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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1984-美丽新世界:反乌托邦三部曲

《我们》、《美丽新世界》、《1984》,三部小说合称反乌托邦三部曲。

《我们》:俄国及前苏联作家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维基百科译成“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是于1920年创作的一部俄语小说。因政治原因一直不能在苏联出版,最先出版的是在手稿走私到美国后,于1924年(但作家自述称1925年估计是记错了)译成的英文版,俄文版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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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英文1924年第一版封面 出版商纽约E.P. Dutton

《美丽新世界》:英国作家奥尔德斯·伦纳德·赫胥黎于1931年创作1932年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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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第一版封面 出版商伦敦Chatto and Windus

《1984》: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出版于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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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第一版封面 出版商伦敦 Secker and Warburg

三本书中,《1984》的知名度最高,《美丽新世界》次之。然而,后两位作家都宣称在创作中受到了《我们》的影响和启发。对比作品,也很容易发现,《1984》和《美丽新世界》中对反乌托邦社会的很多构想和描述都源自《我们》。因此虽然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我们》的名气最小,却是同类作品中的奠基之作,差不多是最早成熟地思考和警示反乌托邦社会的作品。

反乌托邦(英语:Dystopia、Cacotopia、kakotopia或anti-utopia,中文又称反面乌托邦、敌托邦、恶托邦、绝望乡或废托邦)是乌托邦(utopia)的反义语,希腊语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not-good place),它是一种不得人心、令人恐惧的假想社群或社会,是与理想社会相反的,一种极端恶劣的社会最终形态。----引自维基百科

对大众而言,反乌托邦几乎等同于反共产主义,尤其是因为《我们》创作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1984》创作于西班牙共产国际被苏联清洗之后,而且两位作者都是信奉共产主义(扎米亚京在学生时代就已经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即使后来流亡法国,仍然终身执苏联护照,并信守“不参与反苏联活动”诺言;奥维尔则加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但终身信奉民主社会主义),颇有党内反党的意味。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三位作家都与英国关系紧密,奥维尔和赫胥黎原本就是英国人,扎米亚京在俄国革命前在英国生活了近两年。世纪之初英国工业化社会的社会问题对三位作家的影响不容小视。

事实上,自上个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及现代科技的发展带来日新月异的物质进步,和共产主义思潮带来的政治体制和精神上的恐慌,一向以描绘富足文明安居乐业的乌托邦式科幻小说,开始对人类未来表示悲观、犹豫,作品的色调转入灰暗阴冷,世外桃源变成悲惨世界:科技的进步和精神的桎梏合二为一所产生的可能的可怕后果,才是反乌托邦思想的基础。

正如扎米亚京所说:

目光短浅的评论家在这部作品(指《我们》)中只看到政治讽刺,这当然是不对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危险性的信号,预告人和人类社会会受到无论是机器还是国家过大权力的威胁。

对比三部作品,对反乌托邦社会的描述非常相似:

最高权力代表

三部小说都有一个代表着至高无上权力的人物。这个人对人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被认为是人民幸福的源泉,也是人民幸福的守卫,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谋求人民的幸福。在《我们》中是造福主,在《美丽新世界》中,精神上是福帝,现实中,是总统,在《1984》中是老大哥。

战争的结果

三个反乌托邦社会都是战争的结果。《我们》中的“大一统国”是二百年大战的结果;《美丽新世界》是在经过时不时“炭疽杆菌炸弹在你周围爆炸”的九年战争之后建立的;《1984》中的大洋国也是在一系列战争之后与欧亚国和东亚国三分天下的结果。

与外界隔绝

三个反乌托邦社会都是一个与外界隔绝、无法自由往来的国度。《我们》中的大一统国被绿色长城围绕,长城之外,是二百年战争的废墟和少数尚没有被“大一统国”征服的自由人;《美丽新世界》中的野蛮人被圈在保留地(类似美国的印地安人),文明世界的人没有特别许可不能接近;《1984》中的三个国家没有任何正常往来,只有战争,国人能见到的外国人只有游街示众的战俘。

摧毁正常人类情感与爱情

在反乌托邦社会中,人类现阶段所持有的情感、爱情、婚姻、家庭观念都被否认。

《我们》的大一统国中爱情还有所残留,但婚姻家庭已不复存在,性关系需要到专门机构统一注册,每个人可有多个性伴侣,但性生活的编排由国家统一管理,分发票券,号民按票券上规定的时间、对象进行性生活。没有国家许可的生育是违法的。甚至“长出心灵”被诊断为一种严重的疾病。

《美丽新世界》中生育已经流水线化,无需靠女人的子宫完成,性生活是一种常规的普通的娱乐,专一排他的爱情和性都被视为反社会行为。《

1984》还保留传统的家庭形式,但爱情是被禁止的,如果党发现两人相爱,则绝不会批准他们的婚姻申请,因为婚姻的唯一作用是为党尽义务——即生育下一代。性被严格压抑,用尽办法让人不能享受性快乐,除非为党尽义务,则不可以有性行为。不仅是同事朋友,连家庭成员之间的告密和背叛都是被党所鼓励的。

限定和监控个人活动,摧毁个人隐私

《我们》中的号民(因为人们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国家分配的编号挂在肩上)遵守统一的《作息条规》,在同样的时间起床、就餐、工作、休息、散步、就寝,每天每个人只有两个小时的私人时间,但其实这个时间除了生病看医生或者向护卫队报告“不轨”情况,别的事也干不了。全体号民住在完全透明的绿色玻璃建筑中,只有在性生活时才可以放下幔帐。街道上,有街头耳膜监听街头巷议,大量护卫队员混在号民中无法直接辨识。

《美丽新世界》中并没有具体的限定,但任何独处,尤其是长时间的独处都被视为反社会的危险行为,使每个人全然暴露于众人耳目之下。

《1984》中的党员需要严守作息时间,生活中时时处于电幕和思想警察的监视下,进入无产者的生活领域被视为不轨行为。

各种洗脑手段

销毁历史:

三个乌托邦社会不约而同地销毁一切记忆的、文字的和实物的历史,没有历史的人民无疑是无知而容易驯化的。

销毁书籍:

除了洗脑读物以外,三个乌托邦社会也不约而同地禁止任何其它书籍。不但如此,还摧毁人们欣赏任何可能漏网的古代名著的能力。《美丽并新世界》中提到当文明人听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片断时觉得可笑和不可理喻。《1984》提到通过施行新语使《独立宣言》变成完全无法翻译也就无法理解,即使勉强翻译,也会变成维护强权独裁之意。

仪式:

《我们》中的号民要参加日常的大讲堂的讲座,和一年一度的全民一致节;《美丽新世界》有团结礼拜日,一种类似宗教催眠与狂热的敬拜活动;《1984》有两分钟仇恨仪式和仇恨周活动。都是一种使个人意识迷失在群体意识中的洗脑行为。

限制思想:

三部作品都展示了一个民众思想已经统一固化的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的桎梏深入人心,而且理所当然。“异端邪说”难以入侵。

酷刑与杀戮:

在稳定、平静的社会背后,在为人民谋幸福的领袖手中都操纵着各种酷刑对付任何轻微的不轨,《我们》中有瓦斯室,《美丽新世界》中是流放荒岛,《1984》是友爱部的101房间。最终,作乱者难逃一死。

小说中的社会离现实毕竟还很遥远,但其意义在于哲学的思考。《我们》追问自由意识与幸福的关系、个性权利和集体利益的矛盾;《美丽新世界》探寻物质享乐与精神追求的矛盾、人类社会分工与平等的矛盾,科技艺术与幸福的关系;《1984》揭示极权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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