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资本是如何“躺平”美国人的

　　说起“躺平”现象，美国最为典型——精英大搞愚民政策，让民众沉溺娱乐至死，今朝有酒今朝醉，在浅层快乐中丧失思考能力。而这背后，则是美国民主失灵、阶级固化、普通百姓上升无门的直接反映。

　　但如今，一些境外敌对势力似乎正试图把这种美西方国家的症状传播到中国来。

　　中国互联网上刮起“躺平”风后不久，一些境外反华平台纷纷热炒，主张诱导中国青少年以消极颓废姿态应对社会压力，逐步培育中国“反进步的社会气氛”，矛头直指党和政府。

　　美国有关智库立即开展“研究”，计划用好“躺平”概念，仿照美国“垮掉的一代”、韩国“N抛世代”、日本“平成废宅”，将中国青少年群体打造成“躺平的一代”。

　　明明是自己“躺平”了人民，编织出“美丽新世界”，还想“躺平”别国，遏制他人发展，这就是“美国梦”应有的样子吗？美国“民有民治民享”的幻梦，到底是谁开出的空头支票？所谓“民主灯塔”，究竟是如何黯淡无光的？

　　▲ 布热津斯基曾提出“奶头乐”理论，建议用各种令人沉迷的文化产品麻痹80%的人口，让他们不再关注社会治理问题，在浅层快乐中失去思考能力。如今美国数千万“躺平”了的“沙发土豆”人群，正是“奶头乐”政策真实写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盛行主张维护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生产资料和资本日益被收入少数大资本家囊中，垄断资本主义浪潮再次袭来。自此之后，寡头资本日益掌控美国国家政治经济权力，社会矛盾更为尖锐。

　　关于寡头如何一步步走向人民的对立面，美国前劳工部长莱克新书《体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著作《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或许能给出一个美国视角的解答。先看他们的观点：

　　从路径看，金融资本推动企业观念骤变，诱导企业向寡头转变。

　　美国能走向全球巅峰，自然有过可取之处。平衡股东、员工和公众利益，这曾经是美国近代企业管理的主流理念。曾几何时，管理层对员工负责，员工对公司忠诚。大家一派祥和，还能在一张桌子上喝酒吃肉。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后，金融资本的地位快速蹿升。在政府默许下，身处风口的金融机构们纷纷重拳出击、疯狂敛财，大肆吞并上市企业股份。到90年代，美国曾收到收购提议的上市企业已超半数。

　　▲ 在财富的顶端，寡头从不允许有人和自己平起平坐。

　　在这种氛围下，强势入股后的金融资本自然会急着套现，要求企业最大化股东利益，而削减员工薪资福利就成为了最直接的割韭菜方式。今天，美国上市企业股指屡冲新高，但工会却备受打压，员工失去集体议价权，工薪阶层成为受害者，直接被股东和企业踢下了桌，只能分点残羹剩饭。

　　从理念看，社会对“自由市场”存在盲从，任由寡头膨胀发展。

　　在大资本家助推下，鼓吹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让公众误以为市场真的是“自然调节机制”，认定任何从自愿交易中获得的财富都是合理的，贫富分化只是“优胜劣汰”的结果。

　　正所谓“我富理所当然，你穷纯属活该”。“自由市场是提高效率的最佳方式”“企业规模效应能提高国家实力从而增进国民福利”“金融市场是加速经济发展的最佳手段”等观点也大行其道。

　　▲ 美国看似“民主”的国会大厦后，是触手无处不在的寡头资本家。

　　但事实上，市场是由主观规则搭建、国家机器暴力辅助运行的，规则更是可以因时而变、因利而改。然而美国民众依然笃信市场万能。美国政府几十年来对新自由主义的无脑推广，已经近似于对民众的精神操纵。

　　从监管看，权钱交易使得政府的调节功能失灵，寡头权势被进一步固化。

　　美国的“金元政治”世人皆知，华尔街雇佣了3000多名说客在国会推动金融“去监管”，平均每名议员身边围绕5人。美国企业每年花在政治游说上的钱就高达足足30亿美元。

　　“旋转门”现象在美国司空见惯。大批卸任的财长、证交会主席、联邦议员、联储官员及其裙带“转身”就能入职华尔街。以纽约为例，一半联邦参议员和42%的联邦众议员退休后都成为了说客。

　　▲ 美国官商换位的“旋转门”现象，实质上为权钱交易留下空间。

　　在如此财力人力的投入下，美国寡头政治游说“成果斐然”：仅特朗普政府的“税改”就为摩根大通、辉瑞、通用、雪佛兰4家行业寡头节省了740亿美元税金。

　　2020年联邦政府与6300家企业签订了36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其中有2%的企业承认曾游说政府，而他们获得的合同竟占总额的37%，达到134亿美元。寡头财富与政府权力早已深度交融，这种公开的系统性腐败业已病入美国制度的骨髓。

　　从后果看，产业集中化愈演愈烈，美式资本主义寡头格局已积重难返。

　　目前，美国已有三分之二的产业高度集中：华尔街5家银行坐拥全美银行近一半的存款，5家科技巨头掌控着美国主要的门户网站和网络平台，5家药企把控制药行业，4家航空公司控制全美80%的客流，1家农企垄断全美玉米种子价格。

　　▲ 面对周期性危机，美国的救市政策往往拆东墙补西墙，救了金融寡头，烧了普通百姓。

　　垄断了产业，寡头就可以把行业定价权紧紧攥在手里，以此牟取暴利，中小企业便越来越难以立足。过去四十年，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平均薪资增长了940%，“最富裕的1%”家庭收入翻了一番，但90%的普通家庭收入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善。

　　从阶级本性看，寡头资本寻求改良的努力流于表象，贪婪逐利的本性使其注定难以开展真正的自我革命。

　　大资本家虽然也经常亮相种种慈善和公益活动，表现得悲天悯人，似乎很关注解决社会问题，但他们却对财富与权力的过度集中缄口不言。2019年，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在《为何资本主义需要改良》一书中就曾为解决贫富差距“献计献策”，但他的方法并非约束资本，而是要靠“两党协商”。

　　在特朗普时期，寡头云集的商业圆桌会议曾宣称，美好社会比股东利益更加重要。而这些“心系社会”的大企业中，有21家在2018年甚至未缴纳联邦企业所得税。

　　著名投资大亨巴菲特因慈善和支持富人增税而被不少人捧为“资本主义的良心”，但是其财富的主要来源还是投资寡头企业。彭博集团创始人布隆伯格、星巴克创始人舒尔茨都有竞选总统的志愿，但无论如何承诺，他们始终是美现行体制的获益者和坚定的维护者。

　　让资本家跟资本家一起协商如何向无产者让利，那结果岂不只能是打个哈哈、不痛不痒，顶多罚酒三杯、赏银二两，怎么可能伤筋动骨、洗心革面？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最富有的50人与最贫穷的1.65亿人拥有的财富相当，1%最富有的人拥有的净资产是50%最贫困人口的16.4倍。

　　回顾资本主义发家史，垄断从自由资本主义的温床中诞生，成熟后又催生了重重经济和社会危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范德比尔特和梅隆等寡头一步步将铁路、钢铁、石油、金融等国家经济命脉纳入私囊，供养起了上流社会一掷千金的奢靡生活，也同时酿成了祸害全球的经济大萧条。

　　小罗斯福上台之后开始推行凯恩斯主义，加大政府干预，工薪阶层此后经历40年黄金发展期。这段历史也被美国学界美誉为“资本主义制度自我修正的范例”。然而，70年代的滞胀危机使凯恩斯主义陷入失灵，新自由主义走上前台。但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再次凸显了美国的制度困境……美国过去40年的寡头崛起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表面上看，美国政府似乎也采取过一些变革尝试。特朗普政府在国际贸易和外交事务上颠覆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与全球化进程，拜登政府上台后则在政府干预经济、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涂改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自由市场理念。

　　然而，这些改良始终是“拆东墙补西墙”，根本未能触及真正的制度“病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预言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未来的判断，已在美国身上被反复验证。

　　而美国民众“失去的40年”，恰是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40年。美国将自身衰落归咎于中国崛起，其实就是同历史上诸多衰败帝国一样，对内改革治理无能，只能诉诸对外掠夺。但对普通美国人而言，这种“中国抢了美国人午餐”的诡辩依然迷惑性极强。

　　▲面对咄咄逼人的外部打压，中国人民不能也不会“躺平”。

　　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从未“躺平”。也正是因为始终坚持昂扬向上、艰苦奋斗，中国才没有被美国肆意割韭菜。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我们一方面要咬定青山不放松，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坚决戳破美国拿中国当其国内外矛盾“挡箭牌”的伎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汲取美国寡头经济的教训，坚决遏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坚决防止资本无限扩张，尤其要警惕舆论成为资本的传声筒。

　　习惯了吆五喝六的美国，如今既已德不配位，那么也就自然到了放下身段，让国际社会好好监督监督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