上来就教算术和识字，但后来教育理念也普及了，很多的幼儿园也懂这个道理了。但他们懂了之后了，小孩学了几天回家，家长问学了什么，结果既没有学算术也没有学识字。家长不干了。家长把幼儿园给骂了一顿。如果家长和幼儿园都认为一上来就教知识是对的，那就是共谋，其中任何一方撤了都不行。你撤了，对方就不干。所以，你说，谁是主要的？再来看高等教育，扩招了，好，学校领导高兴了，因为管的人多了，钱也多了，权力也就大了。政府也高兴了，因为接受高等教育变得容易了，人民就满意了。家长也高兴了，先不管未来就业怎么样，至少现在有一个书念了。当然，这种共谋，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往前推，90年代有，刚恢复高考时有，大清朝也有。这也不是光中国有，受儒家文化影响深刻的日本也有，另外像犹太人也有。

新京报：那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一个主要的参与者，又该怎么来解决这个共谋？既然大家都一样，那谁都不撤，也撤不了。

郑也夫：“独子”就可以撤啊。中国家长从来都看重教育，但“独子（政策）”来了之后，就加了一把火。当然了，现在全面放开“二胎”后，可能观念还是没有及时转变过来，但对教育的极端重视态度会慢慢改变。

新京报：除了“独子”呢？因为即使现在放开了政策，但父母的生育意愿是不高的，可能还是只要一个小孩。

郑也夫：除了独子政策可以退出，还有就是社会结构的改变，就是建立一个枣核型的社会。教育是镶嵌在整个社会之中的，不改变社会的结构也是不行的。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教育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改变命运。但细想一下，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要改变命运啊？因为整个社会是不正常的，竟然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命运。你问一个德国人，他需要改变命运吗？不需要的，他做一个工人就挺好的，有收入，有尊严，干嘛要改变？难道是做总理？那他不会干，所以他们就没有改变命运这么一说。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这是一个不理想的社会的一个广告词。分流要成功，只能建立一个枣核型的社会。在德国，就没有教育改变命运这么一说。有的就是喜欢念书，有的就是喜欢学技术。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也不比学技术就高出多少收入来，更何况别人还早出年工作好几年。别人早结婚，喝啤酒看足球，过得很滋润，就没有还要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这么一回事。选择到什么层次什么类型的学校和教育，居然只是个人的兴趣，这德国离共产主义不远了。马克思不是说了嘛，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人人都有依据自己兴趣选择的权利和自由。

新京报：但德国也只是一个特例，英国和美国就不是这样。

郑也夫：对，德国是一个特例，但中国也是一个特例。但它们可能跟德国的距离还要近一点，我们是更大的特例。

▍象牙塔中的“精英”：缺失的公共精神教育

新京报：对于分流出来接受高等教育的这一些学生，您谈的更多的是潜力和兴趣，但至于像“公共精神”或“社会担当”等方面是怎么看的？

郑也夫：他们是欠社会的。就是说，这些学生交的这点钱，是不足以支付他受的大学教育的。大楼、图书馆，还有教师，这些都是成本。这些钱不是政府拿的，而是社会，是别的家庭在给你买单。你在北大、清华或牛津，那都是中国或英国的纳税人在托举着你们。你们应该是感恩戴德的，要回报社会的。你们占的便宜多，你们应该对社会充满同情。就是说，这些学生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像英国和美国，大学说要培养社会的领袖？什么是领袖？领袖不是作威作福，是应该服务的。美国的学校敢说培养领袖就是将来作威作福，吃香的喝辣的？它要是敢这么说，就要被砸了。领袖是要为社会做贡献和牺牲的。

新京报：我们的高等教育呢？

郑也夫：我们的大学教育就是说，你接受了高度教育，就是可以占“便宜”的。当然了，我们没有这样明说。明说不了，不好听，但大家都知道，熬过这几年就是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仔细品味一下，所谓的中国教育或者说中国优秀学生教育，有这么一点微微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