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陇东粮仓”变荒田，视土地为生命的农民都去哪里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伟】

我的家乡陇东，地处黄河中下游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这里塬梁峁相间，沟谷河川交错。作为中华民族早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陇东用有素称“天下黄土第一塬”的董志塬，更有连绵蜿蜒的子午岭大森林。虽然大陆性气候和复杂的地形使得陇东的农业生产不得不靠天吃饭，但是依靠着充足的农业劳动力以及精耕细作，陇东早些年曾被美誉为“陇东粮仓”。近些年来，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及后备劳动力的短缺，陇东的农业生产形势越来越严峻。

谁在种地

年前几天，我和父亲回老家上坟。站在山头，记忆中的乡村又若隐若现的呈现在脑海里。不同的是，村子里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白墙红瓦在阳光下亮的发光，土窑洞失去了踪影；一些家庭的院子里，还停放着私家车。远处一座座小山上，黄土地沿着山坡一路从山脚延伸到山顶，不少坡地已经被改造成了错落有致的梯形田。

看到这些梯形田时我还跟父亲说，弄成梯田种地就更方便了。然而父亲告诉我，大部分的地已经没人种了。“不仅是梯形田，山坡上的黄土地十有八九都没人种了”，父亲如是说。

我感到十分震惊。要知道，十年前在我还上小学的时候，村里几乎没有闲置的土地，很多地少的村民还经常要央求地多的村民包地给自己。依然记得，每当我们这帮十来岁的孩子放学回家，都要到地里忙活一阵子，帮大人们干农活。那时候，土地多就意味着收入更多，生活才能更好。短短几年的时间，曾经“还算金贵”的土地却无人问津。现在仍然在耕种的土地，只有沿河平川的条块地，整个村子的条块地加起来不过百余亩，人均不到十亩地。而在十年前，人均耕地超过20亩。

父亲还告诉我，现在村子里种地的都是些“半老汉子”（中老年人），这些人精力有限，能把平川里的条块地种好就已经很不错了。家乡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村里剩下的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减少了，另一方面一些留在村里的劳动力年纪也大了，种不了那么多的地，山地不好打理只好撂荒。

我和父亲细致地计算了以下村里的务农情况：我们村是个小村子，只有大约50户家庭，总人口大约为250人，其中有10户家庭已经不种地了。剩下的40户家庭中，有大约10户家庭只剩下一两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平时也不种地，靠着养老保险和低保金度日。剩下的30户家庭中，大多数整年在外务工，有少数人会在春种秋收之际回家打理农田。现在，村子里的土地大多都是由女性和老人在种。即便如此，真正的务农劳动力也不超过60人。当然，这些留在村子里的劳动力并不是只需要种地，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处于半工半耕状态。在农闲时，大多数人会在邻近的村子或者邻乡打零工，干的好一点一年也能赚近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元。

现在，村民们更愿意外出打工，而不愿意耕种动辄上百亩的土地。种地不再是本分。

农民为什么不种地？

在乡土社会，农民是安土重迁的。在现代社会，农民却逐渐变得流动不居。最近几年，家乡的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和流失，仅留下很少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他们去哪里了呢？一方面，数十年的计划生育使得农村劳动力在绝对数上减少了。另一方面，在劳动力本就减少的情况下，很多年轻的农村劳动力却走出村庄到外地务工。农民出走乡村，而不是留在乡村种地，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种地收入有限，无法满足当前农民的生活需要。种地对于农民而言，是保障性的手段，而非发展性的手段。务农能保证农民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但不能让农民发家致富。而且，农业生产必然要受到气候、市场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这增加了农业生产的风险性。因此在多数情况下，种地的收入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具有一定的风险。

我们村人口较少，但是土地占有量很大，当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山坡地，种植条件并不好。在我们村，平均每家户拥有土地七八十亩，然而一户家庭一年的农业收入也不过2-3万元，最多的也不超过5万元。而为了耕种这些土地，需要动用家庭中所有的劳动力。在物价不断上涨、彩礼飙升、教育支出大量增加的当下，仅仅依靠农业收入来养活一家人，只能陷入贫困的边缘。既然种地无法满足家庭的发展，寻找副业或者外出务工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农民赚更多钱的另一手段。本村的老曹一家七口，上有七十岁的老人，膝下有三儿一女，三个儿子都已成年，大儿子和二儿子已经成家。当初为了给两个儿子娶媳妇，老曹已经欠下了几十万的债，更别提给年过二十的三儿子娶媳妇了。

第二，对于农民来说，务工是比务农更好的赚钱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务工的收入要高于务农。即便村民们在农闲时打零工，一年也有2到3万元的收入，这已经要赶上种地的收入了。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一年收入三到五万元万基本不成问题。如果一个农民家庭中有两个劳动力，一年的收入就可以达到6到10万元，这远高于种地的收入。很多亲戚朋友经常说：“要是在农村能赚这么多钱，谁会出来受罪呢。外面打工比种地强，为啥还要窝在家里”。

村里有一些村民，和我父亲年龄相仿，最近几年都“弃农从工”。有几人在外打工数年，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子，而且攒了不少钱。我的一个堂叔，以前是村里的困难户，一家人挤在一间窑洞里。后来拖家带口地外出务工，没几年时间就成功逆袭，成了村里的有钱人。很多农民积攒大半辈子，却不及打工者几年的收入。在这样强烈的反差之下，越来越多的村民看到了外出打工的好处，于是他们走出村庄到外面打工。

第三，教育的影响。在农业劳动力外流、从业后备劳动力短缺这一问题上，教育的作用显然被低估了，尤其是在教育如此普及的今天。教育对农村的影响，一个是在观念层面。农村儿童远离家庭进入学校，学校成为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虽然电视的出现让孩子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是在学校里，儿童与外界的联系才被真实的勾连起来。通过接受教育，更多的农村孩子得以走出农村，过上不一样的生活。

其次，教育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后备劳动力。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进入了高中、大学，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意味着他们无法承担家庭劳动力的角色。而在以前，十几岁的孩子下地干农活并不是新鲜事。

最后，通过接受教育，很多出身农村的孩子得以跳出农门实现向上层的流动，或者通过接受教育获得专业技能而得以在外谋生。他们可以凭借学历和文凭在外找工作，也可以通过选拔考试进入事业单位、行政部门、企业等。我们村里每年都有农村大学生通过这种途径走出农门。我的一个堂姐，虽然只拿到了三本院校的文凭，但是在县里农村信用社公开招聘时被录用，也算是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的表姐二本院校毕业，毕业后通过选拔考试成为乡镇政府的干事。诸如此类案例，还有很多很多。

社会转型与农业出路

农业劳动力的外流，绝非是上述几个原因就能解释清楚的。实际上农民不愿种地、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收入差异、家庭压力和教育等只是社会转型的表征。

数千年来，农民始终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体制尤其是户籍制度逐渐被打破，农民自由流动的外在束缚消失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布局发生了变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蓬勃发展，这也意味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通过高于农业的收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得以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结果是，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流入城市或第二、第三产业发达区。而且，教育更加刺激了农村的后备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通过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农民及其子女的观念被改造，以至于农民与土地的联系淡化，农村后备劳动力具备了更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这使得他们可以在非农领域有所作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地方更加开放，劳动力在本地推力和外地拉力的作用下，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不仅可能，而且成为必然趋势。

农业之于农民，历来都是保障性手段之存在，农业从未失去其基础性的地位。但是社会的转型为农民创造了跨区域流动的可能性和条件。这不是因为农业衰败了，而是农业在与第二、第三产业的竞争中，失去了吸引力，因而农村劳动力选择流向非农领域。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显然会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劳动力的流动是不平衡的。一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大规模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但是回流较少，造成产业发展不平衡；二则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较发达地区，造成地域发展不平衡。

当然，问题更大的是，农村劳动力不断跨区域流动，尤其是农村后备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造成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尤其是代际断层。现在的农村劳动力，很大一部分是中老年劳动力，年轻人很少务农，他们将来也很难再回村务农。正如很多农民工所言：“出来容易回去就难了”。因此，农业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没有人就没有劳动力，没有劳动力就没有农业的发展。现在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年龄大多高于四十岁，假如他们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直至六十岁，那么二十年后，当这批劳动力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时，谁来种地？

正值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在短期内是不可逆的，这意味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仍然会向城市、向发达地区流动，甚至在务工地常住、定居。那么，农业的出路在哪里？我以为，农业的出路在于集中化生产和发展特色农业。集中化的生产便于进行大机械生产，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于此同时，大力发展新农业，特色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的绝对收益，留住农村现有劳动力，甚至吸引外出劳动力回流。劳动力的回流，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的解决，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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