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党伟业》到《1921》，主旋律成为新主流

​

“与其说主旋律，莫如说是主流电影。”黄建新导演在拍摄《1921》时常说起这句话。

主旋律电影原本就属于主流电影的范畴，但在几十年前，提到主旋律，观众的印象往往是伟光正的英雄人物形象，朴素的讲故事方式；近年来，主旋律影片实现了既传递主流、正能量的价值观，又能与观众共情的转变。

当主旋律影片开始真正重视电影感，尝试类型化的表达，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兼顾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成为新的主流商业片，获得高口碑和高票房，行业已经形成了“主旋律”向主流商业大片转变的共识。

七一将至，有《1921》、《革命者》两部大制作的主旋律影片待映，而截至目前，据猫眼专业版和灯塔专业版显示，《1921》共有超40万的映前想看数，抖音话题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6亿。作为今年上影节的开幕影片，《1921》放映后也引发了观众和从业者的好评讨论——

主旋律影片有机会赢得更大的观众缘，跨越时间，实现国家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在当下的情感共鸣。

细节之处，让英雄人物不再遥远

在《1921》里饰演青年毛泽东的演员王仁君，被黄建新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跑步的姿势怎么样？

电影中拍摄了一场毛泽东从上海的南京路，奔跑到外滩的镜头。跑的过程中主观地切入毛的回忆，展示人物心理的一个一个段落，配合音乐，既向观众呈现领袖人物内心的情感和思考状态，同时传递电影化的镜头美感——英雄人物在电影里鲜活了起来。

这个细节，延续了黄建新领袖常人化的主旋律拍摄思路。

最早的时候，提到主旋律影片，观众的印象往往是《聂耳》、《青春之歌》等通过反映历史真实事件和人物，展示时代精神的作品；改革开放后，“要坚持突出主题，坚持突出多元化”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指导思想；而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上世纪末电影的商业化之路起步，主旋律题材也开始在叙事、制作和演员等维度融入商业元素。

但更多时候，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电影各自承担宣传和市场作用，而前者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时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曾感叹，《建国大业》前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在内的献礼片创作“夸张一点说，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

2009年上映的《建国大业》，成为主旋律电影的节点式作品。影片启用了大量明星演员，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为影片的宣传起到了不小的帮助作用。

“数星星”般的演员阵容是辅助，生动有趣的故事内容才打动人心。早年间的主旋律影片，对英雄人物的诠释往往集中在其光荣事迹和正义不屈的气节，生活化的场景、平凡人的情感波动则并不多见。黄建新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贾磊磊对谈时提到，相比过去主旋律电影往往把主旋律当某种需要完成的任务，《建国大业》注重的是如何将丰富的历史内容生动地介绍出去。

以“领袖的常人化”为切入点，革命领袖在故事中以更平易近人的方式出现。对于细节常人化的处理，也激发了观众和人物以及电影的共情，让观众提高对这段历史的认同感。

这种思路在2011年的《建党伟业》得到了延续。到了今年建党100周年的重大时间节点，黄建新再次拍摄《1921》时，塑造生动、鲜活的英雄人物，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

“《建党伟业》（的任务）是点状的，出现了两个点就没了，而《1921》有从始至终贯穿的人物，来衔接故事。”黄建新表示，有了人物关系就会有情感关系、爱情关系、工作关系，电影开始向故事片靠近，在情节上发生变化和冲突，电影才开始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

为了实现这一点，黄建新给王仁君列了一个长长的书单，涵盖人物传记、回忆录和有历史背景的资料、书信文稿，但又强调：“就看1922年以前的，不要往后看。”

“导演不希望毛泽东主席后来在思想上的成长、高瞻远瞩和领导经验代入到他的青年时期，”王仁君后来才理解了黄建新的意图，《1921》想展示的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形象，是一个满怀着理想，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热血青年的形象，还原这种青年的状态，就不能把他后面的性格和特征完全带到前面来。

不止毛泽东的形象，《1921》里女性人物也被塑造得有力又灵动。王会悟作为中国妇女解放和一大会议的重要人物，在影片里安排了一个生动的细节：搬家时，王会悟忘了一盆花，上去拿了下来。

“在那个季节的上海的女孩儿，经常会带栀子花在身上，设计这个细节的意义在于，我们的革命女性不只有革命事业，也有自己非常日常化、生活化的一面，是一个真实的具有烟火气的人物。”《1921》的制片人任宁说。

另一位女性杨开慧，在与毛泽东分别时，整个身体的重心倾向毛泽东，用肢体行动表达她的依依不舍，但最后的分别又是一个简短有力的挥手，用过这样的细节设定，既表现了人物感情上的有血有肉，又传递出一种革命者的果断、决绝。

类型化创作

不同于《建党伟业》这样有大时间跨度的影片，《1921》在相对短的历史时期，用横截面去展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编剧余曦看来，失去了那个时间长度的积累，怎么在短的时间里面用很多很小的细节，去“四两拨千斤”地讲这么宏大的历史题材，在剧作层面是非常有意思的挑战。

在结构上，建党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而这个事件的代表事件又是开会。全国各地的代表来到上海开会的主线明确，需要做很多辅线，成为多线叙事的结构，让时间丰富、立体起来。

在叙事上，《1921》也在往类型化靠拢。影片里共产国际的两位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各有分工：马林受列宁的指派，从欧洲来到上海观察中国的工人运动，见证中国建党，是一个活动家，是一个明面上的人物；科尔斯基不一样，是远东局的，被派到这边来支持工作，他在“暗处”——

“一明一暗，像谍战片，要躲开法租界的追捕，也要躲开欧洲各国势力的阻挠，这是我们觉得在内容上可以挖掘的点，去做比较类型化的创作。”余曦说。国际线的设置，一方面为影片增加了一些谍战的元素，丰富了观赏性；同时也首次在电影中，将建党放在了国际环境下，毕竟，建党对中国来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对全世界也影响深远。

在创作上，黄建新要求要有考据、有历史地调查，要回到历史现场，但由于是一个故事片，《1921》必须得像一部电影，得是一部好看的电影。类型化的表达，“谍战”的节奏感，和代表们从全国各地汇到一起为一大会议做准备，这些设置让整部影片的故事性更生动丰富。有网友在观影后评论：电影感很强，配乐与画面震撼，看完全片只想感叹，建党不易啊，是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有了今天的好生活。

“这就要求影片不能拘泥于历史本身，要展开戏剧性的想象。”郑大圣导演表示，历史学家止步的地方正是《1921》戏剧性想象起步的地方，“黄导要求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不仅要完成大关节上历史性准确，在塑造人物、电影本体的叙事上还要达到戏剧性准确。”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黄建新近年来经常强调的一点，在《1921》的创作和完成上有了进一步的体现。黄建新认为，细节里最重要的是“戏剧性细节”，这些细节会影响人们的情感、左右情节的发展，需要特别下功夫。

《1921》里，李达跟国际代表见面以后，发生了看法冲突，他回到阳台整理思绪，抽烟、点烟。李达的妻子王会悟上来送汤圆，问他在想什么。李达说他想起当年烧日货，划火柴去点燃那批日货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火柴是日本制造的。

“这样一个细节的强调，会让观众立刻感受到李达内心的悲凉。”黄建新说。通过这样的细节，交代了很多事情，让李达身上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国家担当，在银幕上展现了出来。 

在摄影上，《1921》也在努力实现电影感。影片里有一场代表们围在一起起讨论党纲基础理论的戏，大家拍桌子瞪眼吵了起来，而这种戏如果切碎了拍，靠蒙太奇衔接，设计的痕迹太重会让观众觉得不真实。最后黄建新和摄影指导曹郁决定一个镜头拿下。

现场只有桌子中间一盏灯，人物围着一圈坐，到了谁发言的时候，摄影机经常通过两个人的缝中间伸出去，摇向发言的人，退出来再跟着转圈。“这是一个对戏剧理解力要求极高的一个镜头。”黄建新说。而真实由于曹郁对人物、情景、主旨和演员调度与摄影机关系的理解，才拍出了这样的镜头，让《1921》的镜头语言丰富且准确。

从这些维度出发，《1921》注定是一部非模式化的“主旋律”影片。黄建新认为，影片所有的细节都是为了支撑人物、支撑情感，细节最大的功能是支撑观众想象的空间，一旦观众展开想象，会进行经验补充，所以镜头段落才会让他们产生联想，而这，也正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主旋律身上的责任感

“年轻一代比想象中更爱国。”

去年五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你怎么看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调查显示，此次疫情中，70.9%的受访青年最大感受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当满分为10分，受访青年给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平均打9.57分，生活幸福感平均打9.03分；多位电影导演、编剧也曾表示，疫情之后，大众极度渴望那些充满家国情怀、平凡但伟大的人物和现实生活里正能量、温情的故事。

 “今年的时间节点，对中国来讲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百年前的开天辟地建党，开启了中国过去一百年波澜壮阔。今天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个个体、每个组织、每个公司、每个家庭能够有这样幸福生活，年轻人可以畅谈自己的梦想，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在今天比历史任何时刻都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今年上影节的开幕论坛上，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如是说道。

著名电影人张昭曾总结过2019年电影市场的存在的三种故事：中国英雄故事、中国青年故事、中国文化故事。“整个中国的转型过程中，经济进入到了新常态，用户迫切追求身份认同。2019年是中国电影主体意识和中国人身份自我认识的高度重合的一年，这一点太重要了。”

当主流电影能够与中国人身份认同高度重合，讲述中国历史、传递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当下高涨的爱国情绪结合，在影片质量内容过硬的情况下，很容易赢得观众缘，这一点在近几年几部卖座的主旋律影片身上已经得到了印证。

2016年，《湄公河行动》这样的主旋律影片成为类型化、大制作的成功案例，之后的《战狼2》则在商业类型片里主动表达爱国的主流价值观，并打破了内地电影的票房记录。商业与主旋律的结合，在近几年的电影市场里频频出现，并且像《我和我的祖国》等在内的献礼片，也往往能获得高评价、好口碑。大众对于主流情感价值观的认可，让主流影片成为年轻人喜闻乐见的题材。

在对待这类影片的态度上，电影公司并不是在领任务，而是抓住创作契机，传递主流价值观，并且实现经济效益。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于冬在上影节论坛上表示，在主旋律作品创作中，除了领袖人物、著名将领，还有更多更丰富的人物形象可以被挖掘和塑造，“只有具有真正感染力、穿透力的艺术形象才会打动人心。”

从今年几部观众口碑较好的影片里可以发现，重视听、大场面的电影，和带着真情实感讲故事的现实主义题材，这两类影片是观众有观影需求的。而当今的主旋律影片，往往可以兼顾这两者。像《1921》中的大场面调度和视听效果，都是高品质的，而历史人物真实情感、为理想和国家献身的精神内核，又符合观众在观影情绪上的期待。

所以可以期待的是，当一部主旋律影片的文本足够扎实，有强大的戏剧张力，匹配良好的视听效果，观众对其的接纳意愿会更强。而一旦这类影片的供给充足，既能起到担负起电影的文化价值使命，让观众铭记历史、感恩先辈、爱党爱国，成为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有机会为当下的电影市场带来新的增量。

参考资料：

华谊兄弟研究院，浅析中国主旋律电影发展

文 | 澄田花苗

编辑 | 张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