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山之后,再无作词人?

“你充满创意的作词灵感就在那里等你,让方文山老师帮你找到它……”

《方文山作词课程》打出了如上宣传语。课程已于王力宏创办的知识付费App“月学”上线整整一个月,7月26日正式开班,抖音店铺的销量仅为165份。

王力宏曾在7月12日和7月18日开了两场“直播带货”,其中第二场与方文山视频连线,小葫芦数据显示这场直播观看数为439万,《作词课》销量仅为37份,次日冲上微博热搜的是“方文山正在给周杰伦新歌写词”,比起周杰伦的新歌,广大网友显然对学习怎么作词缺乏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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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学”的抖音店铺

曾几何时,提起华语乐坛的优秀词作者,人们脑中会浮现黄霑、林振强、黄伟文、姚若龙、易家扬等一串名字。若干年后不免发现,能叫得出的还是那几个名字。

是作词人“断代”了吗?音乐学院通常不会专设“作词系”,国内唯一以“音乐填词创作”为核心的专业赛事“金蜗牛填词大赛”从2015年至今每年举办,第六届报名选手超1.6万人,但没有培养出具有大众影响力的新人。

“学歌词有什么意义呢,学了能干嘛?”乐评人、音乐制作人邹小樱向毒眸直言,“现在连音乐制作的门槛都那么低,何况歌词写作。每个人都会玩谐音梗、都会押韵,(学歌词)不存在真实的需求。以前在公司一天到晚都会收到一堆人给我发歌词,这种东西没有意思。”

多位词作者认为,过去一批词人之所以能从幕后走到台前,一方面是因为作品个人风格突出,另一方面则与他们所合作的歌手关联密切。

“被大众熟悉的作词人减少”背后,其实是从唱片时代到数字音乐时代,“顶尖流行歌手”的断代,和流行音乐产业模式不可逆的转型。

最后一位词人?

成名后的方文山,在采访中所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总和周杰伦有关。“网易王三三”有次直接询问:“会不会反感每个采访里都提周杰伦?”

方文山每次都答不会。24年前两人同时出道,在同一家公司作为默默无闻的新人搭档开始打拼,他认为这是种“革命友谊”。尽管两人的首次接触并不愉快,一句话没说,记忆里比自己小近10岁的周杰伦“对自己的音乐非常自信,还有就是拽拽的”,接到周杰伦要求修改歌词的电话时,方文山态度不佳,当时他以为签约了就能发表,“爱用哪首自己挑就行,还打来干嘛”。

28岁被签约前,方文山打过各类杂工。他曾在《圆桌派》里完整梳理自己的“工作”历程,小学捡铝罐、中学当球童,干过送报纸、送牛奶的活计,服完兵役在工厂上班,负责给传送带上的电路板拧一个螺丝、点一点防锈胶水,“每个人都只做一个动作”,当场被调侃和《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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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山起初只知道自己喜欢影视,还上过编导班,但进不去影视圈,“想到和世界对话的方式”还有写歌词一途,决定“以量取胜”。他把自己的歌词本添加索引做成书后,通过CD封底的信息找制作公司,“比如写了重要歌手5名,制作人4名,那这家公司就寄9份”,他预估这样寄出100份会有五六个人回复,结果只有吴宗宪一人联系他。

签约第4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AY》发售,其中收录的《娘子》让方文山获得第12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提名,两人在乐坛一鸣惊人。

学界一般认为,2003年发行的《东风破》是“中国风歌曲的分水岭和里程碑”,确立了“三古三新”(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这首歌的传唱范围扩大到全部华语地区,并让方文山拿下第四届百事音乐风云榜“最佳作词”奖,自此,方文山与周杰伦找到了一条稳定创作路线,“中国风”逐渐成为两人的标志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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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破》收录于2003年专辑《叶惠美》

某种程度上,04-05年被普遍认为是华语乐坛的高光时段,同时也是唱片时代的“最后辉煌”。那两年井喷式地出现了一批传唱大街小巷、霸占KTV点歌榜的流行歌,现在列举也依旧耳熟能详,仅2004年就有:周杰伦《七里香》、林俊杰《江南》、张韶涵《欧若拉》、五月天《倔强》、S.H.E《波斯猫》、飞儿乐队《我们的爱》、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在“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2005年年度评选中,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夜曲》包揽5项大奖,而从2005年1月起,“网络歌曲”迎来第一波传播高潮。杨臣刚《老鼠爱大米》、庞龙《两只蝴蝶》和唐磊《丁香花》这三首代表歌曲随网络发酵,红遍大江南北,“平民歌手”的大门被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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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B站搜索“夜曲”,获奖之夜视频的默认排序还在前列

网络歌曲不需要工整、专业、有意蕴的歌词,极尽通俗化、口水化,在各类音乐榜单上的热度却不输给上述若干流行作品。盛况之下,词人凋敝最早的苗头已露。

站在乐坛顶点的周杰伦和方文山不太受影响。2007年周杰伦专辑《我很忙》中收录的《青花瓷》让他时隔4年再次登上了央视春晚,当时新浪网调查显示,08春晚的“观众满意度”为新世纪以来最高,《青花瓷》则位于“歌舞类”节目榜首,网友称“周杰伦终于在中老年群体中也打响了知名度”。

《青花瓷》问世同年,方文山出版了书籍《关于方文山的素颜韵脚诗》,次年出版《中国风——歌词里的文字游戏》,正式在作词领域“开宗立派”。

当数字音乐时代由早年的互联网下载进化到靠App和流媒体平台时,一贯保持每年一张专辑速度的周杰伦第二次停了一年,2013年,方文山发起“西塘汉服文化周”,并执导电影处女作《听见下雨的声音》,其身份已不再局限于“作词人”甚至“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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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山执导的电影处女作《听见下雨的声音》

就如周杰伦之后再无“流行天王”,从公众认知的角度,方文山之后也没再出现“词坛旗手”。

填词这件“小事”

“作词”是唱片工业链中的一环,通常“先曲后填”,并为歌手量身定制。

由此也就有了某歌手“御用词人”的说法。台湾词人楼南蔚30余年写过近300首歌词,是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浮夸》等作品的填词者,她向毒眸分享了早年唱片业的惯常工作模式:

“以林志炫的《时间的味道》和《熟情歌》为例,我们会先讨论这次在专辑中要说些什么内容,要展现他人生中的哪些历练、这个阶段要表达什么情感。然后帮他邀歌,向一些作曲人或版权公司找到适合他的歌曲。专辑10首歌的旋律都定了,再安排每首歌的歌词大概要讲什么故事,联系作词人把歌词填进来。根据曲风适合哪位词人来决定邀请谁。最后进入制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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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炫《熟情歌》

虽有多首歌由楼南蔚填词,但不难发现其工作范围不止填词,在两张专辑中的署名职位均为“制作企划”。事实上,唱片业中专设A&R岗,职责涵盖发现艺人、人设包装、专辑企划、宣传发行等,而企划兼任作词人曾在业界非常普遍,姚若龙、易家扬等都是企划出身。

在这样的生产模式中,“词”本来就不是独立作品,是在为歌手服务,以全职作词人身份出道的概率极低。楼南蔚近年才有几次“先词后曲”的合作经历,如林志炫《你是我左边的风景》、歌浴森《水镜阡陌》,分别是单纯先写了首诗、通过一幅画来写,亦有为戏剧而作,如萧敬腾演唱的电影《误杀》片尾曲《亡羊》:“这些对我来讲都不是以前固定模式的创作,过程都比较特别。”

一般情况下,接到写词邀约后词人们都会花一段时间熟悉旋律,“反复听demo,记下结构、字数、句型,到完全被它充满,走路的时候旋律都在脑袋里面再动笔。”楼南蔚说,她完成一首歌的时间通常在5-7天,但也有如林志炫的《没离开过》,“到说要进录音室了才交稿”,前后历时3个月。

与歌手金海心合作过《阳光下的星星》等歌曲的作词人罗茜则对毒眸表示:“写得快几个小时就够了,一气呵成的东西往往是感觉最对的。慢的话几天几周也不好说,罗大佑一首《童年》就写了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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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最早收录于张艾嘉同名专辑

她认为写词的过程“像热恋”,“不单要考虑表述什么,还要考虑发音这个人声乐器,考虑怎么让文字和旋律自然咬合……和那首曲子‘来不来电’很重要,多巴胺内啡肽催产素各种分泌,词曲交合的感觉让你欲罢不能。”

收入方面,据数位从业人士透露,大陆一首曲子的费用在3-5万之间,一首词的价格大概在5-6千,素人作者下限2-3千,著名词人上限因人而异。如果词作者签约了版权公司,制作公司付给版权公司的费用通常1万起步(版权公司有抽成)。

台湾唱片业早年的“行规”是一首歌总预算3万新台币,其中曲1.8万,词1.2万。现在大部分词作者单篇价格区间为1.8-2.5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4-6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指刚发行时的预付版税,如果一首歌曲后来有被翻唱、被综艺节目使用等情况,另需支付的版税往往才是成熟词作者真正看重的收入来源,这部分收入无法预估。

罗茜的另一重身份是“演出策划人”,近年做了不少音乐文化类的工作,虽然“歌词创作一直贯穿其中”,也不由得感叹:“如果光靠写歌词就能谋生,那可就太开心了。”

“唱片业都完蛋了,还要作词人干嘛”

“当没人在乎(整张专辑)的时候,我就失业了嘛。现在大家只知道我是乐评人,不知道我是做唱片的。”邹小樱坦言。

邹小樱在2010年后入行,依然认同“老师傅们”曾采用的“企划决定歌曲、根据主题邀词”的专辑制作模式,并在2020年为汪苏泷策划了专辑《大娱乐家》,用“讨好受众的大娱乐家”概念来阐释汪苏泷的状态。“好的词人能给歌手赋能,比如李宗盛给梁静茹做专辑《一夜长大》,是小女生受到伤痛的感觉,阿信给梁静茹写《燕尾蝶》,因为当时她正在转型……这些事其实是A&R做的。”A&R、企划职位减少,新露头的词人就也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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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苏泷《大娱乐家》

有部分作词人认为,“唱片时代对顶级艺人作品的人文内涵更为重视,那么文人的作用必然引人注目”。不过流行音乐产业的商业逻辑,本质上没变过——消费者为歌手及其作品买单。即便在唱片工业的黄金年代,歌曲也是为“人设”服务,词是歌手的状态表达。

但在表现上,今时的娱乐体系不同往日,曾经歌手与歌迷之间的连接点是“作品”,歌手需要用心打磨每张专辑、做好每场演唱会,歌迷也需要通过每首歌去了解歌手。流量经济兴起后,偶像与粉丝可以直接连通,“作品”这个“中间环节”被抹除了。

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的《2021全球音乐报告》显示,全球录制音乐产业收入连续6年增长,肖战单曲《光点》位列全球十大单曲榜第7,流媒体对等销量达14.8亿,这是IFPI自1933年成立以来,88年内唯一入榜前十的中国明星。该协会2020年的报告就将《偶像练习生》出道的陈立农列入案例观察,其首支单曲《幸福特写》在流媒体上突破了千万大关,从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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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战单曲《光点》

当艺人本身的能量被无限放大,位于“作品”背后的作词人自然也就被掩盖了。“以前会因为一首《红豆》记住写词人,现在会因为蔡徐坤或吴亦凡的某首歌而记住他背后的作词人吗?歌手这个职业其实是不太行的,得做爱豆才行。”在邹小樱看来,“泛音乐产业”的市场扩大了,但“纯粹的音乐行业”并没有,音乐综艺里也在大量消耗以往的经典作品。

何况“爱豆”也能自己写词。从定义上看,狭义的“流行音乐”是一种曲风,即Pop Music,而广义的“流行音乐”即某个时代被听得最多的歌,无可忽视的时代大势是,自15年前“网络歌曲”走红起,“作品欣赏”就已经让位于“个人表达”。如果歌词只是自我表达的一部分,质量无关紧要,自写自唱当然更加合适。

这种趋势体现在传统的流行乐坛里,是“唱作人”比纯“歌手”更受青睐。过往五年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分别是谢铭祐《路》、李宗盛《新写的旧歌》、宋冬野《郭源潮》、陈信宏《成名在望》、吴青峰《他举起右手点名》,获奖者全是获奖作品的演唱者。

体现在互联网语境中,《野狼Disco》《学猫叫》等洗脑神曲与曾经的《香水有毒》《猪之歌》等一脉相承,都是最接地气的平民化表达。而《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显示,数字音乐用户规模超过6.07亿人,同比增长9.2%,网络音乐用户渗透率达到71.1%,“抖音神曲”已不是独立分类,而是“流行音乐”的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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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受到偶像经济和平民表达的冲击,传统唱片业创造的“流行音乐”还受到了“独立音乐”的冲击,民谣、嘻哈、摇滚等小众形态都在相继成为“流行”,听众的选择更多、审美更加多元。

这些形态本来是唱片体系里的边缘地带,而大部分独立音乐人(团体)都一手包办含词曲在内的全部环节。“(音乐市场)跟着整个娱乐产业走,现在消费者取得音乐的途径太容易了,市场分众化,很难再借由独家渠道去塑造出一些天王天后级的人物。”楼南蔚说。

曾和顶尖歌手绑定的词人,看上去也就销声匿迹。“写歌词现在当作一份职业肯定就是死了,这个行业正在消失。唱片业都完蛋了,还要作词人干嘛?”邹小樱的态度更加悲观,“新人单靠写词很难出头,因为市场没那么多需求了。另一方面,又觉得找一个优秀的填词人真的很难,不缺钱也难,行业萎缩到只剩下头部的作者可以用。”

华语听众是最在乎歌词的一批听众,这是种刻在血脉里的审美惯性。人们或许还在等待下一个方文山,但随着唱片业的没落,“职业词人”似乎已成往事。

文|廖艺舟

编辑|赵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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