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被强奸也得生下来，美国女人为什么“堕胎难”？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您看美国的谷智轩。上周，美国得克萨斯州正式施行“全美最严堕胎法”，禁止怀孕约6周以上的女性堕胎，就连涉及强奸和乱伦的案例也不例外。任何美国公民，只要为妇女堕胎提供一点帮助都会被起诉，包括孕妇的家人朋友、做手术的医生、帮孕妇付手术费的公益组织，甚至开车送孕妇做手术的司机。最惊悚的是，该法律还规定，每个美国老百姓都可以主动寻找、起诉“协助或教唆”女性堕胎的人，而且“起诉有奖”，可以拿至少1万美元“赏金”，钱么，由被告出。

前一阵子，我们节目刚刚聊过阿富汗的女权问题，这两天塔利班又开始在学校里搞“性别隔离”，我看到有的评论说，“都21世纪了，怎么还会有这么魔幻的事情？”现在，这句话可以原封不动地送给灯塔国。得州某些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搞出的这部法令，不但瞄准美国社会共识最薄弱的地方，一刀捅了下去，还大搞“群众斗群众”，恨不得把伤口越扯越大。美国的人权组织、民主党、自由派也随了他们的愿，立刻群起而攻之，在全世界面前又上演了一场魔幻“大乱斗”。总是标榜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国，为什么会通过这样一部“前现代”法案？“堕胎”这个议题，为什么会在美国社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对立与分歧？这种分歧真的是不可弥合的吗？本期《消化一下》，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在美国，“堕胎”会成为一个“二极管”议题。

“堕胎”历来是美国最情绪化、最二元对立的政治议题之一。任何一个公众人物，基本都要对“支不支持堕胎”表态，而且态度不可以模糊。得州堕胎禁令一通过，联邦政府的司法、立法、行政三大机构的主要人物，都立刻跳出来站队。

对“堕胎”议题最有发言权、也最应该表态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也就是俗称的“九人”。人权组织一边着手一级级往上打官司，一边请求“九人”在走完法律程序前，中止法令的执行。然而，“懂王”在位的时候，一连往里“九人”里多塞了三名“反堕胎”大法官，把双方的战力比改成了6:3，现在效果出来了：九人团以5:4的票数，等于给得州的法令开了绿灯。

面对“九人”的决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天就怼了回去，称这是“对女性权利和健康的、违背宪法的打击”，她将通过众议院立法，来保障所有女性的堕胎权。总统拜登更是放话，说得州这部“极端法律”，是对女性权利“前所未有的攻击”，是纵容陌生人干预女性个人健康问题中最为隐私的部分，“公然违反了‘罗诉韦德案’建立的受宪法保障的权利”，他要让白宫法律团队寻找方案，通过联邦机构和得州政府斗一斗，要保证得州女性可以“安全、合法”堕胎。当然，他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至少态度是非常坚定的。

除了政府之外，经济界的巨头也必须出来讲话。

打车平台Uber和Lyft说，如果他们的司机因为载孕妇去诊所做手术而被起诉，企业会支付所有的法律费用。提供域名注册和互联网主机服务的GoDaddy，宣布将切断得州堕胎举报网站，要这些网站在24小时内寻找新家。特斯拉CEO马斯克正在得州建“超级工厂”，不想两边得罪，于是选择了“不说话”，结果遭到舆论炮轰，网民大呼“不表态就是支持”，准备发起抵制特斯拉的运动。

资本家都是逐利的，到一个新环境，不想站队，想两边都捞钱，这很正常。然而，之所以网民不放过“沉默者”，是因为他们认为，“堕胎”本质上是个道德问题，不容许任何妥协。举个例子，辉瑞从流产药物上赚钱，就不能给反堕胎政客政治献金。其实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政坛老油条，都不希望看到这种非黑即白的态度——你一站队，就注定要失去一大批员工、用户和选民。而“堕胎”问题，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个不可妥协的“二极管”议题，它在最初，其实是个技术问题。

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并无联邦法律禁止堕胎，部分州沿用了英国“爸爸”1803年的《妇女流产法》，认定在胎动前堕胎为重罪，但绝大部分州还是允许堕胎的。毕竟，当时高水平医生极度稀缺，难产母亲将面临极大生命危险，堕胎属于无奈之举。

1845年，马萨诸塞州开先河，立法将堕胎视同犯罪。到1910年，除肯塔基以外的45个州，都把堕胎定为重罪。这一时期的堕胎法律，纯粹是一个医疗技术话题，不涉及宗教、道德。在背后推动的，是由外科医生组成的专业团体。19世纪下半期，美国已经有“江湖郎中”贩卖堕胎药、大搞“地下手术”，一方面危险系数高，一方面动了“专业团队”的蛋糕。于是在1859年，美国医疗协会呼吁，各州应禁止没有执照的医生堕胎，避免医疗事故。

当时，外来移民大量涌入美国，对刚刚在内战中元气大伤的白人清教徒构成“存亡威胁”，担心“丧失国本”的政客和医生们一拍即合。1873年，美国国会通过《康斯托克法》，全面禁止堕胎药，连传播堕胎和避孕信息，都被视作犯罪。随后，绝大多数州禁止堕胎手术，仅允许为保护孕妇生命的堕胎，并把决定权交给外科医生。没有行医执照的人，从事堕胎手术即是违法。

到了1960年代，平权运动在美国风起云涌，开始冲击各地施行了一个世纪的堕胎法律。更重要的是，支撑这些法律的技术逻辑，已经难以维持。随着医疗水平进步，孕妇生产、堕胎的风险显著降低，而正规人流手术的死亡率，更是只有生育死亡率的几十分之一；相反，非法堕胎极高的死亡率，引发了社会讨论。据统计，1960年代，美国每年约有5万名育龄妇女死亡，其中因非法堕胎或自行堕胎致死者约1万人，占比20％。

因此在这一时期，美国有14个州，在不同程度上给堕胎开了绿灯，其他州则保留了原来的堕胎法律。各州法律五花八门，自扫门前雪，谈不上什么共识。

堕胎问题真正形成全国共识，并步入美国大众政治，要拜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罗诉韦德案”的判决所赐，也就是前面拜登提到的那个案子。这个判例不仅判当时得州的堕胎法违宪，还推翻了各州关于堕胎的法律限制，一举成为此后50多年来，美国围绕堕胎问题的争论焦点，但也埋下了撕裂社会共识的种子。

1969年，化名为罗（Roe）的得州女孩意外怀孕，寻求堕胎。然而得州法律仅限保护母亲生命而堕胎，罗只好将孩子生下来，又因为无力抚养，被迫把孩子交给寄养家庭。后来在律师帮助下，罗以隐私权被侵犯起诉当地政府，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1973年，最高法院以7比2判罗胜诉，理由是得州法律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规定，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不得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使任何人丧失其声明、自由或财产。”最高法院认为，自由包括隐私权，而禁止女性堕胎的法律，在执法过程中，会暴露女性已经怀孕、想要堕胎的隐私，所以违宪。

这样的结果，对于支持堕胎派，无疑是巨大的鼓舞。然而，判例在认可一种价值的同时，也无形中冒犯了其他价值，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堕胎有可能侵犯未出生胎儿的生命权。

从此，“堕胎”议题的重点，从保护孕妇，变成了保护胎儿。“罗诉韦德案”可以争论的地方，在于两点：第一，孕妇肚子里的孩子，算不算“人”，是否受宪法保护；第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否可以为了保护胎儿权利，而牺牲孕妇选择是否生育的自由。最高法院的判例给出一个答案：以每14周为间隔，将孕期分为3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胎儿不能脱离母体独立生存，母亲的选择权高于胎儿的权利，而在第二阶段，也就是怀孕三个月后，政府只能出于保护孕妇健康的考虑，来限制堕胎；第三阶段，怀孕六个月后，胎儿具有了母体外存活性，政府要保护潜在生命利益，除非母亲的生命或健康遭遇危险，否则政府可以禁止堕胎。同时，联邦和各州都可以自行立法，规范堕胎行为。比如从1976年至今，联邦政府卫生部门的预算案中都规定，公共医疗支出不能用于支持堕胎相关的项目，许多州一级的医保、甚至商业保险，也都不允许覆盖堕胎费用。

严格意义上来说，“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实际上还是给这个问题做了个折中，回避了“胎儿算不算人、什么时候算人”这个哲学命题，想把焦点带回“胎儿能否独立生存”这个医学问题上。然而，这样的“三段论”，“自由派”或许能接受，但对于部分宗教保守人士来说，根本就是“异端邪说”。他们认为，胎儿从受精卵开始就享有生命权，因为所有生命都是上帝授予的，不能随意剥夺。有些极端人士，甚至反对避孕，毕竟，上帝要让你生孩子，你怎么能阻拦呢？最高法院作为世俗权威，挑战不了上帝的权威。所以，最高法院的这个判例，从此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罪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推翻。

许多保守势力主导的州政府开始立法反击，尤其是针对判例中“三段论”的理由，玩起了哲学和文字游戏，比如许多州强推的“心跳法案”。你最高法院不是想回避“胎儿是不是人”这个问题吗？我就偏要跟你把“生命起源”给掰扯清楚。他们声称“可检测到心跳，是生命存在的最清晰标志，因此有心跳、未出生婴儿，应得到保护”。胎心出现在六周左右，所以怀孕六周就不能堕胎。先不说这个“心跳生命说”是不是靠谱，“胎心”只是通过超声技术检测到一组基本细胞中的电活动，跟我们胸膛里“啪啪”的“心脏跳动”，根本就是两码事。

“罗诉韦德”案以来，“堕胎”问题在美国一直处于“冲击—回应”模式。美国人斗争的，不是堕胎是不是合法，而是政府禁止堕胎是不是合法。某些保守团体先发起各种像“心跳法案”这样的限制堕胎立法，人权组织再通过各种诉讼，把这些法案打回去。怀孕六周，许多女性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所谓的“心跳法案”，其实就是随便找个理由，变相让妇女无法堕胎，只要怀上，必须生，无论要付出何种代价。保守力量推动的立法，根本不讲科学，不讲逻辑，只讲观念，而且只讲他们自己的观念，你必须接受。只要他们抬出上帝，你就没办法跟他们讲道理。堕胎这个问题，之所以变成非黑即白的站队，不是因为双方不肯妥协，而是单方面的“我全都要”，不断挤压另一方生存的空间。“罗诉韦德”案，并没有给予女性无限制堕胎的权力，而只是在有限条件下，给女性保留了选择空间，但正是这个有限的空间，还在不断受到宗教保守势力的冲击。

“懂王”上台后，共和党主政的州像打了鸡血一样，一个接一个出台“心跳法案”，一个比一个极端，终于在得州达到巅峰。其实，现在美国支持堕胎合法，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合法的人，要占到六成以上。哪怕在得州本州，根据得州大学的调研，反对堕胎与支持堕胎者的比例，也达到了40:41，双方势均力敌。近几年，得州也在进行产业升级，城镇化和东西海岸技术移民的涌入，让州内人口结构逐渐产生变化。2020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在得州只赢了6个百分点，得州差点就变成了“蓝州”。上一届得州众议院中，共和党的席位优势降到了10年来最低，民调一路下滑，他们担心，反堕胎法案会危及2020年大选，所以放弃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太多，但在保住席位后，这些人立刻就重操旧业、挑起民众矛盾、冲击宪法权威，原因只有一个：现在不干，未来更没机会。特朗普一手缔造的最高法院保守派优势，可遇不可求，而得州极端保守派的式微，却是必然的。要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就必须依赖外来人才和高学历人口。你不可能既要人家干活，又和人家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对着干。但这些保守分子仍然要“垂死挣扎”一下，通过立法，要把自己的思路，强加给新来者。

最后说一下我们自己的观点。为什么堕胎是个“二极管”问题，道理很简单：那些被宗教打上思想钢印的人，你是没法跟他们讲道理的。无论再怎么规范、限制堕胎，他们都没不会让步。和他们争辩“胎儿什么时候算人”，没有什么意义，也不会有结果。另外，“堕胎”其实是一种“道德悖论”，类似于我们熟悉的“电车难题”，在特定的情境下，不论做出任何选择、站队任何一方，都会同时产生既道德、又不道德的结果，而且从来没有标准答案。这个情况下，从道德意义上，争论“选择权”与“生命权”孰高孰低，就永远不会有共识。

我们不如换个思路，从法律的社会效果上来考虑问题。实行“堕胎禁令”，本质是为了确保胎儿生存，那么用法律来禁止堕胎，真的能保障胎儿健康出生吗？就像当年“禁酒令”一样，作为一种“刚需”，如果禁止正规的人工流产渠道，女性就不得不去寻找不合法的途径堕胎，甚至自行解决，不但保护不了胎儿，更会对妇女的身心造成更大损害。而且你可以逼迫妇女把孩子生下来，却不能逼迫她成为一个好母亲，强行“保胎”的结果，很可能造成更大的伦理悲剧，以及“弃婴”、“虐童”等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道德悖论”的办法，不是剥夺其中一方的选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而是想办法避免“悖论”的出现。许多人避谈堕胎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当女性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怀孕，任何一种选择，都会带来难以抚平的伤痛。所以，与其想方设法封死堕胎这个选项，不如用同样的资源，去加强性教育、性保护，减少“意外怀孕”的情况发生，避免让女性陷入“怎么选都痛苦”这种道德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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