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问题出在哪里?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或许可以解释

【本文来自《花最多的钱,挨最狠的骂——东京奥运会拉胯背后,日本正在丧失什么》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读完这篇长文中仔细地梳理了一边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奇葩时间线,但总感觉没说清楚所谓“日本丧失”问题的症结。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问题核心是什么?日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利弊在何处?从这篇文章中,我提炼出两个关键词:官僚制度和“大手”。在这里,我想用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详细阐述一下这些作者没能解答的问题。

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是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经济高速增长。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啊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而经济衰退时,仍然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全世界的经济学者都试图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分析和复制亚洲经济奇迹。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者巴萨拉提出了东亚经济的成功是遵循市场逻辑参与国际贸易而得来的观点,提倡“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发展中国家运用其自然资源和充裕劳动力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和资本,彼此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Pareto efficiency)的结果。他们认为: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就是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

但这个解释存在非常多问题,比如东亚地区在当时长期实行国家高度管制的进出口,忽略了东亚特色政权结构中领导集体的角色。在这个背景下,一个新的解释,也就是发展型国家的概念诞生了。这也是目前世界比较政治经济学者所认同的主流观点。

查理斯·约翰逊在他的经典著作《通商产业省与日本奇迹》中首次提出了战后日本是一个发展型国家的观点。发展型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经济。有能力的国家机构和精心制定的产业政策等特征作为指导日本经济复兴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通商产业省这个官僚集团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个概念有别于过去经济学家简单地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分析,而是从国家能力和产业政策这两条脉络着手,阐释了经济发展的原因。

发展型国家一般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点是稳定的政治社会基础(state capacity)。也就是国家有能力规划且有效执行这些政策。与作者的观点恰恰相反,这类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政府有较高的自主性。

第二点,是需要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和精准的产业策略。

第三点,是需要理性有才能的经济机构官僚体制。中央经济机构需要有很强的权威。比如日本的通产省、韩国的经济企划院等等。这些高度整合的部门在经济决策方面拥有重要的权利。

第四点是官僚自治与不寻常程度的公私合作的结合上。国家特许若干个主要的经济利益集团的存在,赋予他们近乎独占性的代表权,以此获得对政治领导人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维护。比如日本的九大财阀,韩国的三星、LG。也就是文中提到的“大手”。

概括一下日本的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要有一批规模不大、耗费不高,但具有高超管理才能的精英官僚;第二,政治体系要给予这批精英官僚足够的政治空间,以便其有效运作;第三,政府需采取“顺应市场”( market conforming) 的方式干预经济;第四,需要有一个如同日本通商产业省般,引导经济发展的领航组织( pilot organization) 。

那么,为什么日本会是第一个发展型国家呢?为什么发展型国家会在东亚地区富集呢?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

这一经济现象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是国家主导着经济的发展。日本要解决的是更新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战后美国占领当局推行的民主改革,完成了这一任务。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很重要特征是集中精力于少数战略产业,而不是全方位关于市场。有杰出的经济官僚队伍,有能力识别具有发展前景的领域。东亚存在这特殊的政治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经济官僚和企业家之间能够建立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比如行业协会、校友会、前官礼遇等。东亚国家特殊的政体——威权政体或执政地位不受挑战的民主体制使得发展型国家成为可能。冷战环境下,后发的东亚国家缺乏实质性的国外和国有资本,也必须依赖于本土企业家的配合和支持。

回到开头的问题,日本的经济发展盛衰都与此息息相关,可以说是成也、败也。当财阀的力量大到无法控制,比如我们经常看到韩剧里手眼通天的会长和夫人们;又或者当官僚机构的官僚们不再有精英气质,比如小泉大臣在听证会演话剧的闹剧。曾经成为东亚新型工业化经济体跨越式发展的推手的经济理念是否正在黯然退场?

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无趣和拉跨,可以说是经济政策倒退和父权社会的一个微小的缩影,层层外包可以说是日式传统办公文化了。2020年版本的开幕式和2021年版本的开幕式天差地别,从能做好到全面崩盘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疫情打乱了所有的节奏吗,可能更需要综合地来看待这场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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