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严防死守又不能随意采极端化措施

　　连日来伴随全员核酸检测的推进，由南京禄口机场发端的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数持续增加，截至二十六日已超过百例，疫情已波及五省九市。其中有中山市一例由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珠海市一例无症状感染。由于此两宗病例与澳门的距离较近，可以说是「杀到埋身」，而且澳门居民与该两地居民的来往密切，尤其是珠海市一例，其活动区域也是一些澳门居民经常活动甚至是居住之处，因而引发部分澳门居民紧张，担心会蔓延扩散到澳门，因而透过各种渠道反映其忧虑，并提出了应对要求，包括缩短核酸检测有效期，限制出入境甚至是极端化的「封关」。

　　澳门特区政府的应对措施，是防疫措施要「适度」，风险不应无限放大。亦即是既要严防死守，又不能搞极端化措施。这是符合辩证法的原理的。

　　实际上，在前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新闻发布会上，卫生局局长罗奕龙就表示，一方面，澳门与珠海之间的人员往来很频繁，不少居民、外雇住在新增个案的珠海、中山，澳门出现社区传播风险增加。因此，「我们一定要有风险意识，澳门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现社区个案。」另一方面，防疫措施一定要「适度」。「我们的任何措施其实已经是提前准备，亦都叫超前处理。」罗奕龙提出，不可能将任何风险「无限放大」后，推出「极端措施」；因为，任何防疫措施都会限制一些人士。譬如，不容许通关好似达致防疫；但是，居民的生活未必维持。因此，政府决定任何政策，肯定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和「公共利益」。「如果大多数人通过政策得到最大利益，我们一定去维持。」罗奕龙提出，限制出入境好似在防疫上成功；但是，令居住在珠海的市民的日常生活都维持不到，是否应该如此？罗奕龙指出，不能想到甚么就做甚么；否则，便是「自乱阵脚」。虽然未来不排除将会采取任何措施，但要视乎是否「适度」。因而在知悉珠海新增个案后，已经已多次调整政策。

　　这就是适当的思考着力点，适度的决策措施。既实事求是，又科学合理。实际上，从目前已知资料看，此染症二人分别从南京乘搭航机回到中山、珠海后，有关当局很快就通过严密的防控网络得悉信息，并立即部署严谨的防控措施。中山、珠海两市在查清两人分别的活动轨迹，并将其曾到访的场所列为封控区域，实施十四日的封闭管理，只准进不准出的同时，两市都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据珠海传媒报道，截至昨日下午五时，全市核酸检测累计采样一百零八点七五万人，当中八十六点八万人的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其余二十一点九万多人未有核检结果。另外，珠海当局根据疫情防控大数据分析结果，将曾与感染新冠个案在防控重点区域同一时间停留超过三十分钟的市民，大约三点五万人的粤康码转为黄码，这些人士必须在三天内到珠海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的黄码专区，以单检方式免费接受二次相隔二十四小时的核酸检测免费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后将转回绿码。而黄码人士则无需隔离，但应暂停聚餐、参加会议等集体活动，车站、商场等各类公共场所，以及学校、院舍等拒绝黄码人士进入。

　　在此及时和严密的防控措施下，病毒并未在中山、珠海社区扩散。这除了是两市的部署及时和得当之外，也有可能是患者已有接种疫苗，在自身感染后的症状没有未接种者那样重症的同时，对他人的传播能力也相对下降，因而尚未「来得及」传播给周围的人士。虽然这还只是暂时的，不排除未来日后会有任何的变化，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还是相对保险的。在保证本市不会发生疫情扩散的同时，也防范传播外流到澳门，是负责任的态度及作为。

　　而且，中山和珠海两市，也及时将相关疫情通告了澳门，澳门应变协调中心也当即跟进，并一再呼吁在相应期间内曾与珠海新增个案的活动轨迹有重迭，或曾到过有关场所的人士申报，卫生局将尽快联络相关人士在未来七天安排三次核酸检测。截至昨日上午十时，有一千四百三十人申报「珠海—与病例行程重迭」。此外，更是对在七月十四日或之后到过南京禄口机场的在澳人士，进行医学观察，到昨日中午十二时，已有一百四十四人获安排医学观察，当中十人是新措施实施前正接受医学观察。

　　这就是愈趋成熟，合理及科学化的防控措施。既严防死守，又不走极端化，将对民众的生活、工作、学习、休息的影响，降至最低。这也正是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感染率及死亡率都是最低最小的主要原因。而澳门特区政府月前策划的分区分级防控机制，在健康码中列入所住楼宇的做法，就正是参照了内地这个成功经验。日后澳门即使发现本土病例，就并非是「全城戒备」，而只是针对发现病例的小区域进行严控管理，而且还要根据其病情及扩散程度，划分等级，这才是科学合理的做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目前效果情况来看，这一套方式是适合的。既严防死守，力争不会发生本土病例感染，并也将防控措施对市民的影响降至最低。尤其是去年与内地各口岸的「准封关」，对人们所造成的困扰，大家都已有切身的感受，尤其是有部份澳门居民及外雇是在澳门上班、珠海住宿的，「封关」对他们来说，就是「有家归不得」，不符人道精神，而且也增加社会及雇主的负担。

　　其实，现在有所冒头的「收紧入境政策」诉求，在去年就曾引发自我矛盾之战。有些人的眼光只是紧盯着脚趾尖，在内地尚未实施入境隔离措施之前，一会儿就向特区政府施加「封关」的压力，这等于是断了其所服务的博彩业的「米路」；另一方面当真的实行隔离医学观察的「半封关」措施，导致博彩业经营困难，其雇主不得已采取紧缩措施之后，就「喊冤喊屈」，要求雇主体恤。这端的是自相矛盾。雇主本身在经营困难，自顾不暇之下，固然要照顾员工，但更应互相体谅。由于前段期间，广州和佛山等地突然爆发新一轮疫情，加紧了对出入境的检疫管制，就导致博彩业收益未能符合二零二一年度的财政收入预算。这就更需要实施适度的防疫措施，不应无限放大疫情风险，要相信内地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的防控能力。当然，为了自身及全体「澳人」的健康及生命安全着想，应当进一步提高疫苗的接种率，以便建立群体免疫屏障。

　　我们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上月间广州爆发的新一轮疫情，是传播力极强的印度变异毒株，但在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后，终于降服了毒魔，而且没有一例死亡。而同一时间在我国台湾地区，也爆发了新一轮疫情，是毒性及传播力较弱的英国变异毒株，后来怎样？大家有目共睹，单是死亡的个案就有近八百宗，打烂了民进党当局「防疫模范生」的「斋砵」。当时民进党当局拒绝参照大陆的各种有效抗疫方式，就是要在「反中」情结的基础上，与大陆的制度「别苗头」，以凸显「民主制度抗疫」的「成功」，结果却是一败涂地。

　　因此，只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一国两制」方针作保障，有行政长官和澳门特区政府继续坚持锺南山院士授予的正确防控方式，有全体「澳人」的自觉行动，相信能够战胜此一关，保证防疫与正常生活生产两不误，双管齐下。　　我们就能高唱「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