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竹气朋克，中国工业革命——近代史的另一种可能

自从有中文互联网以来，“中国为什么没有工业革命”就是一个热度从不减退的话题。这一代中国网民习惯了中国经济的指数增长，看到中国经济增量几乎等于其他国家之和，潜意识中认定中国=半个世界才是历史的“常态”。基于这个历史观，如果中国在某个时代落后了，那一定是“不正常状态”，需要一个理由充分的解释。

当然，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谈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是一个“西方中心论”和“东亚中心论”结合的双重谬误。因为大多数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把“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但即便视角限于欧亚大陆，和东亚（中国）、西欧并列的文明区域也有印度、西亚、中亚等几个大区，在工业革命前，各个大区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并没有明显差别。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不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中国之外”，而是：“为什么只有西欧出现了工业革命”。 

从基本逻辑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个答案：

第一个是主流观点，认为西欧拥有一些独特的条件，如封建制、列国林立、接近新大陆、市场发达、古希腊传统……这些条件共同发起了工业革命，其他地区没有类似的“社会基因”，只能坐视西欧独享生产力飞跃。 

第二个解释是欧洲并不“特殊”，17-18世纪的各个文明地区都在技术、制度上接近于突破工业革命门槛。只是因为西欧率先突破，反过来用爆发的生产力压制了其他地区，阻止其他国家重现奇迹，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保持技术优势，我们才认为欧洲的工业革命有“独特性”。 

空对空的讨论，两个答案很难分出胜负。但如果仔细分析各地区的近代史，可以看到各地区都有很多走到工业革命边缘的“原型社会”，只是大多被欧美的工业浪潮迅速扼杀（如埃及的默罕默德阿里工业化），所以不为人所知。同理，中国东南沿海逐渐升级的手工业、航海事业也受到了类似的冲击，所以大多数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19世纪快速崩盘，很难作为中国独立工业革命路线的证据。 

但中国是一个庞大的亚洲地块，来自欧美的工业冲击并不能瞬间席卷所有省份。尤其是内陆的四川省，人口众多，水运发达，又有三峡礁石和中下游省份相对隔绝，直到20世纪还保持了很强的内生发展趋势。本文以近代-现代的自贡地区为案例，讲述了一个“竹气朋克”范的中国工业资本主义雏形，可以为“工业革命并非西欧专利”的说法提供一些佐证：

1近代盐业 

四川自贡以盐业出名，从汉代就有产盐记载，但这里的盐业带上“发达”定语，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在汉朝之后约1500年的时间里，限于成本和运输条件，自贡井盐只能行销四川部分地区。直到明朝中期，盐业税收仅占当时管理自贡盐井的富（顺）荣（县）两县总税额的四分之一，可见自贡盐业当时的地位。 

又过了两百年，到雍正执政时，自贡地区盐税收入才超过富荣两县田赋——不过每年四五万两。与另一个内地区域性盐业中心——山西解州盐池相比，自贡的影响和规模都无足轻重。

始建于明代的贡井官盐仓库

自贡盐业大发展乃至走向产业革命“临界”态，乃是道光同治年间，技术突破与国内政治局势双重影响的结果。 

1. 地质技术 

技术进步分为钻探技术和地质构造学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 

自北宋发明窄口“卓桶井”后，自贡盐商长期只知道采集浅层“黄卤”，在北宋到清初的几百年里，开采深度基本维持在百丈（311米）之内。清代中期，自贡浅层黄卤资源逐渐枯竭——”井老水淡”，盐业濒临崩溃。当地盐矿被迫对开采技术进行总结与规范化，尤其是对井身塌陷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并开始应用比例模型与明末出现的几何与代数原来解决问题 

嘉庆道光年间，自贡盐井深度迅速提升，自嘉庆初年（1800年后）深度突破200丈，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突破300丈，达到1001米，这口名为燊海井的盐井彻底打穿了三叠系雷口坡组的泥岩，将被隔离的三叠系嘉陵江组黑卤层完全暴露，成为世界第一口千米深井。相关技术被法国传教士带回西方，成了西方现代采矿业的基础。

深层结构中黑卤丰富，而且有天然气渗入，解决了自贡长期依靠威远煤矿煎盐的问题，运输成本大降。但是，天然气矿与盐井矿并不是完全共生，往往需要将多处盐井卤水集中到天然气井附近集中煎煮，小作坊因此逐步汇聚成大型集约化生产企业。

自贡第一口千米深井：燊海井

2. 市场扩大 

在政治上，盐业自古就受官府的严密控制，严禁随意跨区出售。作为自贡盐业主要投资方的陕帮政治势力远不如淮商和晋商，所以拿不到市场许可，自贡盐业长期处于“产浮于销”的状态。嘉庆年间，自贡盐场生产工艺进步，快速增产，但拿不到足够的政府批文（盐引），结果造成若干大型盐号资不抵债，出现了一次区域性“经济危机”。 

就在自贡盐业进退两难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控制了大片的海岸线，清朝内地省份海盐供应不足，清政府被迫将过去属于淮盐区的两湖地区改为川盐区，发放更多销售许可。同时，政府还改变了过去“专商”——指定官商进行运输的方式，改为“收厘”——既在征收过税的情况下开放商运，这使得自贡盐业不但销往两湖，还通过各种中小运商销往全国各地。 

川盐济楚之盐引 

市场和技术都齐了，自贡盐业开始了狂飙突进式的发展，盐井数量从八百眼增长到两千余眼，其中300丈以上深井从几眼上涨到两百多眼，煎锅从不足2000口，增长到两万余口。每年自贡外销盐从不足两亿增加到十五六亿斤。盐税从不足十万两白银上涨到接近两百万两，占当时四川全省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3. 持续升级 

经历从道光初年到光绪中叶长达四十年的繁荣期后，自贡釜溪河以东（今自流井区）出现天然气旺盛，但黑卤枯竭的麻烦。官府一度准备花大力气进行西卤东调，不料自贡盐业者又发明出新的技术：将外部水源灌入被称为“豆渣岩”的盐岩层，形成含盐量极高的卤水。新的技术使得很多废弃旧井重新出盐。 

随着对盐岩层开采深入，若干井下盐岩层被注水溶解贯通，往往只需要在临近水源的一眼井灌水，所有打到该盐层的井口都能采卤，被称为“通腔”。到1900年，一个灌水井可供20个通腔井采卤，同时产天然气。自贡盐业不但顺利度过危机，还使得生产与资本进一步实现集约化，让本地盐业度过了太平天国后的困难阶段。

20世纪初，自贡盐业生产达到顶峰，四川超越两淮成为全国最大盐税税源，而自贡一地盐业产值达到全国盐业总产值的15%。自贡盐税收入超过400万银元，占当时四川税收总额一半以上。

清王朝覆灭，袁世凯将盐税作为抵押，向帝国主义做善后大借款，自此中国盐业管理完全被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控制，中国盐业进入了史无前例的”自由商运”时代。在这个时期，由于四川几乎完全处于军阀混战状态，自贡盐业竞争力下降，而本省财政对盐税的依赖又不断上涨，为了解决自贡盐业市场问题，四川军阀多次联合对外用兵：

各路军阀在自贡提借盐款分年数字

1920年四川国民党系军阀熊克武联合北洋系之刘湘共同出兵驱除占据自贡半城的顾品珍部滇军，驻宜宾的朱德等部滇军随顾品珍一起退回云南。 

1921年刘湘以刘伯承为前锋的援鄂之战，最终和吴佩孚签订《停战分防条约》最重要一点就是川盐行楚，为自贡盐业争取了湖北西部地区的销售权。 

1925年刘湘与杨森结盟后“驱袁（祖铭）之战”，最终让川盐获得了贵州与湖南西部地区的销售权。

总的来说，在这段时间里，盐业生产本身并没有出现突破性发展，一直维持清末四五百万担的水平。之所以盐税从不足400万银元上涨到1000万银元以上，主要原因是四川军阀的扩张，虽然不算光彩，但在一个军阀习惯于用战争推动鸦片贸易的年代，这也算“正当生意”了。 

4. 抗战基地 

30年代的自贡，生产还维持在清末水平，但在短短几年后，自贡忽然爆发为烟囱与天车林立的工业基地，拥有十几万工人。其中原因和太平天国时期的爆发颇为类似——沿海产盐地区全面陷落，自贡井盐业过去只供应七千万人食盐，现在猛增加到一亿五千万人。如果没有自贡的盐，国民政府未必能支撑到1945年。

为了保证食盐供应，国民政府结束了自贡盐场分属两县（荣县与富顺）的格局，设立四川第三个建制市：自贡市，还组织国有盐业公司控制食盐。在经济方面，政府不断提高收购价，还给自贡盐商们提供各类生产性贷款，刺激产量增长。自贡的盐除了供食用，还支撑了当时国内仅有的综合化工企业。久大精盐厂、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机构全部搬迁到自贡和五通桥，。本工作室之前的文章《纪念侯德榜先生，不要只记得侯氏制碱法》中介绍的联合制碱法，就是为该地区进行盐化工生产而定制。

久大盐厂在自贡的办公楼

下面是抗战期间的自贡工业区照片：

2竹气朋克 

从钻井到最终成盐，自贡采盐的过程大致可分为打井——起卤——入榄——煎熬四个步骤，照片上的工业“朋克”感来主要来自起卤——入榄——煎熬这三个中间环节。煎熬即蒸发水分，下面主要讲讲起卤与入榄这两个工艺的发展史： 

1. 天车

天车即升降机兼井架，是自贡盐业最重要的生产景观。不同的盐井，天车形制变化很大，还会因为盐井发展进度不同，进行不断的增高改建。当地人有“观车知井”的说法，既只需要看天车当前作用与高度既可大概知道盐井当前状态： 

在使用“顿井（人/畜力捣碓凿井）”方式进行开凿时，天车是作为比较简单的受力转轮存在，结构也比较统一。

自流井地区遍地耸立的天车

当打井“见功”之后，需要根据见功深度与采卤量来确定天车架高，架粗与角度等参数。一开始因为卤水因为压力作用会有一段时间上涌期，所有天车一般只需要比较简单的三架结构，但随着盐井内卤水深度下降，提水深度不断增加，天车高度会随着盐井不断下挖而不断加高加固，最终形成我们在照片里看到那种高达几十米的壮观景象。为了提供动力，盐井下方的畜力地滑轮也日益巨大。该项工艺在清代就开始使用几何算数与比例模型相结合的营造法。

天车立柱与人大小对比

摄于七十年代的达德井天车，可见已经使用大量钢缆固定

在灌水加压井中，盐岩井卤水位置一般没有普通黑卤井那么深，但需要输送到附近天然气井的煎房统一煎熬。这个过程的基本驱动力是重力，所以在盐岩井口提水天车高度往往超过普通卤水井天车高度。最高的汲卤天车一般不过三四十米，因为提水天车较早使用了蒸汽机，所以提水高度越来越高，运输距离也越来越长，在解放前已经达到52米高，运输半径5公里。解放后，该项技术依然长期使用，到1962年，已经连续开采了近200年（1776年开锉）卤气混合的达德井天车高达113米。此外，畜力提水高度有限，所以往往需要多个提水天车接力提水，这就形成了照片中连绵的天车背景。

蒸汽推机提水绘图与实景 

2. 榄管

天车高耸入云，自贡的地面上则被各式各样的榄管占据。盐井与气井上的天车如同一个一个节点，孤立分布在自贡各个区域，榄管将盐井联通起来，把卤水向火井附近集中。

遍布自贡盐场的榄管

榄管没有任何机械动力加压，只有依靠地势高差进行传输。由于盐井的自然高差不一，这些榄管上高山，下深河，穿市镇，连绵起伏如过山车，最长一条榄管长度超过30里。整个自贡地区榄管总长度（复线分开计算）超过一万里，与天车一起形成了“自贡朋克”的重要组成部分。

榄管的主体是川南楠竹，用专门的铁质圆头工具打竹筒内节，再将竹节两端做成一边宽，一边窄以便逗接的所谓“公母笋”对接。竹管外面先用竹皮切成薄篾皮，按一定的排序密度进行包裹捆扎，并根据需要楔入竹楔加固，形成平地和下坡使用的“草榄”。上坡的榄管需要利用虹吸作用，承受较大腔内压力，就得则在草榄上缠绕麻网，刮附一层油灰，并在最外层包裹缠绕麻布，称为“灰麻榄”，这种榄管承受压力比一般草榄高50%以上。

榄管逗接，可见不同榄管前后大小不同的“公母笋”

女工通过洒水的方式检查草榄管情况 

榄管根据作用不同被分为“水、火”，而根据铺设形式分为“山、海”： 

水榄管即输送卤水的榄管系统，也是自贡榄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自贡盐岩被大规模开发前，位于现在釜溪河东岸的贡井区要将卤水运往河西的自流井区。当时四川总督丁宝桢主持，在河两岸对修了三十几条水榄，总长度超过800里。

该图中部较高的房屋既为提升卤水高度增加动力的提水榄楼

所谓火榄，既天然气管。管道系统虽然规模上要小一些，但是由于天然气的特殊性质，整个火榄系统的复杂程度远在水榄之上，比如在气井井口的所谓䆲桶，就是一套设计非常巧妙的多功能系统：集降低井口气压，实现卤气分离，并能够通过空气输入提高一定热效率。

䆲桶原理图

䆲桶实物 

由于䆲桶工艺简单，无需其他动力，非常适合于自贡大量浅层（千米左右）老气井收尾使用，这种敞口气井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还在使用。 

与基本长短粗细大致相同的水榄不同，火榄根据气井大小与压力不同需要使用大小不一的榄管进行输送，在输送过程中一开始还需要减压输送，到了灶炉附近又要进行单管增压与多级配气，现代化工厂的许多概念在此都有应用。 

具体说，天然气从上面说的䆲桶出来后，首先会通过最粗的火榄进入有储存功能的“出山桶“”，在出山桶附近有能够进行进行排气与检查天然气供应情况的“亮筒子”。之后通过若干较细的火榄进入称为马门桶的二级分配桶。

马门桶之所以叫马门，是因为在火榄接入处有一面可升降的活门，便于维修。若遇火榄需要更换，直接将活门关闭即可切断天然气。马门桶通过火榄再连接若干（一般为五个）幺（小）桶，而幺桶则会直接链接到十个左右的火灶上，完成最终生产。从䆲桶到最终火灶，天然气进行进过四级分气，需要四种逐渐缩小的中转桶与四种逐渐变细的火榄管，对生产工艺的要求非常高。

火榄系统图

火榄实景图，其中图左侧木质大桶为马门桶，其余石制为幺桶 

山榄是指在通过城镇时，需要架高以通过地面街道，防止人畜踩踏，而海榄用于过河，将榄管穿入石锁，沉入河中。这两项功能技术难度不算大，但却颇为壮观。

海榄 

运用高差进行动力调节的高架榄（山榄）

3中国特色工业资本主义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与自贡发达的近代工业体系相匹配，相当复杂的“准”近代资本主义体系也带着本土气息自发产生。 

1 .资本运作

盐业生产前期投资巨大，风险亦高，而开井成功后则有很稳定的长期受益，所以自贡盐井很早就出现了a.产权分离 b.股份制 c.有限责任制这三种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形式 

从自贡盐业进入深井时代起，投资方与生产方就是以股份制的形式进行利润分割：自贡盐业投资方（称为东）早期以陕西商人为主，他们以单独出资的形式，雇佣职业盐井开采人员（称为客）出面，与自贡本地地主(称为主)一起签订所谓“出山约”。该约中会将该盐井产量分为三十个日分进行分配，而每个日分又可以细分为十二时辰或者九十六刻，某方在占有多少日分既是他在该井中所占投资与分红比例。

代表资方利益的西秦会馆——今自贡盐业博物馆 

值得注意的时，如果在盐井开发过程中需要追加投资，地主也需要按其日份比例出资，迫使地主脱离传统的地租食利阶层，成为资本家。 

有股份制，那么自然有股份转让与买卖，尤其是在当锉井未按预期时间竣工时，往往会引入第三方投资。这时要么既有股东各自“稀释”一部分自己的股份，要么某方单独退出进行股份转让。由于盐井本身盈利时间也很长，股份买卖非常频繁。到光绪末年，自贡的大盐商们在不同井口拥有多少不一的股份，几乎没有任何一口井是被一家独占。许多盐井企业负债经营，自发形成所谓“井债井还”的有限责任制度——这是明显破坏了大清律的无限责任制规定的。 

2. 工会组织

与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形态相对应，自贡盐业工人们也组织了工会。道光年间，自贡盐业工人自发按行业组织的“会门”结伙。这些会门保留了一些旧行会传统，如非加入该会不得从事该行业，对跳槽有严格限制等。另外一方面，会门也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如会务领导由全体会员选出，负责组织法律诉讼和罢工，争取会员权益。比如当时规模最大的烧盐工人工会“炎帝会”在道光末年就为工人争取到了最低月收入，规定了最长工作时间，基本休息日，以及被解雇时需付三个月工钱，现代劳资博弈呼之欲出。

煎盐工人生产 

自贡的生产，对动力（人力/畜力）需求极大，而新增劳动力（尤其是熟练工）由炎帝会这样半行会半工会的组织控制。所以，为了保证盐业生产发展，盐商们一方面想办法（如引进蒸汽机）提高生产效率，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加大对工人的成本投入，比如所谓牙祭(牛肉)从清朝早期每月一斤，上涨到民国二十年白班四两，夜班半斤，每月基本都在15斤以上。重劳力的所谓“烟钱”更从最早的每月一两，上涨到两轮（白班加夜班为一轮）半两，一个月有八两左右。

由于当地牛肉供应充足，自贡盐业工人体型健美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自贡本身盛产食盐，而紧挨自贡的内江则号称“甜城”，调料相当廉价。所以自贡盐业支撑了“小河帮”川菜，本工作室《川菜流行史》亦有提及。小河帮川菜中的所谓“冷吃”类，比如鼎鼎有的火边子牛肉，就是装在竹篓子里，为盐业工人工作时“提气力”的耐储耐嚼食品。 

火边子牛肉制作 

由于深达千米的顿井普遍开锉，自贡盐业进入了只要有足够资本与动力投入既可赚钱的时代。但本地牧业落后，畜力需要从广西千里输入，成本高而且总量有限，而人力由于盐业工人的斗争，工资也居高不下，盐业资本急切寻求新的动力来源。

早在光绪初年，就有自贡商人看到魏源《海国图志》中关于蒸汽机的描述，派人前往广东了解情况。光绪末年，盐岩井开始大规模开采，新式动力需求更加迫切，最终在1895年，自贡进入盐岩开采阶段后三年，一位在东部从事棉纱交易的商人从汉阳引进蒸汽机，但由于配件贵，腐蚀严重，钢绳需要进口，经过十年试验也未推广。 

1907年，自贡出现大规模牛瘟，盐商们合股投资，向当时内地唯一能够制造蒸汽机的汉阳周恒顺机器厂（今中国长江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投入两万两千两白银，请其为盐井设计出专用蒸汽提水机，自此自贡进入了“蒸汽时代”。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周边劳动力与畜力来源都告断绝，1918年自贡盐商耗银十五万元将濒临倒闭的上海包纯富厂买下，一次性购买了20台240马力新型卧式蒸汽机，通过轮船直接运抵自贡。 

1930年自贡大型盐井已经基本全部改用卧式蒸汽机进行生产，而老式蒸汽机则卖到到周边产盐区，少数转给威远煤矿（自贡主要煤燃料来源）促进燃料开采，形成了蒸汽机-能源的闭环。到抗战爆发时，自贡已经有两百台大小蒸汽机，最大聚海井有480马力的大型蒸汽机，全自贡总蒸汽马力接近10万马力。全国中型以上盐企，95%都集中在自贡。 

从上海运来的蒸汽机下船 

自贡的蒸汽机用途特殊，长期在高温高盐环境下工作，维护与更新频繁，不能总是向外界订购。随着自贡盐业扩张，本地出现了大量修配，翻砂，铸造等铁工配套产业，形成了约三万产业工人的机械工业，1930年已经能够生产出蒸汽机所有大小配件。

抗战爆发后，久大盐场引入大量东部技术工人，最终能在1940年建成起了完整的钢铁厂与机器厂，基本完成了工业上下游闭环建设。内陆农业地区对食盐的渴求，先是引发资本和劳动力的汇聚，最终促成了划时代的产业升级。 

4另一种可能 

所谓工业革命，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以获得不同的定义。 

在物理上，工业革命意味着开采矿产能源（煤矿 石油 天然气）替代生物能源，作为主要的生产动力。英国通过煤矿开发完成了这个过程。

在技术上，工业革命意味着手工业的升华，把简单重复性劳动交给机器，再用机器制造更多的机器。英国通过制造织布机、蒸汽机、火车和机床完成了这个过程。

在经济上，工业革命意味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快速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给大规模生产和机器生产创造条件。英国通过全球海权和本土生产完成了这个过程。 

然而，同样的结果不一定需要同样的路线。英国工业开采煤矿，四川盐井使用天然气；英国纺织厂使用机器，自贡的盐井也逐渐脱离手工业运营；英国通过海权拿到了全球的市场，自流井也会因为战乱忽然获得上亿人的购买力，给普通工人饱餐牛肉。从历史事实来看，自贡的确因为类似的条件出现了资本积聚，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自动化的趋势，并因此带动了机器工业和能源工业的扩大升级。如果历史能再“配合”一点，这里未必不会出现一场东方式的工业革命，孕育出和西欧神似（形不似）的工业资本主义。 

当然，历史很难假设，更不会主动“配合”某种萌芽的生长。在真实的历史中，帝国主义入侵激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几十年后又有日本侵华。这两场外来冲击，一方面摧毁了东部地区的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把自贡这个内陆盐业枢纽变成了工业革命的培养皿。可见和西欧工业中心相对隔离，是独立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然而，中国内陆的相对封闭，并不是中国主动进行产业保护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副产品，随时会被帝国主义的新举动打断。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迅速和美国签订了最彻底的自由贸易协定，即《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在中国工农业成本都远高于美国的情况下，这完成了100年来其他帝国主义未曾做到的“壮举”——把中国内陆省份拖进全球资本主义大市场。 

结果毫不意外，中国所有实业哀鸿遍野，只有进口美国产品的买办欣欣向荣。刚刚抬头的产业升级趋势被一举打垮，剩下的一点残渣，也被法币、金圆券两次大贬值彻底消灭。以自贡盐业为中心的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当然也未能幸免。到自贡解放时，当时所谓“四大盐号”已经全部资不抵债，集体请求国家接收，完全没有抗战期间的兴旺气象。 

新中国有自己的工业化逻辑，不需要复刻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客观上，新中国兵强马壮，在朝鲜和美国打平，因此可以做百年来中国历届政府不敢想象的事情——关税自主，贸易保护，给各种落后产业以升级空间。所以，自贡的那些竹铁工业又延寿一二十年，直到六七十年代才逐渐淘汰。 

总之，从资本积聚速度、技术升级趋势、相关产业的发展看，19-20世纪的自贡的确出现了和西欧工业革命类似的局面，以至于股份公司、工会等社会结构自然萌发。到最后整个川南产盐区共有共有上百万人从事着盐业相关劳动，这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织业已经很相近了。以至于我们可以想象一种东方特色的工业革命。 

当然，回顾历史，必须承认，无论如何推演，四川引领一场独立的工业革命都是小概率事件。只是历史也告诉我们，每逢战乱隔绝内地和沿海（帝国主义跳板）的联系，川南盐业就会迎来一场爆发式发展；而帝国主义渗透四川，一定会对资本主义萌芽给予摧毁性打击。这说明，之所以西欧独享工业革命，是因为工业革命后的全球化摧毁了其他国家的进步机会，而不是别国天生缺乏“工业基因”或是“资本主义土壤”。理解这一点，对我们重整世界史的逻辑大有帮助，也会让我们更好地预测未来。

（作者：穆好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