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胡适引开的思考

      胡适是安徽徽州人。徽州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既产生了新安理学的代表大师朱熹，也产生了反理学的考据派大师戴震。徽州以江永，戴震为代表的礼学研究和考据学是清代乾嘉学派的重镇，章太炎则是戴震的传人，徽州在地理上与杭州东西毗邻，两地历来交往密切，人文相亲，徽州人也属江浙民系。应该说作为徽州人的胡适和浙江考据学派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胡适在学术以及思想上确实无独特性，但他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一种完备的文化面貌，一种文人德性。

     从宋代开始，中华民族的生命力由盛转衰，到晚清跌落至极点。从而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理学的出现，是中国人尤其是士人意识到自身德性转衰，也即是对缺乏行动能力产生焦虑的产物。因为德性是生命力的浓缩，是行动的源泉。理学提倡静思默想，即是意识到士人文过于质，实践力缺乏，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之法，以图保存残存的生命元气，防止因无能为力而绝望而自暴自弃、放纵堕落的彻底沉沦。民族整体德性的衰退，也导致作为民族中坚的士人内心虚弱，外在无力。这是内部屡次变革如王安石、张居正变法失败，外部军事失败被征服，以至后世走依附买办道路的根源之一。

      随着晚清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冲击，士的一部分沿着历史的惯性继续跌落下去，士人德性退化为文人德性。文人德性以理学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它追求一个静谧，缺失热力的“理”的世界，因而错把 情感淡漠、麻木不仁当作理性。它躲避在象牙塔之中，毫无生气,  身心断裂，知行分离。面对逆境，它抱持的是消极无为顺应的哲学，而不是积极能动的去创造条件，挽狂澜于既倒。它把折中主义当最高境界，自以为高明，实则游移投机，屡失先机，一事无成。已经没落的士大夫阶层文过于质，言过于行，保守无为而不能积极进取开创新局面。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的四平八稳、华而不实、不敏于事的文士德性已使它失去充当民族中坚的资格。

      国共之争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这两种德性之争，是战士德性与文士德性之争。瞿秋白《多余的话》正表现了这两类德性之争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虽然，国民党作为一个特定的政党也许已经无关大局，但它象征着这样一种文人德性，一种精神气质，与共产党所代表的另一种精神仍然处在拉锯战中，某种意义上，这种对立是我们每个人人性内部两种对立倾向的外化形式。一种仍以纯自然性的“仁”为主，带有直接性的特点，它不能感知一个更为遥远广大的世界，因而它的激情也是有限的，不能采取决绝的行动，它同时很大程度局限在血缘性的社会关系上，表现为私人情感，哥们义气，小集团利益。另一种则要超越这种纯自然性，要迈向更为形而上的境界，它要升华为一种更为普遍，甚至感知到更为抽象性事物的爱，它要形成超越血缘的广泛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同志爱，阶级情，因而它的行动范围也更广泛，更有力。这在社会层面，是老的，却为人们更习惯的私人主义与新的人们尚不适应的集体主义的对立。在情感上表现为内向、慵懒、淡漠、陷于狭小世俗空间的不无自怨自怜，与外向，积极进取、热情、超脱高远，悲壮激越的对立。实际上， 对于胡适的批判，正是为了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及其相应的理学的思维方式，也是为了自我批判，以塑造中华民族的新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