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革命关键词是“向下超越”，这要从明末思想演变说起

文 | 周展安

观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周展安，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前面两讲，我们分别就“中国革命的发生”和“中国革命的展开”为题，探讨了中国革命与同时代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可以说，是从共时性的、横向的角度对中国革命的探讨。今天，我们尝试从历时性的、纵向的角度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自身脉动的关系做出考察。

中国土壤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萌芽

概括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具有培育社会主义的风土，就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萌芽。

说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中国传统的关系，一般来说，都是从这两者之间的对立这个角度来认识的，就是中国革命是基于中国历史出了很大的问题，中国传统是腐朽败坏了，从而发生的。

比如在晚清的时候，温州有一个叫作宋恕的人，他就说中国历史只有“周前明后”是好的，其他都是很坏的，周前就是周朝以前，明后就是明朝以后，也就是说中国历史的主干部分，从秦以来的历史，一直到明都是不好的。

湖南有一个更有名的人，就是谭嗣同，他写一本书，叫作《仁学》，其中把中国的制度概括为秦政，把中国的学问概括为荀学，对之痛骂，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注：伪善）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

到了五四时期，有个四川人，叫作吴虞，他基于自己的家庭经验，提出礼教吃人的命题，而我们都熟悉的鲁迅，也在《狂人日记》中说了脍炙人口的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从这里开始，反礼教、打倒孔家店等提法就变得流行起来。而中国革命、中国传统的面目也被这些提法所笼罩。中国历史上既有的制度、学说、思想、伦理等等有没有黑暗的东西，当然有。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是极为复杂的，是有着多条脉络、多重维度的，在传统的内部就有着反传统的要素。而且，这个传统也是变化的，此一时期看上去是败坏的传统，在彼一时期则可能是健康的，是积极的。

就说礼教吧，一方面，中国历史上有用礼教来压制人的事情，但也有依据礼教来扶助人的事情；另一方面，礼教有引起僵化、凝固而使人感觉压抑的时候，也有因为礼教而使人可以过一种充实的伦理生活的时候。说到底，礼教的活力之有无的问题，还是一个和同时代的经济形态相关的问题。旧的、自然经济形态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态势中被摧毁，加剧了礼教的败坏。总之，谈论中国的历史、谈论中国的传统需要采取分析的、分梳的、动态的视野，不能整体地、一股脑儿地谈，也不能静态地来谈。

就说这个秦政吧，宋恕、谭嗣同等都是极力批判的，但在章太炎那里呢，秦政、秦制则是一个特别正面、特别值得总结的典章制度，他认为正是从秦制开始，中国社会获得了一种“夷平之美”，就是中国社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等，而不再是由贵族出身、血缘等所决定的等级严苛的状况了。不仅如此，他还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对均田制所体现的土地均分倾向加以肯定，他还总结了中古时期、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认为那个时期前前后后的法律制度有：“重生命”、“恤无告”、“平吏民”、“抑富人”等特点。

他1906年出狱之后，就到日本去了，去和孙中山汇合，他在对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演讲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章太炎这样说，自然不是说中国的一切典章制度都是完美无缺的，而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去注意中国的典章制度中的倾向的精神，从这里引发对中国历史加以研究的兴趣。

除了章太炎列举的这些，关于中国的制度、思想、伦理等，值得从正面总结的还有很多，比如家产均分制而非长子继承制、比如科举制而非世袭制、比如宗族结社所体现的当然是有限度的共有制、比如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均分的思想、公的思想、推己及人的思想等等。

中国历史的“向下超越”态势

不过，我们今天不想多讲这些个内容，因为在我们看来，这还是过于静态化了，也过于经验性了。我们今天想特别从一个动态的历史大势的角度，来认识二十世纪中国和中国历史的关系，认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关系。中国历史是千头万绪的，我们这里选择围绕思想史这条线索来认识；中国历史又是漫长的，我们着重就明末以来的历史和思想状况来展开。

概括地说，我们认为尤其是从明末以来，中国历史，至少是从思想史这个脉络上所看到的中国历史具有一种我称之为“向下超越”的态势。所谓“向下超越”，是指眼光向下、向内、向着自身以克服危机、开辟新的生路的尝试，以看似矛盾的向下、向内的方式来探索超越的契机。

对于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向下超越”就是把目光从六经、从纸面、从圣人、从单纯注疏等等那里逐渐挪开，向下注视到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弱者、卑者、贱者、庸者，对于中国的平民乃至贫民层的关注，也就是对于自身所在的士大夫阶层以下阶层的关注。并且，这不是一个俯瞰的、纯然出于同情的目光，而是一种试图内在于这样的历史、这样的现实、这样的贫民之中去理解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检讨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

好，现在我们就聚焦于明末以后的思想状况来看看这个“向下超越”具体展开的形态。

明末以来思想界的问题意识主要围绕着明朝何以灭亡这一事实而产生的，而在思考的形式上则是以反思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而具体表现出来的。王阳明学说的积极意义，我们以后有机会在别的地方再去讨论。现在要谈的是因为明朝的灭亡，阳明的学说尤其是阳明后学的学说被认为是对于思考和解决现实政治、军事、经济、社会问题等等都是浮泛、迂阔而无效的。

明末清初河北有一个大思想家叫做颜元，他就讽刺这些儒者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终一死报君王”，是一些迂阔无用的人。这样呢，就逐渐出现了一个思想上的转折，概括地说，就是一个从谈心性问题、谈希圣、希贤成圣成贤问题，谈激昂向上的脉络转到了谈欲望问题（这个欲望是生存欲）、谈社会现实问题、谈一般平民所面临之具体难题的脉络。史学家钱穆有个学说，大意是说宋明儒所唱，是人生的高调，而清儒，就是清代的学问家思想家，所唱的乃是人生的低调。我想这个话是立得住的。

这种唱出人生之低调、注重现实问题的倾向，首先见之于清初的陈确、顾炎武、傅山、王夫之，以及我们刚提到的颜元等人的思考。这些个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真正的新颖性在于他们对于“现实”的更加重视，更加清晰地采取眼光向下的态度来趋近“现实”，并尝试立足乃至内在于“现实”来展开思考。相比于之前的宋代明代儒者的以“天理”、“义理”来俯瞰、审视现实，清初诸儒开辟了把握“现实”的新天地。他们反思的起点、进路、程度等等各有不同，但在向着“现实”下沉、趋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进入清中期以后，学界渐为考据学的风气所掩盖。考据学，就是那种注重版本、训诂、文字、音韵等的学术方法，注重对经典文字层面上的辨析，而对阐发义理则抱着克制的态度。但清初诸儒开创的向着“现实”下沉的趋势没有断绝，而且创生为更自觉的形态。

首先，是考据学阵营内部出来的戴震（1723-1777）及其影响。戴震是安徽人，生当雍乾朝考据学盛行之时，是小商贩的出身，他爸爸就是一个贩卖布料的人，据说是因为戴震出生那天雷声震动而取名为震。我们就说说他的《孟子字义疏证》这本书中的一些思想。书里有一个核心的意思，就是围绕着民众的生存，民众欲望的顺遂，来解释各种概念。不仅如此，他还把“民”向下具体化为“卑者、贱者、幼者”甚至是“弱者、寡者、愚者、怯者，以及各种孤苦无告的人。这对于古代士大夫阶层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思想史上也非常有转折意义。

其次，是对清代汉学宋学痛下针砭的章学诚（1738-1801）及其影响。学诚是浙江人，他最著名的学术上的命题是“六经皆史”，认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这一命题化经为史，即事言理，也表现出向着“现实”下沉的趋向。我们在这里还想特别点出的是学诚的“学于众人，斯为圣人”的命题。就是“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众人”竟然成了圣人之成立的源头。这个众人就是联系着现实，或者说就是现实本身，而所谓众人就是现实的基本内容。

最后，是常州学派开辟的今文经学潮流。常州学派，顾名思义，就是出身江苏常州的一些学派形成的一个学术派别。今文经学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更成为“戊戌变法”的理论基础，纸面上的学术论争一转而成地面上的政治实践。梁启超说一句话，“‘公羊学’与许郑之学（就是古文经学，经学的另一个比较老的版本）代兴，间接引起思想界革命。盖嘉道以降，常州学派几天骄矣”，这不是乱说的。

好了，我们上面所讲的，可以说是清代思想的新颖性、综合起来说，今文经学脉络关注的是现实之上层，章学诚的脉络关注的是现实之中层，戴震的脉络关注的是社会的下层。这不同层次的对于现实的关注、向着现实的下沉，也同时导引、对应着晚清以来中国政治、社会的变动。

具体说，就是今文经学导引、对应着“戊戌变法”，章学诚所属的浙东史学导引、对应着“辛亥革命”。相比之下，戴震的脉络更具有“辛亥革命”也不能消化的能量，这也是刘师培在奋力介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时刻阐释戴震学说的原因。戴震从哲学上论证“卑者、贱者、幼者”的社会地位，在逻辑上通向共产革命中对于被压迫阶级主体地位的确认。我甚至想说，戴震的脉络更对应着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

现代中国人也在拥抱“向下超越”的精神

好，这样，我们约略摸索到了明末至二十世纪的连续性。诚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是均质的、平滑的，并且愈接近二十世纪，或者愈进入二十世纪，连续性就愈多地表现出断裂和跳跃。其间的基本逻辑是“现实”从作为被思考的对象而愈加变成思想的立脚点和内在视角，又从作为思想的立脚点愈加变成实践的立脚点。这是“现实”本身的理念化逐渐脱落，而“现实”的行动性逐渐凸显的过程，也是“现实”撑破任何“理”的框架，自身以一种原理性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过程。但是，无论断裂还是跳跃，都不是对连续性的否定，而恰恰是这种连续性加速推进的表现，是一代一代的有心人向着“现实”不断下沉、趋近的表现，也可以说是“现实”本身不断凸显的结果。

我们前面所提出的“向下超越”从而就不只是提示了明末以来思想和社会变动的趋势，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动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从明末以来这接近四百年的历史，是一个“向下超越”态势愈发趋于明显的状况。

不仅如此，就整个中国史而言，也存在着这种“向下超越”的大势，大的时势，只是在近四百年当中，这个大势更表现为一种加速度的状况。这正是老中国之蜕变、老中国之更生、老中国之趋于新中国的过程。

“向下超越”既包括“向下”，也包括“超越”，这是一种历史趋势，也是历代的中国人，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所秉承的一种精神，这是一种诚实地面对自己所处的逆境和困境、脚踏在自己的土地上，拼命硬干、苦干，并且推己及人乃至以他为自，激昂向上希圣希贤的精神。这难道不就是传说中的开天地的盘古吗，盘古脚踏在大地上，向上把天托起来，擎起来，不断开拓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不断开拓中国人的思想空间，不断开拓中国人的精神空间。

当代中国人也正怀抱这种“向下超越”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这条“向下超越”的大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