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双全的丁国钰大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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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国钰（1916年-2015年），曾用名丁方、丁毅，安徽金寨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28军政治部保卫科科长、红25军74师宣传科科长、团政委，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处副主任、延安抗大总校大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军区杨靖宇支队政治部副政委兼独立师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125师政委、第42军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志愿军代表兼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代书记，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方委员、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任首席代表。
1955年后，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巴基斯坦大使、驻挪威大使、驻阿拉伯埃及大使。
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政协北京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席；第九、十、十一次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金寨革命烈士陵园（59级台阶、将军厅）
提起安徽金寨，无人不晓，那是一个革命老根据地。从那里走出了59名将军，仅次于湖北红县排位全国第二。据资料统计，祖籍金寨的军以上干部就有二百多名。丁国钰大使没有被正式授予军衔，但是如果不转入外交战线，获得少将军衔是笃定的。
丁国钰大使的一生有许多精彩篇章，从一位跃马横刀、战功赫赫的军人，到一位叱诧风云、旷达飒爽的外交家的过程，令人惊叹，让人瞩目。
丁国钰是我们大院里的杰出人物。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安排他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帮助工作，后来成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再后来成为北京市第三书记。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天来了一群“红卫兵”要进院子，受到大院里孩子们的抵制，不让他们进，双方对峙、气氛紧张。
这时有人喊：这是丁国钰主任住的地方，迫使对方“退兵”。没有想到丁伯伯的名字还真成为“护身符”了。
丁常哥哥讲故事
我家与丁国钰家在成为邻居之前就比较熟悉了。虽然我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并没有与丁伯伯有过交集，但是后来通过一位共同的战友——丁世方将军而相识。
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在东北曾任辽东军区卫生部长，后来随着延安的一批老红军干部陆续到了东北。丁世方就任辽东军区卫生部第一部长。
丁世方将军
丁世方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参加过红军长征，懂得医术，长期从事军队的卫生保健工作。他曾经参加过西路军出战，在部队被打垮后凭借化装成为看病郎中，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地跋涉近千里返回到延安，是西路军中仅存不多的将士之一。
我父亲与丁世方共事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父亲是河南人，是从山东军区调到东北的；而丁世方是安徽人，从延安到了东北。然而，共同的理想、事业、性格、爱好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后来虽然各自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仍然是最好的战友和朋友。
新中国初期，外交部派往国外工作的外交官在国内都没有家，养育孩子的问题需要自行解决。
丁世方将军当时是海军卫生部长，他成为我与哥哥的监护人。每到节假日，我们都从十一小学回来，住在他家，与他的几个孩子亲如兄妹，过着愉快的日子。
丁国钰是丁世方的安徽金寨老乡，一起参加革命，共同走过数十年的战斗历程，更是感情深厚。当丁国钰大使出国的时候，也将自己的孩子丁常和丁玲玲托付给丁世方将军。
回想起当时近十个孩子挤成一锅粥的热闹场面，还真是让人留念。
丁常是这一群孩子中最大的哥哥（比我大6岁），口才极好，经常口若悬河、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故事，有时还常常讲一些惊险刺激的鬼怪故事吓唬我们，但是我们依然不离不弃地追着他要听故事。
军政治部主任丁国钰
丁常哥哥经常把他父亲（丁国钰）的战斗故事挂在嘴边，曾经讲述过一次虎口脱险故事：
那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国共双方都投入重兵对阵，战斗进行得极为激烈、残酷。四保临江战役是一次重要战役，从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历时3个半月。
这次战役，迫使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由攻势转为守势。东北民主联军主动出击，共歼灭国军4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保卫了南满根据地。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部队占领了一座县城，上级命令五纵十四师去换防。身为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的父亲，自告奋勇地带着参谋长和一个骑兵排前去打前站。路上到处是残璧废墟，百姓早就四处逃难去了。丁伯伯发现路障和麻袋堆的掩体，不像是我军所为，感到有些不对劲，但没有深想。
天快黑时，他们接近了县城，忽然听到前面有人喊：“长官，到这里要下马了！”
父亲一听称“长官”，就知这是误入敌人的地盘了。过岗哨要下马是国军的规定，由于黄昏看不清，加上在东北敌我双方的穿戴相差不多，肯定是敌人的岗哨错将他们当成自己人了。父亲大吃一惊，就凭这样一点兵力进入敌阵，要吃大亏的啊！
父亲反应很快，随声答道：“我们没有事，只是随便看看。”说罢，带着骑兵排调转马头往回策马而去。
不一会儿，敌人的岗哨反应过来了，开枪射击，可他们已经走远了。
原来三纵撤走后，这个县城又被国军占领了。由于形势变化太快，父亲他们差点自投罗网。
国际妇女节
几十年过去了，还讲过什么故事记忆都模糊了，但就这个故事还依稀记得轮廓。
停战谈判中的花絮
“板门店停战谈判”在短短的几年中，共进行过575多次大小谈判。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双方，到了谈判时也是互相敌视、互相攻击、互不相让。这次谈判是史无前例的，双方对陌生的对手心中无数，因此交手时都格外小心。
“板门店停战谈判”名为外交谈判，却没有谈判的平和气氛，更别提风度、礼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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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代表团进入
谈判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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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代表团的入场口
进入谈判厅时，各走各自的门；休息时，各上各自的厕所；见面不握手，不做自我介绍；没有主持者，谁想说就说；谈判没有时间约束，根据各自需要，可长可短……不是每次谈判都有具体内容及结果，常常是战场上的形势影响到谈判的气氛和进程。
丁国钰伯伯在抗美援朝时期是志愿军42军124师政治部主任。124师是首批入朝参战的部队，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第一、二、三、四次战役。
1952年，丁国钰奉命参加“板门店停战谈判”。1953年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原谈判代表边章五因病回国，他就成为中方第三任首席代表。
丁国钰在抗美援朝中
据丁伯伯讲：
停战谈判进行得有时很激烈、火爆；但有时却枯燥、乏味。有时唇枪舌剑、剑拔弩张，争论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势不两立；但有时却冷冷清清、悄然无声，安静得默默无语、拖延时间、百般聊赖。
发言需要抢先时就早到会场，乘对方还没坐稳就发言，使对方措手不及。谈判进入僵持阶段，双方都“无话可说”，似乎多说一句或先说一句，就好像就是示弱似的。
美方首席代表还使用过“到会即休会”的战术。最短的一次，25秒钟就宣布结束了会议。
有一次双方代表团成员都拒不发言，静静地坐着。虽然都如坐针毡，甚至美方代表还出现“打哈欠、吹口哨、看手表”等不注意自身形象的行为。但是在双方僵持了132分钟后，最后还是美方沉不住气了，先开了口。因此才有后来美国将军霍治提出的“用抛硬币的办法”决定谁先走一步以打破僵局的笑话。
板门店停战谈判现场，丁国钰（右2）
“板门店停战谈判”，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双方斗智斗勇，有时也在斗气。谈判时各方都用尽心思压制对方，曾经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志愿军代表参谋处的工作人员正聚精会神地整理美军俘虏的材料，务求准确无误，以便与对方交换。（图片来源：《外交官（第3辑）》）
1952年11月，由于美方以所谓“自愿遣返”阻挠战俘问题顺利解决，我方估计美方可能在谈判中玩弄“说完就走”的伎俩。在英文中，have the last word（最后说话）就是“说了算”的意思，也就是说，美方可能要玩一次“我说了算”的把戏。于是我方也想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小招数来对阵。
果不其然，谈判那天双方代表刚坐定，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就直接问我方对“自愿遣返”的方案有何新的想法。当我方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据理表示不能接受时，面带杀气的哈里逊当即宣称“无限期休会”，且不等我方做出反应即率众向帐篷外走。
此时我方人员端坐不动，以一阵大笑为美方人员送行，搞得美国人摸不着头脑。这可不是一般的笑，是京剧中那种有板有眼、疾徐有致的笑。为了这一段表示轻蔑的笑，我方人员还曾经练习了一段时间呢。
1953年7月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议》和《补充协议》上签字，（左起）彭德怀、毕季龙、李克农、乔冠华、丁国钰。
“板门店停战谈判”是朝鲜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另外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当使用武力达不到战争目的时，自然要另辟途径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板门店停战谈判”就是在中朝与美方激烈交战后，势均力敌、各有胜负时双方都需要的一种缓冲、试探，是为战争今后的发展及结束战争做出的评估、选择和准备。换句话说，美国人是被打到谈判桌上来的。
历史已经证明了‘板门店停战谈判’是非常明智的举措，为停止战争做出了积极贡献。中朝在谈判桌上没有输，就意味着赢；美方没有赢，就意味着输。这就是“板门店停战谈判”在历史上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