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那位大师为何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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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命去殉我，殉我之执念

　　人间尽是沧桑事

　　1926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

　　1927年， “四一二”政变,杀意凛然。4月，北大教授李大钊命丧绞刑，天地动容。

　　杀戮与血腥，充斥着这个国度，迷茫与恐惧在沉默中滋生着、蔓延着。一时间，知识分子纷纷逃离北平避难。

　　此时的清华导师梁启超再次做好了流亡日本的打算，并邀请王国维一同避难。而那位曾因辛亥革命避难日本的王国维，此次反倒不慌了，也越发淡定了，似乎也没有任何避难的想法。也许在冥冥之中，王国维已经看破了生死。

　　1927年的6月2日，离端午节还有两天，王国维在北平颐和园鱼藻轩纵身一跃，选择了自沉。大师忽然先去，只徒留一腔国学绝唱。事后，一封遗嘱呈现天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寥寥数语，字字泣血。一时满城热议，却也道出了王国维多年来一直萦绕于心的困惑与苦涩。一代国学大师自此驾鹤而去，也留予世人更多的是漫天猜测，难有定论。

　　穷者独善其身

　　王国维的自沉，很容易使人联想类比到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齐。在这易代鼎革的时代，以前朝遗民自居的文人拿着民国政府国立大学的俸禄，我们可能难以想象王国维当时内心的煎熬。就在王国维就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后两年，内心郁闷的情绪应该从未离去，“自沉”思想一直隐隐发作

　　而在这段内忧外患的历史时期，奔赴在杀身成仁路上的仁人志士，应该比历朝历代都多。而对于王国维的自沉，清末一些著名人士独特的生死观来剖析王维的“死”由，也许是个独特的视角。

　　回到1918年，著名学者梁漱溟父亲梁济在北平积水潭投湖自尽，当年也同样掀起了一阵热议。但梁济在遗言中却对自己的自沉，留有这样一句话：“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济遗书录》）

　　从梁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父亲自沉遗言中的“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是非常契合王国维遗书“义无再辱”传统文化的自觉思维，且这种生死观本身就源于儒学“气节”的衍生精神思维。而王国维与梁济身份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同为儒学大家，传统文化理念亦根深蒂固。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两人都有共同为清廷效力的经历。

　　但梁济遗言话锋一转，又有看似非常矛盾的说法：“此身之死，系为清朝而死。绝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因辜负清廷逊让之心，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故愤慨而死。”（《梁济遗书录》）

　　说明梁济内心是认可共和制的，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帝制”的思维枷锁。而王国维呢？他在辛亥革命之前思想上也属于维新派，以新学为尚，又深刻研究叔本华哲学且有自己见解，民主与自由的思想自然是了然于胸。而在辛亥革命后东渡日本，才开始真正深入研究旧学。所以他们都存有“西学”再生思维的，并认可西学。

　　虽然两人都兼有“儒学”和“西学”思想烙印，尤其在生死的抉择上无疑是忠于儒学的，但在“殉”的目的上是有所区别的。

　　“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梁济遗书录》）

　　就“殉”的目的上而言，梁济的思维或说是“殉国”，或说是“兼济天下”。我们这个国度的舆论惯性，太需要用死亡去吸引眼球，太需要用死亡去重新审视这个社会，进而去唤醒国民。所以，梁济的自沉是“殉”和唤醒兼而有之，是存在两种自我实现的目的性。虽看似矛盾，其“兼济天下”的追求也是十分明晰。

　　而王国维“殉”的目的性则更为纯粹些，或者说很保守，更强调自我修身、爱惜羽毛，是一种传统文人的思想“固执”。王国维除了受任“南书房行走”，受恩于清室，而以后种种际遇几乎与政治绝缘。“学而优则仕”，但凭借其国内学术泰斗地位，谋个小官应该不成问题，且当时国内众多学府可谓是不止一次真诚抛出了橄榄枝，无论北大，还是清华诸高校，但都被王国维一一回绝了。虽然王国维当时经济很是不宽裕,但他旗帜鲜明的义利观还是深受儒学熏陶，几乎牢不可破。而最后就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也是半推而就，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王对于“贰臣”这个词眼还是有所忌讳的。当然王国维天生就不是政客，在政治上的觉悟可能略显滞后些，所以他在里面举步维艰，并不能左右逢源，更遑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纵观王国维一生中，唯有和政治搭上边界也仅有这罗振玉照顾的“南书房行走”。于内心而言，王国维的确将此次的入仕看作人生荣誉顶峰，毕竟这是他曾经在科举体制下孜孜以求的梦。所以在冯玉祥政变“逼宫”之后，王国维毅然决然相约清朝遗老去“殉”，以保全清臣的身前身后名。

　　但王国维在冯玉祥发动政变后，1924年第一次“殉”的内容是单一的，是失败的。就如同1645年,清兵逼进南京，大学士钱谦益相约柳如是一起自沉，不投清室。当然，钱是懦弱的，一句“水太凉”，沦为后世的笑话，而为儒学大家们所诟病。王国维当然熟知这段历史插曲，也必然从中汲取教训。“殉”则成全忠义名节；像钱谦益“逃”则闹出了笑话，为世人耻笑。

　　更何况王国维家族有世祖王禀之在靖康元年殉国盛举，这样的荣耀和气节，对后世子孙有着强大的潜移默化影响力。

　　王国维在追溯先祖王禀之的忠烈事迹时，写道：“城陷时，被围二百五十日矣，公率羸兵与金人巷战，身被数十创，遂入原庙中负太宗御容，与子合门袛候荀赴汾水死。”

　　可见王国维对先祖殉国的事迹，是引以为傲的。谁又能料到七百年后的端午前夕，王国维效仿了与他远祖王禀之父子同样的人生终局—投水自沉。

　　以命去殉我，殉我之执念

　　我们再从中西文化碰撞的角度来思考下文人王国维的自沉。

　　自屈子投江后，中国文人大有出世入世的思想，鲜有文人自杀（除了当代天才诗人居多），可以说是相当惜命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归功于魏晋风流,一直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度文人在政治失意，怀才不遇时回归桃源的选择，这点我们完全可以在“竹林七贤”身上捕捉出其风采。契合文人骚客的“进则入仕，退则隐世”志趣，尤其是苏轼将这种生存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作为堪称近代国学瑰宝的王国维不可能不懂这些，但现实中他为什么无法做到？

　　我们首先要考虑到王国维的生存状态是值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西文化碰撞异常强烈，国民思想混沌迷茫。新文化后，反“传统”一直是主流，这是历朝历代从未出现过的思想文化背景。

　　电影《建党大业》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新文化与旧文化辩论中，拖着长辫的北大遗老辜鸿铭，遭遇到了学生强烈的非议与不满。尽管清华的王国维没有受到如此“礼遇”，但王国维与辜鸿铭同样坚守的“辫子”，本质就是坚守一种深刻的传统文化认同,同样也必然会接受到不同理念的冲击和打压。

​　　据说，一次王国维的夫人在给他洗头时，漫不经心地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什么？”王国维答道：“正是因为已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他做什么？”

　　“我还剪它做什么？”一个“还”字，似乎也暗示了王国维曾有剪辫子的想法。毕竟新文化运动后，西学渐入人心，“打倒孔家店”是主流，人人都言民主、自由、科学，全盘否定旧文化。大家争先恐后剪辫子，不敢落下，迫不及待向大家标榜先进。但辫子是王国维传统文化精神的外化，他钟情于“辫子”，本质就是对内心“文化”的钟爱。王国维饱读西方哲理，不可不知新潮，置身思想新潮，而不随波而逐，又不可不谓独善其身。所谓的“异类”，总是要付出别人没有的代价。也许正是这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思维在左右，王国维更加迷茫的。新文化思想运动多年，国内礼崩乐坏，精神断裂，整个社会思想道德环境急速处于混乱状态。这在文人王国维看来，必然是一种深刻的痛。

　　对于王国维的自沉，陈寅恪先生写了“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诚如斯言,传统文化于王国维而言，那便是生活之镜，生存之根。文化的消亡，那便是其生命精神养分的流失。

　　陈寅恪先生关于文化的叙述中将其死因阐释为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进的理念，是十分有令人信服的。王国维自沉，另有避债等现实说法，但他对传统气节文化操守理念的坚守，还是主导力量。

　　纵观王国维一生，成也传统文化，败也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