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海林：中国电影要把叙事权夺回来

笔者的朋友，电影《战狼》的编剧刘毅去非洲，牵骆驼的导游一直跟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叫“IPman”，前后看了16遍，刘毅想了很久突然意识到：导游说的电影是《叶问》吧？根据粤语音译，《叶问》的英文名叫“IPman”。那时笔者就想，《叶问》这部电影的意义何在，好看的电影很多，非洲小哥为什么如此疯狂地迷恋“IPman”？继而，世界上公认影响最大的中国电影人为什么是李小龙？

因为，叶问也好，李小龙也好，都表现了弱小民族不畏惧强权奋起反抗的精神，传递出强不能凌弱，弱可以胜强的东方理念。

好莱坞电影确实好看，在叙事技巧、情感表达、电影技术上都有独到之处，但是看着好莱坞影星老是在电影里开着飞机、坦克满世界打，吓唬第三世界人民。比如《速度与激情》这种，在其他主权国家大打出手，好看是好看，但谁愿意老被人吓唬呢？

因此，我们要有一种有别于好莱坞电影的表达，有别于西方的表达。亚洲的历史，东方的历史，不能成为他者的风景，我们要把叙事权夺回来。

一些中国导演去好莱坞学习类型片的叙事技巧，本以为类型片叙事与电脑技术、或者汽车制造技术一样，本质上也是一种技术，与意识形态无关。但实际上深入研究会发现，叙事不仅仅关乎技巧，它是有公式的，而公式往往蕴含意识形态。

比如描写英雄，好莱坞电影往往需要为英雄找到某个具体的情感载体，比如拯救家人、朋友等等，从不强调英雄为了某种理念献身。而在东方叙事中，比如忠、义等都是相对抽象的概念，很多东方英雄是为捍卫理念而献身，而这个在好莱坞电影的叙事逻辑中不成立。

比较典型的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程婴出于“忠”，献出自己的儿子，替主公的儿子去死。

那么，按照好莱坞电影的叙事逻辑，这个人物难以成立，更谈不上是英雄，因为好莱坞电影中的英雄大多是为自己的孩子去做某件事。所以，这种差别不仅仅关乎叙事技巧，更关乎意识形态了。《赵氏孤儿》中有个人物叫韩厥，他身为将军要追查赵氏孤儿的下落，却知道赵氏是忠良，发现孤儿后，韩厥把他放了，出于良知韩厥必须这么做，出于职责他又不能这么做，韩厥选择了自杀，忠义两全、舍生取义，这就是典型的东方价值。

日本、韩国以及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的文化当中都有类似的叙事，也知道忠义的含义，因而能够理解《赵氏孤儿》的故事，要把这样的故事拍好，用西方的视角以及叙事技巧，是难以实现的。

日本学者杉原熏说，种植水稻的民族是这个星球上最勤奋最能吃苦的民族，水稻一年几熟，必须兴修水利进行灌溉，需要集体主义，需要团结合作。整个东亚地区的崛起，杉原熏将之命名为“勤劳革命”。勒紧裤腰带的忍耐意识，原本薄弱的资本，资源在勤劳意识的作用下快速积累，分配过程中不是按西方的生产要素进行分配，而是东方的

“公正”原则进行分配，寻求家族的共同富裕。这是属于我们共同的文化特质。我们的文化内容，应该建立在这种文化基础上进行表达，而不是在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展开思考，造成内容和文化的割裂，内容和思想的对立。

2019年上映的中国电影《流浪地球》至今获得了46.86亿元人民币的票房。这部影片在电影工业方面的进步当然可圈可点，但最重要的是影片传达的价值观是东方式的。围绕世界末日这个主题，西方有过很多叙事，但核心基本来自《圣经》中的方舟方案，就是挑选极少一部分人，信仰最虔诚的、最优秀的或是最有财富的可以活，其他人都活不了。而《流浪地球》中“带着家园去流浪”的情节，体现出的是愚公移山的价值观，是《三国演义》中刘备带着新野老百姓撤退，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带着老百姓一起转移的传统，我们的社会文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价值之上的，是有别于方舟方案的中国方案。

我们在力求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将来自自身文化的叙事，落到中国的作品上，除了应该具备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之外，还要有中国立场、中国表达。

我们所理解的走向世界，不应简单等同于走向西方，而应放眼广阔的第三世界，放眼全世界。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我们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需要朝向跟我们有着近似处境和相似记忆的发展中国家，既要从自身传统出发寻找自己的叙事方式，也要创造性地开发出新的东方叙事，以适应今天日新月异的世界，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者是编剧、监制、制片人，本文是作者在第16届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上的演讲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