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马克思上知乎会成为大V吗?

马克思要是上知乎,那也一定是个超级大V,

真实的马克思可不是政治课本里只会喊口号凑字数的无趣老头。他老人家的文章覆盖面非常广,从宇宙学、地理学再到家长里短,无所不包,而且语言尖刻,不怕吵架。再加上他认识的人多,听人讲故事多,开口就是“我朋友在巴黎守街垒的时候”,“他们如何用20倍杠杆撬动全球棉纱价格”……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成大V?当然,考虑到知乎小资产阶级风气盛行,许多人潜意识对大资本抱有本能的敬畏感,人生赢家恩格斯比马克思更适合横扫知乎。只是恩格斯的风格是用数据和事实震慑对方,展示一个统治者背叛自己的阶级之后的力量。因此恩导师不太适合打脸吵架,而是适合写专栏。只要连续写上三个月,人气用“大V”来形容可能都是侮辱。

引几段文字来看: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幸临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多或少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小型的、波拿巴的私人通报捧作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随驾陪行。

这个团体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团体,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团体,每一个团体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作la bohème〔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

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的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是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sans phrase〔不加掩饰的〕波拿巴。

他这个老奸巨滑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伦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有一万个游手好闲分子应该装作人民,正像聂克·波顿应该扮演狮子一样。

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表演得庄严堂皇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在拿破仑的假面具下装作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再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

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 -马克思

对曼彻斯特派的代表们来说,这次攻击则应当促使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他们决心——不管他们怎样不乐意——把人民所应当享有的一份权力完全给予人民,他们就不可能把政权从贵族手中夺过来。

在大陆上,绞刑、枪决和流放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这些把他们的行为深深印入整个文明世界人们的意识中的刽子手们,本身就是可以捕捉和可以绞杀的东西。而在英国,却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魔王在逞凶肆虐;有时它甚至把人们判处一种最残酷的死刑,他像手执火剑的天使把亚当驱逐出天堂一样,日复一日地不声不响地把整个整个的部族和阶级驱逐出他们祖先的土地。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无形的社会魔王的行为就叫做强迫移民,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就叫做饿死。

本月在伦敦又发生了一些饿死的事件。我只指出其中的一件:玛丽·安·桑德利,年四十三岁,死于伦敦市沙德威尔的煤巷。参加验尸的医生托马斯·皮恩指出,她是因虚弱和寒冷致死的。死者躺在一小堆干草上,身上什么也没有盖。屋子里面用的、烧的、吃的什么也没有。五个小孩子坐在靠近母亲尸体的光秃秃的地板上,由于饥寒而不住地号哭。

贵族的死绝。――马克思

在最近两周内,由于墨尔本子爵和梯尔科奈尔伯爵以及牛津伯爵的亡故,贵族中又有三家死绝。如果说有什么阶级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的例外的话,那末这就是世袭贵族阶级。就拿大不列颠的贵族和从男爵为例来说吧。目前,诺曼贵族已经是绝无仅有;最初的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从男爵留下的也不多了。上院的绝大部分议员是在1760年被册封为贵族的。从男爵的称号始于1611年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当时获得从男爵这个称号的贵族,现今只剩下13家了;在1625年被封为这个爵位的贵族,现在只剩下了39家。

这个规律的作用的另一个证明就是威尼斯贵族的异常迅速的死绝,尽管威尼斯贵族的所有的子孙,一降生就被列为贵族。据阿姆洛的计算,在他那个时候,在威尼斯议会享有表决权的贵族有2500人[344]。到十八世纪初这种贵族只剩下1500人,而其中还包括了在这段时期补充进来的一些新的贵族。伯尔尼最高评议会在1583年到1654年这段时间里曾经把487家列入世袭贵族;其中在两个世纪之内死绝的有399家,到1783年,剩下的只有108家。如果看看更占一些的历史时期,那末塔西佗告诉我们,克罗狄乌斯帝王册封了整整新的一代贵族,《exhaustis etiam quas dictator Caesar lege Cassia et princeps Augustus lege Saenia sublegere》〔“因为甚至执政官凯撒根据卡西乌斯法和元首奥古斯都根据谢尼法补充册封的那些贵族也都死绝了”〕[注:塔西佗“编年史”。——编者注]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大自然并不珍惜世袭贵族,同时,可以大胆地断言,如果不是经常注入新的血液,如果不是有人为地加以维持的制度,那末英国的上院恐怕早已因自然死亡而绝灭了。现代生理学认为,在高级动物中间,生殖力同神经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同脑髓的增加成反比例。但是,谁也不敢说,英国贵族的死绝同脑髓的过多有任何联系

对了,马克思还是个波兰粉和俄黑……当然是革命前的俄国

1867年1月22日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

彼得一世有一次曾经感叹,在征服世界方面,俄国佬所缺少的只是士气。俄国所需要的旺盛士气只有在吞噬波兰人之后才能进入它的躯体。那时你们把什么东西投到天秤的另一端呢?人们会根据不同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人说,俄国由于解放了农民而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另一些人断言,不久前聚集在普鲁士人手里的德国实力能够抵挡亚洲人的一切打击。而某些更激进的人却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西欧的内部社会改造上。

那末,谈到第一种意见,即俄国农奴的解放,只能说它使最高政权摆脱了贵族可能对其中央集权活动所起的反作用。它为招募自己的队伍创造了广泛的条件,它破坏了俄国农民的村社所有制,分离了农民,巩固了他们对沙皇爷爷的信仰。它没有清除掉他们的亚细亚的野蛮性,因为文明是要用好些世纪来建立的。任何提高他们道德水平的尝试都被当做罪行受到惩罚。只要提醒你们关于政府对戒酒协会的惩罚就够了,那些戒酒协会力图把俄国佬从费尔巴哈称之为俄国佬的宗教的物质实体的东西、即伏特加酒中拯救出来。农民的解放在将来会引起什么后果还不知道,不过它增加了沙皇现有的实力这一点,在今天已看得很清楚了。

现在来谈谈普鲁士。这个波兰从前的附庸只是在俄国的庇护下并且靠瓜分波兰才变成头等强国的。如果普鲁士明天失去了它在波兰猎获的东西,它就会溶合在德国里面,而不是把它吞并。它要作为德国内部的一个特殊的强国而存在,就一定要依靠俄国佬。不久前它的统治的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这种关系,反而使这种关系变得如胶似漆,并加强了同法国和奥地利的对抗。同时俄国是霍亨索伦王朝及其封建诸侯建立它们无限权力的支柱。它是它们用来对付人民的不满的盾牌。因此,普鲁士并不是对抗俄国的堡垒,而是俄国准备用来入侵法国和征服德国的工具。

至于谈到社会革命,它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比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封建领主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可能不那样残酷,可能血流得少一些。但愿能够如此。可是无论如何,这种社会危机,尽管能加强西欧各国人民的力量,还是会和任何的内部冲突一样,将同时引起外来的侵犯。它将又一次使俄国扮演它在反雅各宾战争期间和自从神圣同盟产生以来所扮演过的角色——天定的秩序救主。俄国将会把欧洲所有的特权阶级召募到它的队伍里。在二月革命的时候就已经不止一个蒙塔朗贝尔伯爵把耳朵贴在地上,聆听哥萨克的马蹄声是否动地而来。已经有不止一批忠实的普鲁士仆从在德国的代表会议上对沙皇称“父”称“君”。在所有的欧洲交易所里,俄国人的每一次胜利,都使证券的行情上涨,而每一次失败又会使它下跌。

总之,对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细亚的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应当恢复波兰,从而以2000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

弗·恩格斯。奥地利末日的开端

(很适合50年之后的大清)

1831年,当受过严格训练的奥地利士兵在罗曼内用榴霰弹回答《Viva  l,Italia!》〔“意大利万岁!”〕的呼声的时候,英国却建筑起了第一条铁路。正如机器一样,铁路也立即成为欧洲各国所必需的了。因此无论奥地利愿意与否,它也必须接受。为了使本来就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的势力不再扩大,政府就亲自动手来建筑铁路。然而这却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政府为了防止资产者成立强大的股份公司,只好向他们借款来建筑铁路,因而也就成了路特希尔德、阿恩施坦、埃斯克勒斯、辛纳等的债务人。

奥地利王室更不可能避免建筑铁路所引起的后果了。

过去,崇山峻岭使奥地利君主国同外界隔绝,使波希米亚同莫拉维亚以及奥地利隔绝,使奥地利同施梯里亚隔绝,使施梯里亚同伊利里亚隔绝,使伊利里亚同伦巴第隔绝;现在,这种屏障在铁路面前粉碎了。过去各地借以保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和闭关自守的生活的花岗石岩壁现在再也不能起屏障的作用了。大工业即机器生产的产品飞快地而且几乎不花运费便浸入到君主国的穷乡僻壤,摧毁了古老的手工劳动,铲除了封建的野蛮。各地相互间的贸易,和其他文明国家的贸易,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流向落后地区的多瑙河已不再是帝国的主要干线;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仿佛已不再存在;一条新的干线从的里雅斯特伸展到汉堡、奥斯坦德和哈佛尔,远远地伸出帝国的境界,跨过山脉,一直绵延到遥远的北海和大西洋岸边。参与全国的共同事务和干预外界的事态,已经成为必需的了。地方性的野蛮习俗日益消失。在某一些地方利益是分歧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则融合为一。有的地方民族彼此分离,有的地方则结合在一起,在一堆杂乱的彼此各不相同的地区,又产生了具有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的某些相当大的集团。

“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的确,法国革命、拿破仑和七月风暴都支持过来了。但是却支持不住蒸气。蒸气开辟了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道路,蒸气使多瑙河失去了作用,蒸气彻底摧毁了奥地利的野蛮,因而也就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根基。

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恩格斯

然而,成为酿酒业转折点的是,人们发现不仅可以用粮食而且可以用马铃薯来酿酒取利。于是,整个行业实行了革命。一方面,酿酒业的重心现已最终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而生产上等陈酒的小资产者日益被生产马铃薯劣等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另一方面(这一点从历史上看更重要),酿造粮食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被酿造马铃薯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酿酒业日益从富饶的粮食产区转移到贫瘠的马铃薯产区,即从德国的西北部转移到东北部——易北河以东的旧普鲁士。

这一转折点是在1816年发生歉收和饥荒时出现的。尽管以后连续两年取得了较大的丰收,然而由于粮食无法遏止地向英国和其他国家输出,粮价仍然很贵,以致几乎不可能用粮食来酿酒了。在1813年,每一奥克斯霍夫特[注:德国的旧液量单位,平均等于225升。——编者注]烧酒只值39塔勒,而到1817年则卖70塔勒。马铃薯代替粮食之后,到1823年每一奥克斯霍夫特烧酒只值14到17塔勒了!

但是那些曾经因战争和为国捐献而似乎弄得倾家荡产的易北河以东的穷容克们,从哪里取得一笔资金使他们所负担的抵押债务变成有利可图的烧酒厂呢?诚然,1816—1819年的有利行情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一笔收入,由于地价普遍提高,给他们的信贷增加了;但是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爱国的容克们得到的比这更多:首先,得到了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国家援助,其次,这里还要补充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大家知道,1811年在普鲁士,农民赋役的赎免以及农民和庄园主之间的各种纠纷,由法律作了这样的调节,即实物贡赋变成了货币贡赋,而货币贡赋又资本化了,赎免的办法或者是用现金分期支付,或者是把农民的部分土地割让给庄园主,或者是一部分支付现金,一部分割让土地。1816—1819年的高昂的粮价使农民不能尽快地赎免,因此这项法律一直是一纸空文。从1819年起,办理赎免手续在勃兰登堡进展得很快,在波美拉尼亚进行得较慢,在波兹南和普鲁士则进行得更慢。用这种办法从农民身上剥夺来的钱——诚然是按照法律,而不是按照权利(因为赋役是违背权利而强加给农民的)——没有按照贵族的旧习惯立即挥霍掉,而主要用来建立酿酒企业。在上述其余三省中,酿酒业的普及程度取决于农民缴的赎金有多少用于这项事业。可见,普鲁士容克们的烧酒工业完全是靠从农民身上剥夺来的钱建立的。烧酒工业蓬勃地发展起来,特别是从1825年开始。过了两年,到1827年,普鲁士生产的烧酒为12500万夸脱,即平均每人10.5夸脱,总值为1500万塔勒;相反地,15年前曾是德国首屈一指的烧酒之邦的汉诺威,只生产了1800万夸脱。

其实看看马恩两个军宅的通信记录也挺有意思,现在网上的一切争吵和讨论都能找到对应: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70年8月3日

正如我们从最近一号《团结报》对我们的公开攻击(由于我们关于瑞士事件的决议)[24]中看到的,巴枯宁已经为召开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做好了预防措施,因此这一点尤其重要。要是没有瑞士的德国人,他在上次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会把我们击败的[25]。

洛帕廷已离开布莱顿(他在那里闷得要死)来到伦敦。他是至今我所遇到过的所有俄国人中唯一“诚实可靠的”俄国人,我要很快消除他身上的民族偏见。我还从他那里得知巴枯宁在散布流言蜚语,说我是俾斯麦的代理人。这真是奇谈!的确很可笑,据赛拉叶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星期二,昨天),法国人支部成员、皮阿的亲密朋友沙特兰在法国人支部全体会议上甚至宣布俾斯麦已付给我一笔钱,即二十五万法郎。如果一方面考虑到这是法国法郎,另一方面注意到普鲁士的吝啬,那末这至少是一笔优厚的代价!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70年8月10日

关于巴登格的战略,你可看一看昨天的《派尔-麦尔新闻》(社论)和今天的晚刊。从那以后我又发现了一件新的蠢事。费里克斯·杜埃的第七军8月1日还不慌不忙地从伯尔福开往阿耳特基尔克。由于斯特拉斯堡—南锡线已经或者将要被德国人在萨比林[注:法国称作:萨韦尔恩。——编者注]附近截断,这样一来,现在就不得不把这个军通过维祖耳和肖蒙调往麦茨或夏龙。这种丑事还从来没有过。妙的是这整个骗局被德国人一举粉碎了!

在法国军队里,人们对于敌人有什么样的看法,从让罗上尉自星期日起在《时报》上发表的书信中可以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个诚实的年青人曾经在萨尔布吕肯被俘,并见到过第八军(我们莱茵人)。这个年青人所表现出的惊异实在令人可笑。光是普军营地的外貌就给了他极强烈的印象。“一支优秀的军队,一个为战争而严密组织起来的民族”,都灿烂地展现在他眼前,以至一个普鲁士士官的“品德”,遗憾得很,也“使我们羡慕”!要知道,这还是一个颇有见识、通晓德语的军官呢!他还承认普鲁士人在枪法上也比法国人强得多。

德国人现在拥有一百二十五万全副武装的士兵,所以即便有一二十万意大利人(相当于法国人的半数)也无济于事。奥地利现在只要稍微动一下,维也纳就有发生革命的危险。俄国在签订和约或者在巴黎建立革命政府(不能指望同革命政府玩弄阴谋)以前,想必是感到安全的。那里人们将千方百计地避免更加激怒已经发狂的德国米歇尔。你现在可以看到,我完全说对了,我把这个普鲁士军事组织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一旦象现在这样发生民族战争,它是完全不可战胜的。

以及一些小段子: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海盗的故事]

马恩全集第四十一卷――致玛丽亚・恩格斯 1840年7月7总之,从著作和书信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简直是两个活在19世纪的21世纪网络写手。通过广交朋友和终生学习,他们用电报、报纸和邮局为自己搭建了“搜索引擎”,用文字动员了比恩格斯家族资本多一万倍的力量。这样的人如果有了互联网,那是如虎添翼,鱼跃龙门,当个大v真是探囊取物一样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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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马前卒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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