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统一模式路径

　作者：王海良（上海），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前言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上所作的报告，不仅为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指明了方向，还通过提出“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基本方略，明确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方针和基本路径，意义重大而深远。解决台湾问题可能有若干模式可供选择，不会只有一种模式。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到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无疑是最理想的模式。但两岸关系已发生重大转折，如果两岸双方从“冷对抗”变成“热对抗”，也可能形成另一种模式。上述二者之间也还存在若干其他模式或混合模式。2016年初以来，国内一直有人大讲特讲所谓2020年“武统台湾”，其中还提到所谓“北京模式”。笔者认为，这是缺乏战略定力和深入思考的表现，也不乏利用某种时间节点上的标志性意涵，来引导或催促中央尽快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动机。也有著名台湾问题研究专家公开讨论所谓“对台时间表”。美台方面也有相关鼓噪，如台“国防部”于2017年8月底送交“立法院”的《中共军力报告书》和《国军五年兵力整建与施政计划报告》等提出所谓“整体评估共军犯台可能时机”；一些美国智库也紧锣密鼓地讨论中国大陆“对台武统”的可能性。还有外国专家认为，中共十九大以后，大陆对台政策将从“反独”转向“促统”。这多少反映了各方面对台海危局的思考，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

然而，事实上，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客观上可能有多样性，最终会采取哪种模式，要看岛内外格局的发展趋势。从岛内政治格局看，2020年有一次至关重要的选举，是国民党以及泛蓝阵营重掌政权的机会，否则便只能等到2024年才会再有机会。不过，对解决台湾问题而言，岛内政局的变化已不是决定因素，关键还要看大陆的发展和战略。从大陆方面看，中共十九大后，从2018年算起，到第二个“百年”即2049年，充其量也只有30年光景了。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第一个“百年”即2021年是一个里程碑、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不可能不在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方面取得重要成果、显着进展，或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在这个里程碑式的一年，应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让我们党功德圆满。人们还会自然地认为，2022年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十大，也应在祖国统一大业上有所建树。笔者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是一个整体战略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时间应该由内外各方面因素和条件决定，而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愿决定。不过深入探讨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可能模式和路径，还是很有意义的，笔者愿不揣冒昧，抛砖引玉，促进各方思考和探索。 

　　二、从“古巴化”看“古巴模式” 

　　近年来，有一些台湾智库谈论所谓“古巴化”，意思大体上是说，如果台湾拒绝统一，与大陆对抗，靠美国的保护和支持，也能长期坚持下去。这种把台湾当成古巴，把中国大陆当成美国，把美国当成苏联的比照方程式，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忘记了最根本的一点，即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是紧邻的两个主权国家间的关系，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地区或两个实体的关系——美国可以用各种手段对付古巴的政权，但永远不能用武力“抹掉”这个小小的岛国，而中国大陆可以采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在本文的框架下讨论“古巴模式”，就要看台湾与古巴在处境和前景上的异同。 

　　众所周知，古巴问题是冷战的产物，古美关系完全是政治影响经济和政治决定外交，一方面古巴革命决定了古巴的命运，另一方面古巴因充当苏联冷战战略的抗美桥头堡而承担了长期牺牲和高昂代价。从这里反观台湾，可以有内外两个观察视域：第一，从中国内部关系视域看，我们可以说，台湾选择民主化是决定命运的抉择，大陆容许台湾做这样的选择，但与民主化相伴随的本土化培植出“台独”思潮和分离主义路线，并逐步走向各种形式的“台独”，是大陆绝不会允许的，台湾将因此走进历史的死胡同；而古巴没走死胡同，走的是窄胡同。半个多世纪以来，古巴坚持了自己的制度，保持了政权连续性，社会没有认同问题，更没有内讧与分裂，一言以蔽之，内部不存在政治断裂与社会动荡，但深受美国强加的经济封锁之害、物质匮乏之苦，人民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国家长期处于短缺经济阴影之下。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告诉美国总统卡特的密使说，美国的封锁令他深受其害，他愿意与美国改善关系，但不能丢弃坚定支持过他革命的苏联人①。可见不高明的政治经济学把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引入了停滞境地。当下和未来的台湾是否愿意在经历过20多年的经济停滞后，再过半个世纪的“闷”生活？从对外经济关系来看，台湾当局的所谓“新南向战略”让人想起当年古巴舍近求远加入苏联东欧组成的经互会，很不合理，缺乏智慧；而古巴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系除了蔗糖和雪茄，几乎乏善可陈。蔡英文当局宣布撤销“新南向办公室”之举，已初步证明台方对外经济战略选择的不智。 

　　第二，古巴一成不变的古板外交对其损害不轻，当年古巴导弹危机后，古巴本应调整对外政策，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藉以改善自己的处境。但它没有这样做，仍然紧跟苏联，甚至参与对非洲的军事干涉，一度疏远中国。古巴的做法一直是远交近攻，而近攻的对象竟然是世界霸主，其领导人却不懂远水救不了近火的道理。如此看来，如果说1995-96年台海危机有一点古巴导弹危机的影子的话，台湾地区领导人是不是应该接受古巴的教训？关于这一点，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公开警告说，古巴就是错误地处理了与美国的关系，完全押宝在当时的苏联身上，以保障自身安全。当苏联利益发生变化时，古巴就被“吊在半空了”。他强调，如果台湾依赖美国，就丧失了主导自己前途的机会，把命运交给了美国。他进一步表示：“美国有关于台湾的利益，也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利益。那不会是台湾愿意冒险去赌一把的一个平衡关系②。”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即：如若台海有事，美国会不会选择站在台湾一边，还是个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对台湾社会和台湾当局最好的忠告。 

　　台湾学者考虑“古巴化”的思路是，两岸长期维持所谓“不统、不独、不武”现状，即使经济不振也过得下去，颇有点放大版“小确幸”的意思。笔者认为，就台湾的发展趋势来说，如果出现“古巴化”的情况，也不会重复古巴的先例，以至拖延数十年。首先，面对呈现类似古巴状的台湾，大陆不会允许它长期存在，原因是祖国完全统一目标不允许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其次，不同于铁板一块的古巴，台湾有一个泛蓝阵营——心向大陆的社会力量，它不会让台湾陷于长期困境，而会寻求结束痛苦的出路。复次，美国与古巴的经济发展差距对两国关系几乎没有影响，两国并不互为市场，没有依存关系。而大陆是台湾赖以生存的市场，大陆的快速发展对台湾影响巨大，大陆广袤的空间和无限多的机会对台湾民众吸引力越来越大。再者，与古美长期冰冻的关系不同，台湾民众会坚持两岸交流甚至社会融合，藉以扩大他们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所以，以长期分治、长期拖延为指向的“维持现状”，不能称作“古巴化”或“古巴模式”，大陆不会允许台湾问题一代一代拖下去。即使有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古巴模式”，也不是一个能让台湾安然度过几十年的模式，何况“古巴化”本身并不能解决台湾问题。 

　　三、克里米亚回归模式 

　　（一）克里米亚选择和平回归俄罗斯 

　　2014年3月16日，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加入俄罗斯联邦。克里米亚官员当天宣布，克里米亚公投结果显示，96.6%的投票者支持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但与此同时，克里米亚公投受到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强烈批评。这次公投的背景是：在克里米亚民众中，俄罗斯族人约占59%、乌克兰族人约占24%，克里米亚鞑靼人约占12%。在对待克里米亚未来地位的问题上，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民众之间分歧比较大。尽管如此，公投结果如此倾向于克里米亚重新投到俄罗斯的怀抱，还是反映了克里米亚的社会倾向、人心所向、发展方向。近年来，克里米亚局势一直动荡，分离倾向严重，由于经济状况不佳，民众中回归俄罗斯的思潮不断增强。加之俄乌矛盾不断加剧，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有全面影响，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显示出更好的发展前景，终于为克里米亚通过公投重返俄罗斯准备好了条件。事情的发生并不十分突兀，克里米亚历史上多次进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三者之间几乎是纠缠不清的关系，根本原因是因为有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大族群及认同；而克里米亚是个不大的半岛，在归属上有一定的游离自由和选择空间。在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选择没有法理问题，且有认同基础，两大族群都接受多数决定原则，说明克里米亚没有尖锐的族群对立，那个社会没有被撕裂。

从自然条件上比较克里米亚和台湾可知：克里米亚半岛位于乌克兰南部，濒临黑海和亚速海，是海上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半岛的特殊性使克里米亚与大陆归并与疏离两便，但它终究要选择一个靠山，永远无法独立自处。台湾与大陆之间隔海峡相望，疏离大陆的条件优于克里米亚，同样遇到外力干预，由于海峡的屏障作用，效果是不一样的。克里米亚突出的战略价值一向被大国争夺，俄乌争夺克里米亚并不奇怪，关键是克里米亚选择哪一方。从规模看，克与俄的大小比例关系甚至高于台湾与大陆的比例。 

　　（二）经济需要决定政治取向  

　　克里米亚公投结果表明，经济需要决定了政治取向。克里米亚在经济上依靠乌克兰，但后者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帮助，且经济前景远比俄罗斯暗淡。俄罗斯和乌克兰经济体制差别不大，但体量、资源、能力大有不同。两国的国家意志与发展趋势也不一样。这些决定了多数克里米亚人选择相对比较强大可靠的俄罗斯，可谓大势所趋，而非人为所致。笔者认为，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用经济解决了政治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用经济制裁予以惩罚，也是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但这种做法作用有限，只是做做样子，既不能改变既成事实，也不太能削弱俄罗斯。其结果是，俄罗斯和克里米亚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没达到目的。从实质上看，美国难以用武力干预，就只能象征性地干预。普京主义奏效了，实力决定了结局。 

　　俄罗斯、乌克兰、克里米亚可以是一体的，也可以是分开组合的，但俄乌两国永远是要为邻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旦因克里米亚而打仗，必然是一场大战，从现有军事实力来看，乌克兰必败无疑。从外部看，要进行军事干预，美国鞭长莫及，其他西方大国更是有心无力。所以，公投票决这种政治解决方式可以是和平转移归属关系，符合西方所推崇的民主投票、多数决定的原则，西方国家本应无话可讲。不错，有人指责公投受到了操纵，普京在克里米亚有代理人云云，但这类情况在西方国家也不鲜见，只要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不能推翻合法公投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以来，没有出现大问题，俄投入5亿美元援助资金，还采取了多种促进克里米亚全面融入俄罗斯的举措，取得了显着效果，局势很稳定。 

　　对比台湾与回归前的克里米亚可以发现：第一，前者是处于自治状态下的中国特殊地区，后者则是乌克兰属下的自治共和国，前者若决定与大陆统一是没有后者那样的束缚的，但前者内部的族群对立远比后者尖锐。第二，两者都在经济上对内陆或大陆有很高依赖度，都可能因经济境遇而做出政治决定。第三，两者都有民主制度和票决机制，故台湾未来可能以“公投”方式决定其与大陆的关系。第四，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克里米亚的干预能力比较弱，缺乏传统联系纽带也就缺少有效的手段；这种处境与其在台海的处境很不同，美方对台湾的直接影响甚至操控能力要超过大陆。第五，半岛与海岛的不同带来了武力解决问题的难度差别，克里米亚历来是背靠大陆、面朝黑海的区域，其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一直是海防要塞，所以它天然依赖背后内陆的支持，而台湾海峡客观上形成了陆岛之间一体化的障碍，也为台湾抗拒大陆提供了屏障，还是以往外力干预和破坏的有利条件，这些因素今天依然存在并起作用。

四、德国模式：两德统一与俾斯麦统一之路 

　　（一）二十世纪的两德统一  

　　德国历史上两度实现过统一，一次是俾斯麦于十九世纪中叶实现的德国统一，另一次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实现的东西两德统一。鉴于两次德国统一模式的可借鉴性差距较大，本文主要探讨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模式，在下文中详细论述，这里只对两德统一做简单论述。 

　　在《柏林条约》签订后，1972年11月东西德签署《基础条约》，确认双方应发展正常关系。9月，两德同时加入联合国。科尔领导下的西德经济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低速、稳定、持续”发展阶段，为两德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东德在70年代经济发展势头良好。80年代末掀起的东德公民取道匈、波、捷等国外逃的浪潮彻底动摇了长期稳定的政局，也使柏林墙的功能丧失殆尽。1989年11月9日，东德政府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10日晚开始部分拆除柏林墙，东德人如潮水般涌向西柏林乃至更远的地方。12月，东德进行整治变革，实行多党制，为两德统一创造了政治条件。 

　　两德统一的初步设想是西德总理科尔于1989年11月28日提出的，经与东德交换意见，于次年2月开始付诸实施。两德签署了政治统一条约，规定民主德国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加入联邦德国。10月1日，欧安会成员国外长在纽约举行会议，苏美英法外长签署文件，规定德国自统一之日起，即成为一个完全享有主权的国家。10月3日两德实现正式统一，国名仍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于二十世纪结束前迁都柏林。 

　　关于两德统一，笔者认为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三点：第一，东、西德国规模、体量相差不大，但二者发展道路和结果相差甚大，尤其是经济发展结果有天地之别，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经济状况决定了东德人民的选择，首先是外逃和绕道前往西德，其次是最后支持当局并入西德。第二，东、西德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二者长期对立，柏林墙更是壁垒森严，到了后期却未构成双方统一的障碍。丧失了发展优势和对人民的物质保障，东德的政治制度便失去了吸引力和自我支撑的力量，无论怎样辩护和保护都无法挽救失败的命运。第三，国际环境有利于两德统一。一是冷战已接近尾声，苏东已现败相，自顾不暇。二是两德统一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的，有利于欧洲安全，同时又因统一方式是东德并入西德而壮大了西方阵营，美、英、法求之不得。 

　　从两德统一对两岸关系的启示来说，笔者以为，经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对政治制度的坚守可能不敌对经济发展结果的选择，这一点是台湾需要持续观察的。反过来看，经济发展的结果也能证明政治制度的合理性、生命力和竞争力。此外，从自然条件来说，本来两德是合并式的和平统一，但结果是：和平统一没有疑问，却不是对等的合二为一，而是东德有条件地并入西德，原因在于东德的地位和处境已与其自然条件不相称，丧失了对等的政治地位。故此，如果台湾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台湾民众以各种不同形式和方式选择融入大陆社会，接受大陆制度和治理下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最终台湾与大陆统一时的政治地位便可想而知，即使台湾的民主制度还可以在岛内原封不动。 

（二）俾斯麦统一德国之路 

　　十九世纪中叶，普鲁士宰相俾斯麦以武力统一德国之路是分三步走完的，最后用暂时对巴伐利亚王国采取国中之国的安排方式，完成了建立德意志帝国的伟业。虽然排除了奥地利王国的德国统一，不能不说是德意志民族永久的遗憾，但历史证明统一对德国是功德无量的。在统一德国的方式上，俾斯麦选择了以联邦形式解决北德问题的办法，即在扩大了的普鲁士之外建立一个由它领导的联邦国家——北德意志联邦，将来把整个小德意志民族国家都接纳进来。俾斯麦则既采用联邦制，又设法避免联邦集体主义，把通过普鲁士体现出来的霸权原则同联盟原则结合起来，以传统的机构即旧联邦会议为依据，成立了联邦参议员，作为宪法规定的“中央机关”，它实际上承担总内阁的职能，并给普鲁士霸权留有足够的空间，这就是普鲁士通过由普王任命的联邦宰相进行领导。1867年4月16日，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以这种形式在北德意志制宪国会通过，经联邦内各政府接受后，于7月1日生效。 

　　尽管如此，统一进程的下一步即解决南德意志问题并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南德国家意识有一股坚强的力量和丰富的政治、历史背景，无法立即适应一种普奥均势消失、普鲁士独占鳌头的联邦国家体系。俾斯麦对这一点的认识，比大多数北德自由党人都更清楚。他指出，对南德不需要比较严密的统一形式，而只需要明确表达民族的共同性，同时这种共同性的表示使人确信：南德诸邦不会陷入反对北德的敌视倾向，不会陷入对外国的依赖⋯⋯我们会在合并的道路上达到巴伐利亚人自己所希望那样远的程度。实际上，在同法国停战缔和之前，旨在建立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帝国)的谈判已经结束，1870年10月至11月，俾斯麦与南德代表分别接触和商谈，一开始便把政治力量最大、历史和国家自信最强的巴伐利亚人孤立了起来，为谈判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从俾斯麦的联邦统一方式的历史条件来看，他是幸运的，也是明智的，所以成功了。我们从俾斯麦的实践中能得到有益的启示：例如他把普鲁士的霸权与联盟原则结合起来，就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俾斯麦搞了个德意志联邦，没有用普鲁士代替德意志，却并不妨碍普鲁士在统一国家中的主导地位。 

　　今天 ，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复兴和富强，在正式国名中保留根本要件而改变其他部分，绝不是一件荒诞不经的事情。且不说德意志统一后普鲁士一词再也不曾出现在德国国名中，英、法、俄等许多国家都改动过国名，只不过是名随实易，有的名易实不易，更有的是名亡而实存。可见，关键在于实质，俾斯麦的做法就是取实而舍名的范例。台湾方面主要不是纠缠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而是首先不要让两个不同制度的实体统一；其次是在不能不统一的情况下，要索取与大陆对等的政治地位。也就是说，假如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统一，台湾会认为自己的地位只等同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而它想要得到的却是与中国大陆完全对等的地位，所谓“在民主化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实际上就是要争取在改变大陆社会制度的前提下，享有与北京完全对等的政治地位。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么合二为一，要么实际独立。这恐怕是行不通的，即使让俾斯麦来处理也不行，但他更不会容许分裂主义，而务实的妥协办法可能是两岸双方谈判共同建立中国人的完全统一的国家问题，同时给予台湾超地方性的政治地位，一如俾斯麦对巴伐利亚所做的那样。 

　　这里先说中国人的完全统一国家问题，实际上还是有个国家的名与实的问题。如果台湾当局愿意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谈判的话，这个中国人的完全统一国家可以名为“统一中华共和国”。在这里，“中华”和“共和国”都是正式国名中的根本要件，又是两岸都能接受的。“统一”则包含了团结一致、结成一体的意思，为一些国家的国名所采用，如译成英文则是united，作共和国的修饰词。其实，共和国本身就是近代以来各国人民革命和斗争的产物，中国也不例外。如果在这样一个国名下实现统一，就有可能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确定台湾的地位，就是说在统一的、实行共和制的中国，台湾实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可以不同于大陆，而同时又可享有其他各省区所没有的超地方性地位，就便于解决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们要考虑对许多现存和现行的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甚至要专门修改宪法，以适应统一进程和统一后共建复兴的中国的需要。关于给予特殊谈判对手即特殊地区以特殊地位和待遇以及相应修改宪法和调整体制，在俾斯麦处理统一德国最后阶段遇到的难题时采取的措施中均不乏其例，对后人不无启示。然而，如果台湾方面在维持现状的幻想中继续拖延下去，可能将丧失上述可能性，即台湾不会享有超地方的政治地位，只会有类似海南岛的地位。 

（三）俾斯麦对巴伐利亚的特殊安排 

　　在建立“德意志联邦”的谈判中，俾斯麦始终坚持既定方针，即保留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在北德意志联邦的基础上建立“德意志联邦”，而实力雄厚的南德大邦国巴伐利亚却一直试图在北德意志联邦之外再成立一个范围较广的联邦。巴伐利亚的建议因符腾堡的态度而遭到失败，而巴登和黑森则提前全盘接受了北德联邦宪法并在此基础上与俾斯麦签订了条约，留给巴伐利亚的路只有参加北德联邦但保存特殊权利这一可行选择③。因为在法国已被普鲁士击败的情况下，巴伐利亚决然无力抗拒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意志，选择单独分离和对抗无异于选择自杀。巴伐利亚最终和符腾堡一样，在接受北德联邦宪法的原则基础上与俾斯麦签订了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巴伐利亚等邦获得了和平时期的军事主权和自己管理邮政和铁路的权利。条约在某些方面加强了1867年宪法的联邦特征，关于联邦行政权的第19条改得温和了一些，取消了行政权可延伸到暂行接管权一条。修改宪法的话，除普鲁士外，在联邦参议院中有14席的3个王国实际上得到了否决权（第78条）。宣战权必须得到联邦参议院同意，“除非发生了进攻联邦领土或海岸的事件”（第11条）。一个由俾斯麦建议设立的联邦宪法机构应该是由巴伐利亚人任主席的联邦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但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大权恰恰集中在帝国宰相本人手中，以至该委员会的作用受到了限制，未能获得实际意义。经过一次秘密协商，巴伐利亚得到了在和平谈判中破例在场的权利，作为对它自己的外交政策的最后一点要求。 

　　对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言，选择什么样的象征来代表国家及其体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俾斯麦主持下，皇帝和帝国这两个概念代替了中性的主席和联邦，作为历史时代特征和民族思想表征写进民族国家宪法。在他看来，皇帝和帝国的概念包含着给他仔细权衡过的宪法体系添加新因素的可能性；在巴伐利亚境内行使普鲁士权威，这是新鲜事，它会损害巴伐利亚的感情，而一位德意志皇帝不是巴伐利亚的不同部族的邻人而是同胞。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国王只能恰如其分地对德意志皇帝而不是对普鲁士国王做出他对元首权威已经作过的让步。他认为，皇帝的尊严有助于掩盖普鲁士王室的霸权地位，可以使巴伐利亚这个第二大联邦成员及其君主心安理得。不仅如此，他还替不善交际的路德维希表达了请威廉一世称帝的建议，并把此事与给予巴伐利亚国王财政补贴的许诺联系起来。直到帝国建立的最后关头，皇帝称号问题仍未解决：王太子希望用“德意志人的皇帝”（Kaisser der Deutschen）称号，而威廉国王则一直坚持要用“德国皇帝”（Kaisser von Deutscherland）称号，但俾斯麦认识到，恰恰是这个“包含对非普鲁士地区行使君主权利”的措词会危害他的政治意图。故不同意超出已在路德维希所呈奏折中出现的“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ser）一语。于是，在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镜厅举行的盛大成立仪式上，巴登的弗里德里希大公为避免名称问题上的麻烦而提议为“威廉皇帝”举杯祝酒。 

　　在主权问题上，按德国学者的看法，真正掌握帝国主权的人并不是皇帝或民族，联合起来的22个君主和3个自由市的市议会才是国家主权的共同享有者。仅仅在国际交往中，皇帝才是唯一的主权者，即使如此，各联邦成员国在对外关系上仍然保留派遣和接受外交使节的权利，而巴伐利亚则直到1918年还在一些国家（奥匈、法国、梵蒂冈）派驻自己的外交代表机构。帝国不设帝国各部，而仅有一个帝国大臣，即帝国宰相，规模有限的帝国行政机构则是后来逐渐建立起来的。帝国军队是由大、中邦国分担的份额军队组合而成的，除普鲁士的陆军部和总参谋部外，巴伐利亚、萨克林和符腾堡也还有它们的陆军部。皇帝虽是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但巴伐利亚的军队只有在战时才听从皇帝的命令，和平时期皇帝仅有权视察巴伐利亚的军事要塞和军训工作④。

就财政政策而言，“帝国是各邦的包伙人”（俾斯麦语）。帝国国库收入来源为关税、几种消费税和帝国邮局的纯收益，不够的部分则由各邦按疆土大小来分担。但在帝国建立之初，各邦共享法国支付给德意志帝国的40亿马克战争赔款，普遍感到满意。这40亿马克中有14亿用于帝国集体开支，搞基本建设和设立多种基金，其余26亿则按参加对法战争的军事贡献而分给各邦。此外，按照1879年的关税税率法，各邦可获得一部分帝国关税的税金。从1883年到1918年，这些分给各邦的关税税金甚至大于各邦所应交纳的财政预算分摊额，以至它们只需从帝国国库领取马克。除消费税和交通税由帝国自己保留，各邦均可收取收益税（征收地产、房屋、工商业和资本利息的税款）、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北德和中德诸邦实行了普遍的或分等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而巴伐利亚等邦则以收益税为税制的基础。从帝国成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大邦的国库收入都有了成倍的增加，如巴伐利亚、符腾堡和黑森三邦，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萨克森和巴登国库收入则增加了3倍⑤。 

　　（四）俾斯麦所引发的随想 

　　众所周知，和平统一最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走和平统一的路线，以“一国两制”为基础，给予台湾较高的地位、较大的权益、较多的优惠，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实现，同样是可行的。统一后的国家能够许诺给台湾的东西也许并不会比巴伐利亚等邦国从俾斯麦那里得到的少。首先台湾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经济体存在，同时作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继续实行自己的政治制度，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完全是高度自治。其次，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实际享有军事主权，中央政府不向台湾派遣驻军，台湾实际上只需要在形式上设防。可以设想，统一后的台湾不再需要防备大陆，只需要防卫外敌入侵，而解放军的海空力量足以承担台湾岛的外防，故解放军不需要在岛内驻防。复次，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司法、警察、海关、邮电等重要机关和机构，它们自成体系，独立运作，不受制约。再者，台湾无须向中央交纳各类税金，不会增加经济负担。最后，台湾与外界的交往仍可正常进行，非主权性的功能性驻外机构仍可保留。从经济上看，台湾将得到的优惠远非巴伐利亚等所能比拟，而且台湾在大陆的市场也更为乐观。从政治上看，台湾自治与巴伐利亚等保留邦国地位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都不是整个民族国家的代表和国家主权的掌握者，不同之处也许只是台湾将有自己的行政长官，巴伐利亚保留了它原有的国王，而国王是旧时代的产物。当然，台湾的政治地位可以参照俾斯麦处理巴伐利亚问题的办法加以调整、提高，如规定台湾为大特区，其行政长官可兼任副总理；台湾在全国立法和行政机构中可拥有较多席位和高阶官职。 

　　在与主权相关的问题上，主要是对外关系上，也有可以商讨的回旋余地。例如，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后，台湾除保留在外国的非政府性机构外、代表处（外馆），可在一些中国驻外使馆设台湾处，由台湾人负责处理涉台事务，也可以由台湾人担任特定的中国驻外使馆的各级官员。又如，在台湾无权享有席位的国际组织或机构中，中国代表团可有一定比例的台湾代表、台湾人甚至可以做团长、副团长或代表、副代表等。这样一来，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主权共享”便得到了体现，“国际空间”更有增无减，要比台湾苦苦支撑驻外机构好得多。再如，统一以后，除在台湾派驻中央政府外交部特派员一类的代表外，还可考虑由台湾人担任中国外交部的部分职务，并加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基本作用。此外，在台湾同意按“一个中国”原则和“一国两制”架构实现统一的前提下，也可以考虑设立一定时间的过渡期，来逐步处理台湾驻外机构的“关、停、并、转”，以利于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平稳和操作程序的便当。 

　　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也是分三步走的——第一步是香港回归；第二步是澳门回归；第三步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台湾问题的处理很复杂、困难，从台湾的地理位置、历史遭遇、政治地位、经济体量、社会结构、文化特质等观察，多少能看到巴伐利亚的影子，但可能比巴伐利亚问题更难解决。笔者主观上不希望看到大陆采取武力统一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即先跨海峡攻取台湾岛，然后按大陆的意志安排台湾的一切。而是希望排除俾斯麦武力统一德国的模式，但部分采用他对巴伐利亚的特殊处理办法，以优厚的待遇促使台湾与大陆和平谈判并最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现在看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情，而基于武力的统一属于终极模式，是极端的方式，并不是理想的、最佳的、首选的方式；反而可以说是不佳的、最迫不得已的和代价最高的方式。但和平统一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谈判艺术，对统一进程和结果的安排模式应该十分巧妙。笔者认为，俾斯麦在战略上的理想主义之下表现了策略上的高度现实主义，是我们中国人可以认真取经的。 

　　五、越南武力统一模式 

　　众所周知，美国上世纪打了一场以惨败而告终的战争——越南战争，知识界已对那场战争做了很多研究和评价，大多是从冷战和外交的视角观察和分析的，笔者则仅从越南统一的视角做简略的论述。 

　　（一）美国在越南的战略失误 

　　美国进入中南半岛战略误区的诱因之一，是殖民主义在美国意识形态中被共产主义压倒，美国可以不再顾虑殖民主义的问题，而日内瓦会议又提供了一个政治架构，使美国的政治和军事目标趋于一致。其次是1954年9月成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美国误以为它提供了一个用以保卫中南半岛的法律框架，使美国的行为不仅有法律依据，而且有集体后盾。美国的策略是把支点放在毫无基础的南越，全力支持吴庭艳政权，为之提供大量援助，到艾森豪威尔卸任时，援额超过10亿美元（当时的美元币值）；美驻西贡大使馆为全球最大的使馆之一；美军顾问团人数高达692人。时任参议院的约翰·甘乃迪表示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以安全与民主为两大支柱，称越南不仅是东南亚安全的“巨拱的基石”，也是“亚洲民主的试验场”。 

　　然而，由于游击队的活动和吴庭艳政权的虚弱，南越安全局势日趋恶化。美国军方误以为按其在欧洲和朝鲜战场的战法，凭藉装备优势打消耗战，就足以置游击队于死地。但不料他们那一套在越南丛林不能奏效，美国训练的南越军队落入了与法国同样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上台的甘乃迪依然深受多米诺骨牌理论所惑，把理想原则和目标完全等同于美国国家利益，并认为越南是美国整体地缘政治地位中的关键环节，阻止共产党在越南获胜关系美国的重大利益，总之认定保卫南越政权事关全球遏制战略。对当时美苏对抗的判断使甘乃迪觉得，越战是有限的战争，不会引起全面战争。然而，他却未能从中苏之间的裂隙看出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可能，仍把赫鲁晓夫的恫言于中国的意识形态绑在一起，误判苏中两国“有野心称霸世界”。这进一步促使他对越南和越战误判下去，排除了调整战略的可能，也失去了这样的机会。这种误判一直延续到约翰逊身上，他在1965年中国宣扬“人民战争”精神时，把它解读为中国要直接介入越战，却忽略了中国明确宣布的解放军不出国作战的立场，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中国受到很大压力。约翰逊也错过了全面收缩的良机，结果战争逐渐升级，美国越陷越深。 

　最令美国政府痛苦的也许不是陷入泥淖带来的折磨，而是经过挣扎依然看不到出路的绝望。到1965年7月，美军作战部队全面投入作战，到1969年初，美军总人数高达543000人。同时，美国空中打击的规模和手段也达到了常规战争的极限。美军损失惨重，却没有收到效果，士气低落，大失脸面，且受到国内舆论谴责。朝鲜战争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国内共识难以为继。越战的旷日持久、代价高昂、前景黯淡却远远超过了朝战，美国国内反战浪潮高涨，社会分裂严重，年青一代沉沦，国内体系动摇，政府一筹莫展。深感绝望的约翰逊政府终于有所醒悟，决定调整战略，探寻和谈之道。至此，美国理想主义外交宣告失败，轮到现实主义外交来收拾残局了，随着理想主义之梦的破灭，战后以来风头甚健的美国例外主义——一种标榜美国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仰——也几乎走到了自焚的地步。自然，美国的全球战略和政策已经不攻自破，修复它们的重任落到了尼克松肩上。 

　　（二）美国“光荣”撤退与北越武力统一 

　　尼克松的任务确实艰巨，他要承受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败的痛苦，退出越南意味着必须放弃过去20年来四任总统的承诺，这无异于让美国在全世界面前蒙受耻辱。所以，尼克松想退而求其次，争取所谓光荣撤退和光荣和平。他为此付出了四年努力，边打边谈，且战且退，总算没有不战而降或不战而退。但到1975年柬埔寨和南越于两周之内相继落入共产党之手时，美国已鞭长莫及，只能痛睹多年努力尽失流水，光荣随梦想一起破灭。从逻辑上讲，既已撤退，美国就不想也无力卷土重来了，连国会也丢掉了幻想，撒手不管中南半岛了。尽管如此，放开眼界来看，尼克松的功绩并不算小，他放弃了本来就不应抓住不放的东西，实实在在地抓住了本该把握好的东西，前者是中南半岛的乱局，后者是世界格局的实质。没有这一放一抓，就不会有苏美缓和、中美关系解冻以及集体安全⑥。正是在现实主义指导下，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的需要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美国的全球战略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有效。可以说，中南半岛的经历和越战失败的教训使美国外交成熟了。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因祸得福。相比之下，没有这番惨痛经历的苏联后来在阿富汗上演了越战式的悲剧，并给已经没有弹性的帝国敲响了丧钟。随着美国元气的恢复和苏联力量的衰退，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因素又在里根时期活跃起来，当时的国际条件也有利于它重新抬头。但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却不是理想主义的一统天下，现实主义牵制着它，越战的教训时常敲响警钟，提醒外交政策制定者，在以美国为主导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美国仍须现实地看待世界力量结构，认清美国国家利益与国际体系、地缘政治、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美国全面撤退的直接后果就是越南的民族解放和武力统一。诚如《多米诺骨塌落》一书的作者所言，“战争是最高的政治。只有达到了政治目标，战争才算打赢。部队和武器——如同外交和金钱一样——本质上是达到政治目标的手段。美国在二战后进入印度支那带有混乱不清的政治目标。经过30年的努力，她离开了那里，其政治理念与起初一样模糊不清。从同一个开端起，胡志明就把胜利界定为从外族占领下获得民族解放和北越与南越在共产党政权下实现统一⑦。”是的，胡志明对越南战争的胜利所做的界定是，南北统一和民族独立。这应该是他的政治遗嘱。笔者以为，越战对越南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北越而言，既是抗美卫国，又是统一国家的战争。作为世界反帝反殖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冷战中的局部热战区域，越南一直在战火中发展建设北越和推进南越民族解放，也是国家统一进程。面对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和当代人类最残酷的战火，越共领导下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致力于不懈的斗争，其任务实际上就是国家统一运动和武力统一战争。越战已经打到了极致，越南已经无所顾忌了，可以失去一切，但要赢得民族解放和全国统一。

　　越南的国家统一战争在法理上不存在问题，所以美国实际上是用高昂的代价错误地支撑了十多年不合法的武力干预，一旦无法继续打下去而全面撤出，其结果必然是抛弃南越政权。表面上看，美国没有直接抛弃南越，而是体面地签订了《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给了南越和世界一个交代，但美国政府不会不知道，协定签字后，美军撤离南越，北越不会止步不前。和平协定煞有介事地规定了“保证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越南南方人民将通过普选决定越南安防的政治前途⋯⋯在国际监督下组织选举⑧”等等，但在势如破竹的北越军队进攻下，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事实证明，当北越打过北纬36度线，迅速占领南越，一举完成国家统一时，对此早有心理准备的美国除了痛骂一通之外，什么也没做，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争早已告诉了美国人，离开越远越好。事实是发生了没有“弃越论”的弃越，很像1949年美国放弃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区别仅在于美国没有直接参加中国内战。 

　　越南采取武力统一是顺势而为，因为越共长期斗争的结果导致不再有外部武力干预了，越南没有必要化简为繁，采用和平谈判方式实现统一。越南统一后，不但没有遭遇抵抗，也没有认同问题，反而是民族国家变得异常强悍，开始转向对外扩张，从入侵柬埔寨到侵占南海多岛，都是实证。其实，越南的迅速统一是有深厚基础的，并非一蹴而就。第一，从文化基础看，南越和北越之间没有族群、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问题，越南民族单一性还是比较强的。从政治基础看，南北确实存在两个政权、两种制度的矛盾，但一旦一方战胜另一方，政治壁垒就轰然倒塌了，什么价值观、政治认同都烟消云散了。从社会基础看，越共在南越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否则不可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另一方面，到越战后期，南越的亲美精英集团和追随伪政权社会力量大多转往美国，反对统一的社会基础已十分薄弱，不堪一击。从国际基础看，经过漫长的越战，西方阵营已经因无能为力而变得麻木，无从进行干预；东方阵营的中国、苏联等国为越南提供了后盾；广大第三世界基本上采取支持或中立立场。 

　　（三）越南武力统一带来的思考 

　　历史地看，在越南，美国接替法国，干预并承担了“保护”责任，最终不堪重负；在台海，美国实质上是接替日本，干预并承担了“保护”责任，但也是沉重负担，只要中国不放弃斗争，最终结局可想而知。 

　　现实地看，越南南北之间没有地理障碍，比较方便陆军武力统一。当时的北越军力远超过南越军力，在一场传统陆战中前者能轻松征服后者。而在台海，虽然解放军军力远超过台军，但解放军必须准备面对美军，从现有能力看，即使解放军能战胜美军，其代价也一定是十分高昂的。这是越南武力统一与中国武力统一的主要区别。今天，人们出于对台湾社会丧失中国认同感到绝望而急于武力统一，却没有意识到这里的逻辑误区——既然要采取武力统一，就不用考虑是否有认同；要考虑认同，就不应采取武力解决问题。当年越南武力统一祖国时，就没有考虑国家认同问题，统一前那些决不认同北越的人都跑掉了，统一后留下的人都认同统一的越南了。所以，武力统一的原因是完全失去和平统一的可能，武力统一的时间在于最有利的条件。 

六、初步结论 

　　以上探讨了四种国外的相关情形，从中可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可能的模式和路径。这里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第一，只有在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的情况下，台湾才可能长期古巴化，但大陆不会让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拖延到2049年以后。古巴化是虚幻的拖延而不是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古巴模式”不是可行的模式。第二，克里米亚模式是可能性比较大的模式，也是和平的方式，又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理由坚决阻挠的模式，尤其值得深入研究。假如通过公投解决问题，有一中框架做支撑和限定，大陆完全可以通过与岛内统一力量联手，睿智地达到目的。第三，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模式是文武兼备、武攻文策的混合模式，也很值得借鉴。或许可以说，克里米亚模式与俾斯麦模式的结合，可以用于在未来十年左右解决台湾问题。第四，至于越南武统模式，应该说不到最后一刻是不可取的，但这最后一刻不一定迟至2049年，当然也不会提前太多。第五，现阶段谈论武统等于排除了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基本思路，没有把握好国家发展和祖国统一的关系，也没有正视美国的可能反应及其带来的损害，是缺乏战略耐心和统筹考虑的表现，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看到，丧失战略耐心，不必要地提前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将面对更大的阻力、做出更多的牺牲、付出更高的代价，是战略躁动、战略冲动和战略盲动的表现，显然是不够睿智的。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制度、前途和吸引力有充分的信心，就应该有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就有可能在文武兼备的前提下，积累越来越多的统一要素和动能，按照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心愿，有效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哪种模式都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战略格局和时空条件。当然，本文只涉及台湾的四种前途和三种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模式，客观上一定还有其他可能的模式，皆可以构成合理的参考因素。 

　　注释： 

　　①A Full Life: Reflections at Ninety by Jimmy Carter, published by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2015, p.187.  

　　②陈婧：《芮效俭：如果蔡英文试图改变现状，在美国看来，这会是负面的行为》，载 2016年10月15日《中国青年报》第3 版。 

　　③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波恩Inter Nationes1987年版，第144-145页。 

　　④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波恩Inter Nationes1987年版，第150页。 

　　⑤王海良《从俾斯麦统一德国看台湾问题的处理》，载《亚太论坛》1999年第二期（总第46期）。 

　　⑥王海良：《越南战争与美国外交》，载《亚太论坛 》1999年第6期（总第50期）。 

　　⑦Where The DOMINO Fell America and Vietnam 1945-2010, sixth edition, by James S. Olson and Randy Roberts, published by Wiley Blackwell, UK. 2014, preface. 

　　⑧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雷根》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