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否还需要宗教？（下）

“彼岸”与“公正”

于是问题又来了，宗教显然不仅仅是满足统治阶级的秩序与合法性需求，人类早在蒙昧之初的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了原始宗教。人民群众对宗教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呢？以中国为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统治阶级都并不依赖宗教信仰来控制老百姓和建立社会秩序，可为啥人们依然会自发地信仰一些超自然的事物呢？

这是因为，信仰点儿什么属于人类的一种心理上的刚需。

这种心理刚需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对幽冥的恐惧。我上次写了《【印度日记】送牛奶的大叔病逝了》之后，有个朋友看了以后来跟我说：“唉，心里一沉，希望这个送奶大叔在另一个世界安好。”我问她：“你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她这样回答我：“不相信，只能安慰自己有另一个世界。我爷爷去世几年了，我还是不太能接受，就一直安慰自己说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对来世的寄托其实同时包括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假如你跟人说“人生是没有意义”、“人一旦死了就归于湮灭”，大多数人肯定接受不了，编个故事让自己开心点不好吗？

我相信有很多读者都是这样的，明明平时是个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可一旦讲起身后事就会变得犹疑不决，不愿相信死亡就是灵魂的终点。宗教信仰之所以可以长盛不衰，正是因为满足了人们对彼岸的想象，缓解了人们对幽冥世界本能的恐惧。我不知道人类是从何种阶段开始具有想象力的，毫无疑问的是自从人类拥有了想象力之后，就没有停止过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同时在不遗余力地为身后事做打算。比方说古埃及文明相信，人体只是灵魂的容器，只要保证容器的完好，肉体就能重新活过来——尸体防腐术和木乃伊应运而生；而在印度人看来，送奶大叔的“梵我”（Ātman）从未死去，已经进入了下一个轮回——这样一想，是不是就容易接受得多？

宗教满足的另一个刚需是对公正的渴望，说得通俗点就是“精神胜利”。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感受，每当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可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咬牙切齿地希望赶紧降下一个天雷把他给劈死；而如果有个好人遭受各种命运的不公，我们也会为之打抱不平。这种时候，宗教里的“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因果论就能满足大家渴望公正的“精神胜利”——这货十恶不赦，老天肯定会收拾他；他人那么好，一定会有好报！

越是不公正的社会，对宗教信仰的需求越高，信仰宗教的群体往往也两极分化——要么是家财万贯的富人，要么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对不公正的体会是最深的，最需要宗教来纾解他们的不安，用因果来解释他们的命运。瑞典、挪威、瑞士等高福利国家，不信宗教的人口比例在欧洲是最高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贫富差距本身就很小，人们不必通过宗教求得“精神胜利”。

印度教和佛教中的业力（Karma）是非常的典型的因果理论，但因果并不限于佛教，所有的宗教里都有赏善罚恶的因果论。当因果成为“真理”的时候，能够产生令人畏惧的道德约束力，一些宗教中的因果论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了如同律法般的“威逼利诱”。比方说一神教中最大的“善因”是信教，只要信教就能在末日审判中获得救赎这一“善果”，同时不忘对异教徒进行恶狠狠地诅咒——基督教说“信耶稣得永生”；伊斯兰教说“不信道者、作恶者下火狱”。

中国传统民间信仰虽然也信因果，但更多是“将信将疑”，不会像印度人民那样“躺平”，把自己的命运全都交给业力。因此中国文化里有“替天行道”一说，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中商汤讨伐夏桀。周公谈及周兴商亡的始末时便认为，商纣王残暴无道，所以周天子获得天命，以有德取代无德。然而所谓“天命”显然是个幌子，正因为知道“天命”不靠谱，才会需要“替天行道”。中国人民碰到无道暴君才不会躺着等天谴，而是自己主动抢班夺权。

综上，人们之所以自发地去信仰一些东西，正是因为在心理上需要满足了这两点——对来世的寄托，对公正的渴望。只要这两个问题持续存在，不管时代如何发展，都一定会有宗教生存的空间。

祛魅与反思

好了，讲了这些关于宗教的背景知识，现在该来讲讲“后来”的事情了——我是怎么从觉得“有信仰真好”变成了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

凡事都是距离产生美，我之所以曾经特别羡慕那些“人人有信仰”的地方，是因为当时一来混淆了“信仰”和“宗教”，二来只看到宗教劝人向善，却没看到宗教收割钱财人命的那一面。

中国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由于中国的宗教信仰曾经被清洗过，而人民群众在心理上又实实在在需要信仰一些超自然的事物来解决“彼岸”和“公正”问题，加上过去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导致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信仰的乱象。这些乱象令我感到非常失望：所谓“佛教徒”对佛学一无所知，进庙烧香拜佛的唯一目的是贿赂菩萨以小博大；一些寺庙承包给了商人成为了盈利工具，里面的和尚都是职业人士……中国的商业化佛教寺庙算是世界一大奇景，把寺庙做成了一门生意。寺庙里各种明码标价，禁止外来香火入内就不说了，天价的头香也就不说了，连进个庙都要买门票，这其实是很说不过去的一件事情——要是没钱的话连菩萨的面都见不到，这不是扯淡吗？我心想，如果是真正的宗教断不会如此吧？这些明明是迷信，而不是真正宗教信仰。

我以前专门拍过国内寺庙商业化的专题，所以对这些情况略知一二

然而我在西藏和印度待过之后，发现这些地方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民众被洗脑的程度高，根本不需要强制性卖门票卖香火，老百姓就会主动给寺庙捐钱捐物，这些捐赠金额远高于门票收入，因此寺庙也就没有必要像内地一样搞商业化搞得吃相那么难看。当地老百姓虽然虔诚，但无知和迷信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识的绝大多数藏传佛教信徒，对佛法的了解甚至还不如我，他们的信仰只是来自于他们的家庭环境，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内地搞点烧香拜佛的封建迷信活动只是“怡情”级别的，不会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工作；而这些地方搞起封建迷信活动来那真是“败家”级别，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

应该说观念的转变是在潜移默化过程中完成的，我意识到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发生了彻底性的扭转，是当我看了《冈仁波齐》那部电影。《冈仁波齐》讲的是一个康巴村子里的藏民一路磕长头去拉萨朝圣的故事，临时组建起的队伍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然而这次的这个故事，不但没有像早年那样感动我，而是让我感到非常的生气——那些大人要磕头要朝圣是他们的自由我不管，但一个9岁的小姑娘不去学校念书，失学一年光磕头，反映的根本就是宗教洗脑的社会黑暗好不好？这算什么狗屁信仰？谁要是觉得这样做没问题，怎么不试试看把你家闺女儿子送去风餐露宿磕头？

时隔多年再看这些朝圣的行为，看到的不再是感动，而是宗教对信徒的愚弄

为宗教奉献自己，这并不是一个具有正面性的事情，归根结底就是过去神权阶级对老百姓的洗脑和愚弄。在前现代社会，除中原地区之外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教育都被神权所垄断，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的世界观完全是由神权阶级塑造的，神权阶级用善报来忽悠他们把自己的收入捐出来，用恶报来威胁他们要顺从听话……

然而由于对宗教的无知，好多中国人却对宗教抱有美好的诗意幻想，他们就跟我以前一样根本不了解这些穷苦人真正的生活。这些宗教理想主义者只看到一路磕头朝圣的小女孩在所谓“信仰”驱动下的坚韧，夸赞她有信仰有情怀，却看不到女孩子不好好读书初中毕业之后就只能打工然后嫁人，然后在她自以为前世注定的“命运”里浑浑噩噩过完一生。年轻人996攒福报养家大家觉得这是剥削，不分昼夜加班加点磕长头怎么就变成感动了呢？996攒来的福报至少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金白银，可你念经磕头散尽家财攒来的“福报”到底算个啥呢？更恶劣的是宗教利用洗脑将这种剥削变得心甘情愿。

也是在那段时候，我意识到中国人民是有信仰的，而且有着全世界最务实的信仰——铆足了劲儿努力工作，发展科技和经济，不用等到来世，这辈子的生活就能变得更好。从表面来看，你也可以说是拜金主义，信仰物质文化。但拜金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就像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有错吗？

虽然没有错，但会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于，心无旁骛地追求物质在保证了社会的高效率同时，也导致了普遍的急功近利与无所顾忌。由此造成的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生活在中国的人应该都有所体会，我也就不用再举例了。但我也相信，这只是一些阶段性问题，会随着法治的健全，以及物质水平的提高而解决。因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穷病”是能够治得好的，人富而仁义附焉。

第二个问题在于，假如所有的自我价值都体现在追求物质上，那么假如离开了这些物质，我们究竟还剩下什么？所谓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人们不在乎物质之外的其他东西，“笑贫不笑娼”体现的也是一种以物质为中心的价值观，人本身的存在感被弱化，之所以会盲目地羡慕那些有信仰的人，是因为物质的满足难以带来长久的满足感，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在于，宗教的许诺是画饼充饥，你一直得不到就一直有动力；但物质这个东西让你实实在在得到了，反而会得陇望蜀。假如整个社会的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原来一百个人的竞赛，现在变成了一万个人，于是社会就内卷了，满足的阈值变得越来越高。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得不被动地追求那些别人要我们追求的东西，因而陷入一种人生意义缺失的焦虑。这个倒不是追求物质产生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在于，在物质上完成了跨越式发展之后，失去了目标怎么办？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年轻人“躺平”的问题，我觉得除了内卷严重之外，跟现在年轻人起点更高也有关。中国过去这几十年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村里的孩子去城市里生活，这就好像宫女被选为妃嫔，难度不大；可如今很多城里的年轻人一生下来，物质条件上就已经达到了父辈毕生追求的目标，想要再往上迁越一个阶层相当于妃嫔当上皇后，这难度可就大了去了，少不了一番血雨腥风。由于难度太高，横竖也没指望，直接放弃躺平。

不过呢，关于后面两个问题，是信仰物质文化的问题，跟不信宗教没关系。就算有宗教信仰，社会该内卷照样内卷，大家躺平得更快。宗教这玩意儿的主要功能就是教人维持低欲望，保持人民团结和社会稳定。印度之所以发展困难，正是因为很多印度农民对自己命运的接受度太高了，无论“业力”安排什么样的命运给他们，都欣然接受。凡是有那么一亩三分地饿不死的，都不愿意进城打工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而有些农民背上债活不下去的，则索性自杀一死了之，也不想着去抗争社会的不公。

尽管宗教有许多副作用，但凡事都各有利弊，由于我们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彼岸”和“公平”的问题，人类社会依然需要宗教。

论迹与论心

宗教的这种双刃剑体质，就导致了在评价宗教或者宗教人士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圣人可能是罪人，罪人也可能是圣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反差的评价，主要看是论迹还是论心——说得通俗点就是要怎么评价一个“好心办坏事”的人——究竟是要揪着那个人办的坏事儿呢？还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好心”上？

我觉得要根据两个实际情况来分析，首先，这个“好心”里面有多少是因为蠢；其次，这个“坏事”究竟产生了多深远的影响。

我一直在文章里批判甘地，说这货简直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罪人（详见《朱熹、甘地与格蕾塔》），不过我得承认我批判的角度是“论迹不论心”——只关注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并不关注这些行为的动机；而那些认为甘地是圣人的评价则都属于“论心不论迹”，单纯关注甘地的私德。我之所以不待见甘地，是因为甘地造成的恶劣影响实在太过深远，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

“论心”是由个人做出的牺牲及动机决定的，而“论迹”是由立场决定的，假如一个人站错了队，越是高尚无私的奉献，越是可能成为助纣为虐。要是完全“论心”的话，纳粹甚至恐怖分子都有办法洗白；完全“论迹”的话，一些本性善良的人可能会无法得到公正的评价。所以我觉得必须结合动机和后果，既“论心”又“论迹”，才能相对客观公正地评价人或事。

上一篇《疫情的大火终于还是烧过来了》里我提了一嘴特蕾莎修女，果然马上引来了反对的声音。这个我写的时候就有预料到，因此文中注明了“有争议”。我曾经专门研究过特蕾莎修女的问题，她的性质跟甘地差不多——因为虔诚而愚昧，这种愚昧导致了认知上的局限性，做了许多不妥当的事情；同时也因虔诚而善良，做出了一般人无法做到的牺牲。我这里跟大家讲讲特蕾莎修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在加尔各答的时候去过特蕾莎修女创办的垂死之家，也看过她生前的住处，到过她的墓地。不得不说那个墓地的气场真的非常强，站在跟前我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论心不论迹的话，特蕾莎修女是真伟大，别的不说，她这辈子做出的牺牲一般人绝对做不到，可说是一个“彻底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有质疑她的人可以问问自己，愿不愿意过她那样的生活。

然而2013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éde Montréal）的一个小组专门对关于特蕾莎修女的相关资料进行了研究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她的神圣形象是由宗教机构通过媒体运作精心策划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宗教宣传。这样的结论有以下几点依据：

垂死之家没有医生，常常由一些缺乏医学知识的志愿者和修女做出医疗决定，一些不负责任的疗法导致了不必要的死亡，过去甚至还有针筒和针头重复使用的现象；

垂死之家通过美化痛苦而非减轻痛苦来照顾病人，特蕾莎修女本人更偏好“上帝的安排”而不是有计划的救治，而她自己得心脏病之后却选择了先进的疗法；

特蕾莎修女鼓励她的成员为垂死的人受洗，使他们在死前成为天主教徒，而很多时候这些受洗的人已经神志不清；

特蕾莎修女的机构是全印度唯一不公开账目的慈善机构，大众对垂死之家的捐款并没有治疗患者、帮助穷人，也没有用来添置药物和医疗器械，大部分都被用于扩充教会；

特蕾莎修女非常坚定地反对避孕、堕胎、离婚等行为，认为堕胎是“世界和平最大的破坏者”，并且拿原本可以救助穷人的经费对此进行相关的宣传。

我完全不怀疑这样的调查结论，因为确实符合我的观察。就说那个用于临终关怀的垂死之家好了，里面设施之简陋实在令我是有些震惊，除了有个屋顶有张床铺，并不比睡在大街上好多少。一个客观事实是，特蕾莎修女并没有努力去帮助人们减少贫困和痛苦，她长期以来只是在教人们如何接受贫困和痛苦。并且她试图说服那些异教徒，只要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这些贫困和痛苦就不再会成为困扰。她本人对“痛苦”有一种变态的崇拜，认为“苦难是上帝的恩赐”、“病人必须像基督一样在十字架上受苦”，将受苦视为让人最接近上帝的途径。在1981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您是否在教导穷人应该忍受苦难？”修女回答道：“我认为，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与受难的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我认为，穷人受苦会对这个世界更有帮助，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救治伤员和病人。”——这无疑是一种极度扭曲的观念，这种观念在生产力落后的前现代社会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你如果以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则会觉得非常荒谬和无耻。

垂死之家内部简陋得令人发指

一些批评者认为她是一个虚伪的人，但我倒是挺能理解特蕾莎修女的，“论心”她真的是一个特别高尚无私的人，只是她有自身认知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自于她天主教徒的身份、她所处的加尔各答物资匮乏的环境、以及她所处时代，这从她对堕胎的极端态度就能看出来。同时我也认为她自己是真的相信通过忍受痛苦可以更加接近上帝，特蕾莎修女对苦难的崇拜、对贫穷逆来顺受的态度，跟印度教中的许多思想非常相似，很可能她到了印度之后有受印度宗教文化和甘地主义的影响。但她把自己相信的事情强加给别人，这种做法就不怎么地道了。

比起物质，特蕾莎修女更注重精神。她重新定义了“贫穷”，认为饥饿者、孤单者、无知者、胎儿、遭种族歧视者、被弃者、患病者、贫困濒死者、被囚者、酗酒者、吸毒者，都是《玛窦福音》里耶稣所谓“我弟兄中最小者”——而缺乏爱，是其中最贫弱者。正因如此，她对于“扶贫帮困”的定义也完全不同，估计像我这种不信上帝的人在她眼里也算是精神上的“穷人”，因为不信上帝显然是一种“无知”，并且死后就上不了天堂，从而会对死亡充满恐惧。传教正是她“扶贫帮困”的方式，她的逻辑是，你只要相信上帝、诚心赎罪，你死后就不会再受苦难，就能够得到解脱。因此她其实在用她所认为的“终极”的方式帮助穷人，受越多的苦就能赎越多的罪，她当然不会想着帮人减轻肉体的痛苦。

特蕾莎修女试图用宗教信仰来帮人止痛的做法完美诠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将宗教称为“精神鸦片”，说白了她就是个天主教传播自己宗教价值观的“工具人”。论心，特蕾莎修女是个善良无私的人；论迹，她却是个愚昧无知的人，被宗教组织所洗脑和利用。她助人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她的某些行为是愚蠢的。

行小善作大恶

我们如果私下接触某些教徒的话，会发现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我并不认为人的善良就一定是出于对某些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因为人还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理心，就算完全不信鬼神怪力，也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个“好人”。大多数人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并不是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要善良，也不是因为相信作恶死后会堕入无间地狱，只是因为我们用了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别人。

宗教固然能够进一步通过传播他们的虚构世界观和扭曲价值观来劝人弃恶扬善、接受现状，让好人变得更好更无私，但如果必须以愚昧和洗脑为代价，真的值得吗？我们这个世界有相当一部分的恶之所以存在都是由于贫穷，当人们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无法得到保障时难免会铤而走险，消除贫穷难道不比宗教洗脑更好吗？

宗教信徒想必无法认同我说他们愚昧，曾有基督教徒向我传教，说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科学技术、电子产品全都是由西方基督教文明奠定发明的，所以基督教有多先进云云。会持有这种观点，恰恰证明了他们的愚昧无知，因为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错误归因，现代科技源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机会发展，是因为欧洲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最大的成就恰恰是砸碎了基督教的神权统治，打破了宗教对教育的垄断。欧洲文明最最黑暗的时期，恰恰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我毫不怀疑，如果没有一神教的话，这个世界完全可以更好。

世界从来都不是黑白分明，利弊有长短之期，善恶有大小之分。善恶有时会很模糊，小善可能导致大恶，小恶也可能成就大善。比方说一些佛教徒买来动物放生，这是小善；结果这些外来物种灭绝了当地物种，造成生态灾难，就是大恶。甘地通过鼓吹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印度人民团结了起来，这是小善；但民族主义使整个南亚陷入了分裂和宗教仇杀，则是大恶。又比方说破旧立新的社会改革过程中难免会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这是小恶；但这些牺牲带来的长期利益可以使整个国家有效规划高速发展，却是大善。

宗教容易让人孤立而非辩证地看待问题，宗教利用虚构故事教人向善，这是一种小善；不同教派因为虚构故事版本分歧造成的人类之间无数的仇杀，这才是大恶。大家想想，就算开宝马车撞人是因为没有信仰，但这种报复社会的事情才有多少？而世界上被教派仇杀和恐怖袭击夺去的人命又有多少？宗教之间由于具有竞争性，一些教派为了维护自己的价值观，经常会颠倒是非，夸大自己的善和对立意识形态的恶，同时进行错误归因，好事都算在自己头上，坏事都赖给别人，客观上就会造成教派之间的矛盾，从而产生仇杀；更直接的则是圣战、宗教迫害，因为彼此相信的事情不同而大开杀戒……这样的事情，从来都史不绝书。一神教做的恶，远远多过他们行的善。

另一方面，我接触到的中国的基督教徒，一个很普遍的特征是缺乏科学和历史常识，相信各种阴谋论（阴谋论也是很难证伪的），因为基督教告诉了他们一套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比方说，我经常看到基督教徒不相信进化论，他们的举证是：世界上没有正在从猴子进化成人的动物，所以人不可能是猴子进化来的。事实上那些进化程度不如我们的其他智人近亲，都已经被我们的智人祖先当作竞争对手给灭绝掉了，比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考古和遗传学证据都可以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

我们智人进化到一半的表亲们都灭绝了（有些就是被我们灭绝的），这就是为啥现在没有正在进化为人的猿人

当一个人对宇宙世界的历史、人类的进化历史、生命科学不了解或者不相信时，确实很容易倾向于去相信有一个全能全知的终极力量在背后控制着这一切。宗教曾经为处在蒙昧中的人类提供了一种解释世界的方式，这种解释忽悠古人容易，但要骗现代人就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宗教为了维护自己的世界观，为了对信徒进行有效的精神控制，一定会具有反智的特点，因为对科学无知的人才更容易相信神的存在。但这并不是说，掌握了科学知识就一定不会相信神，原因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信仰是一种心理需求。

宗教出于欺骗信徒的需要，因此就会造成了“善良的信徒”和“邪恶的组织”这样的悖论。也可以这样理解——宗教组织为了生存下去，具有“趋恶”的必然性。组织性越是严密的宗教，生存能力越强，在外人看起来也就越“恶”；与此同时，信徒越是善良，才越是容易被组织洗脑和控制。比方说旧西藏政教合一神权统治的藏传佛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黑暗最邪恶的宗教组织之一，为啥现在给人感觉好像没那么坏？因为组织被铲除了，剩下的都是善良的信徒。我毫不怀疑绝大部分一神教信徒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因为他们如果不单纯善良是不会被一神教那么严密控制住的，由于他们接触到的其他“兄弟姐妹”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这又会反过来加深他们对组织的信任。

宗教的未来在哪里？

尽管我们在心理层面上需要宗教信仰来解决“彼岸”和“公正”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宗教的越来越多功能被替代，不信宗教的人也一定会越来越多。

我太太有时候会脑洞大开问我：要是拉达克哪个寺庙说我们的儿子是一个仁波切的转世，要把他带走怎么办？我说，我肯定不给。她说，这个不能不给的，寺庙如果说他是仁波切，你一定要给的。我说，那我就把庙拆了。

她说在她父亲那一辈，在拉达克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孩子送去寺庙出家；但现在根本就没有父母肯送孩子去寺庙出家，寺庙的小和尚主要都来自那些贫困家庭、单亲家庭，实在养不起的孩子才会被送到寺庙里。

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在前现代社会哪户人家不是起步价4、5个扎堆儿生孩子？生下来也不一定养得活，养得活也不一定养得起，把孩子送去寺庙，让他接受教育，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和尚，算得上是个相当有前途的选项。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藏传佛教的僧团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想不兴旺也难。然而如今由于父母都讲究优生优育，不愿把孩子送去寺庙，寺庙闹“人荒”，已经出现了传承危机。那些仁波切再怎么呼吁大家把孩子送庙里，也都没人肯。

可以这样说吧，凡是过去由宗教神权阶级垄断教育权的社会，如今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传承危机。佛教是最严重的，因为出家人不能生孩子，否则的话好歹还能子承父业；比如印度教的婆罗门祭司阶级，自古以来都是先完成传宗接代的大事儿，然后才潜心搞宗教学术研究。

目前看来传承得最好的大概就是伊斯兰教，在那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法国家，教育权甚至政权都依然被神权阶级把持着。这些国家的缺点也很明显——世俗化程度低，跟现代文明脱节。

有人说现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是21世纪和中世纪的冲突——确切地说，应该是21世纪思维方式和中世纪思维方式的冲突。宗教的兴旺有其时代背景，接受现代的科学文化教育、按照现代文明的方式生活，之所以会削弱宗教对人的影响力，是因为彻底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于是写保护程度极高的伊斯兰教，通过复刻中世纪的生活方式、继续进行中世纪式的教育（在非伊斯兰教法国家，这种教育是在穆斯林家庭和社区中进行的），来保证自己的传承。其周全之处在于，它同时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对信徒进行约束，一旦形成习惯根本没有可能跳脱出这个圈子。我看很多穆斯林的日子，过得就跟集中营似的——到点就大家聚在一起做祷告，吃东西有很多规矩，穿衣服也有很多规矩，连大小便都有规矩……这种“集中营生活”使得穆斯林们形成极为深刻的身份认同，继续保持着中世纪的思维方式。

而其他宗教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受到的影响则会相当深远——现代的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会让人越来越多地质疑传统宗教的世界观，年轻人不信宗教的比例变得越来越高。宗教的许多思维方式适应的是生产力落后、物质匮乏、慢节奏的前现代社会，比方说像甘地、特蕾莎修女那种崇尚苦难的思维方式，放在物质丰富的现代世界必然无法找到立足之地。传统宗教要么自行改革以适应新的时代，要么就只能逐渐凋敝。

宗教之所以能够繁盛数千年之久，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生产力落后时，宗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宗教会成为人类发展的阻碍；但即便在生产力发达的现代社会，宗教依然是人类追寻自我价值及意义、满足心理需求的重要方式。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人类心智对信仰的刚需，不排除未来会出现某种以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新型宗教。

结语：马克思主义佛教徒

肯定有人要说，你这家伙看起来明明是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为什么还说自己是佛教徒呢？

这样说吧，我大概可以算作一个马克思主义佛教徒。我认同佛教中的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涅槃寂静”，但我对此有自己的理解方式；我同时是个使用辩证唯物主义方式看待世界的人，对佛教目前的“唯识论”持保留态度。我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跟佛教是深度相通，他们最终目标都是一样的——解脱众生之苦。人们之所以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佛教势不两立，是因为在对两者都有极深的误解——我们从小了解到的“马克思主义”都被放在了“政治”和“革命”的语境之下，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政治和革命，真正的佛教也不是封建和迷信。马克思主义就像是一种唯物主义版本的佛教，通过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研究世界的规律，以发展生产力为手段来解脱众生。

马克思主义和佛教不但不冲突，而且可以相互吸取。佛教的慈悲可以让马克思主义变得更有人情味；马克思主义用现实手段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可以让佛教变得更务实。

马克思主义关注财富的平等分配和生产资料的公平利用。它还关心工人阶级（即大多数人）的命运，及那些处境不利和需要帮助的人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关心少数人强加剥削的受害者。由于这些原因，这体系吸引我，且看起来很公平。

——XX喇嘛

然后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些关于未来的想法：

太阳系和地球是随机出现的，地球上的碳基生命也是随机出现的。

过去、现在、将来都没有灵魂这个东西，但碳基生物能够有意识，只不过大脑停止活动之后意识就会随着一起永远消失。

所谓的宗教体验是因为通过一些方法让大脑产生了某种化学物质，长期坚持甚至可以改变你的大脑结构。通过使用某些致幻药物，也可以获得类似的宗教体验。

碳基生命体是一种异常脆弱的构造，不耐高温也不耐低温，在宇宙中的绝大多数地方都无法生存。由于要进食要繁殖，只要活着就注定是欲望的奴隶，真正的禁欲只有死亡。

碳基生命体想要实现解脱的唯一办法是靠技术发展到机械飞升，人类的生物意识数据化之后可以上传并存储在某种机械构造中，不再依赖于肉体，也不再需要繁衍。

过去肉体产生的愉悦感、情感，都可以通过数据意识来进行模拟。所以机械飞升后不需要占有，想要爽一把，运行个程序就行。

机械飞升并不是把人变成一个个的机械人，而是万物互联，我即世界，世界即我，世界上有任何新增的知识都可以一瞬间掌握。机械飞升后的人类文明（或者已经不能叫做人类文明了）可以直接从恒星获取能量，不再依赖于生态循环。

一旦实现了机械飞升，永生和星际旅行也就不再是问题了，如果说成功的文明在于传播和持续存在，那么只有机械化的文明才会成功。

毛泽东同周培源和我的谈话，讲到过一个观点：“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

——摘自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回忆文章

佛陀所讲的一切法，归根结底只为了教你一件事——解脱。证悟解脱的法门有无数种，佛陀从来没有规定过只能用哪几种。就我个人认为，只靠传授佛法绝无可能解脱全部众生，必须对人类进行技术改造，我相信最后能够“普渡众生”的一定是生产力和技术的发展，以“机械飞升”的方式实现众生摆脱对肉体的依赖。大家想一想，只要能够摆脱掉肉体，所有的众生超越生老病死、离苦得乐、终结轮回……是不是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这时候就能真正感受到“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用科技方式让“唯识”变成现实。

与此同时，意识上传技术解决了彼岸的问题，人人都可永生不死；所有人的意识互联，共存于同一个云空间，能够自由融合和交流，“我”的概念会被极端弱化；整个人类文明合并，社会实现完全共产主义公有制……当然，机械飞升技术还很遥远，目前研究的强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只是第一步，但我相信机械飞升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并没有不可逾越或无法理解的技术鸿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佛教徒——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发展生产力为手段，以解脱众生为目的。机械飞升正是那个可以将众生渡向彼岸的“大乘”，也是人类文明想要离开太阳系的唯一出路。

各位大可以把这些天马行空的展望当做胡言乱语，反正眼下也无从证实或证伪。我们这辈子肯定看不到机械飞升了，只是生而为人，总得信点儿什么才找得到自己生存的意义。

网名随水，纪实摄影师，专注印度社会文化、喜马拉雅传统文化等主题。自2012年起深入印度社会拍摄专题，驻地印度田野调查。2018年迎娶拉达克姑娘为妻，目前定居南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