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下的尼泊尔，正在变成第二个印度

　　尼泊尔正在变成第二个印度，甚至比印度更糟。

　　据《加德满都时报》报道，5月10日全国共报告新增确诊9127例，是过去24小时内新增病例最多的一天，52%的阳性率也创下历史新高。这个人口仅有3100万的喜马拉雅小国的累计病例已突破40万（403794），其中93141例处于活跃状态，过去24小时内报告139人死于新冠。

　　“我想，政府已经放弃了。”主持人苏普拉（Supral Raj Joshi）告诉世界说，他觉得最坏的局面恐怕才刚刚开始。

　　第二波疫情海啸已波及珠峰大本营。中国开始在珠峰北坡设置隔离线，确保不与南坡的人员和物品接触。截至5月5日，已有包括本地向导及外国登山者在内的一共19人在道拉吉里大本营确诊为新冠阳性。医生普拉卡什·卡雷尔(Prakash Karel)告诉《华盛顿邮报》，大本营的诊所缺乏检测新冠病毒的装备和实验室，感染症状容易被误认为是由于高海拔引起的常见咳嗽和高海拔肺水肿。

　　● 以往的四月是春季登山季的开始，登山者和搬运工会聚集在距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东北约140公里处的珠峰大本营。/ Getty Images

　　然而，尼泊尔卫生部以及文化、旅游和民用航空部直到上周五依然在新闻稿中坚称珠穆朗玛峰没有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这轮爆发很可能终止尼泊尔政府好不容易盼来的最佳登山季，他们显然希望自己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毕竟旅游业关乎8%的国内生产总值，单是珠峰探险一项就能给这个贫困率高达25.2%（2010年联合国数据）的国家一年创收3亿美元（2019年）。去年因为疫情，珠峰大本营一度停止接待旅客。

　　尼泊尔政府要求入境前72小时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但在三月下旬就取消了入境旅客为期7天的检疫要求，并已经在本季度向740名登山者发放登山许可，其中包括登珠穆朗玛峰的408人。目前，国际航班已暂停至5月14日。

　　停摆

　　苏普拉已经连续八天没有踏出家门半步。尼泊尔首都当局宣布加德满都及其周边地区的封锁会延长至5月12日。人们只能在每天早上5点到9点去指定开放的商店采购。路上几乎没有机动车，只有作特殊用途的，比如装载物资的车辆还在奔波。唯一的好消息是，暂时还没有食品短缺或遭哄抢的恐慌。苏普拉说，农民因为封锁没有了市场，易腐的新鲜食材反而降价了。

　　“最大的麻烦在于，没人知道封锁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达摩·阿迪卡里（Dharma Adhikari）数月前已经返回他任教的中国高校，十分担心自己远在尼泊尔的一家四口，他们都尚未接种新冠疫苗，“如果封锁期看不到头，我不知道他们的物资会不会有困难。”眼看着政府职能已经接近“躺平”，卫生系统崩溃，受访者们无一例外地确信封锁日期必会延长。

　　“现在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呆在家里。”苏普拉说，“就算是在加德满都，如果你有了疑似感染症状想要去做PCR检测，一次就要花上2000尼泊尔卢比（相当于人民币111元）。而全国每天也最多只能做两万例核酸检测。”

　　住在首都Bhaisepati的教师比诺德·巴塔拉伊（Binod Bhattarai）告诉世界说，他有一位邻居已经是新冠重症患者，在多数大医院连初步检测都预约不上，打电话找做医生的朋友打听了一圈，才终于找到一家小医院住进了ICU病房。

　　● 除了缺少床位和设备危机，医院还面临着一线医护人员短缺的问题 / aa.com

　　除了床位爆满，加德满都高级医学和外科医院的院长Jyotindra Sharma向美联社透露，在危机的顶峰到来之前，医院的氧气储备已经严重短缺。缺乏氧气设备、压缩机和重症监护病床使得医院无法再接收更多的病人。尼泊尔氧气制造商协会主席Gaurab Sharda告诉《喜马拉雅时报》，原先每天的总产能是1.7万瓶，其中输送到加德满都有8000瓶，但因为工厂故障等突发问题，现在每天只有7500瓶能供给加德满都。

　　官员开始想到让珠穆朗玛峰上的登山者把空氧气罐带回来，他们通常在探险结束后把空瓶遗弃在山坡上。据尼泊尔登山协会（NMA）估算，本季度的登山者和向导至少携带了3500个氧气瓶。但卫生部官员称，眼下仍有25000个氧气瓶的巨大需求缺口亟待解决，同时他们已向中国请求空运援助2万瓶氧气。

　　“政府没有确切的应对计划，而是呼吁社区内部自行互助。”达摩说。人们只能通过社交媒体组织起了互助，比诺德每天都在推特上刷到发布患者需要的物资（血浆/床位/氧气等）年龄，血型，所在医院和家属电话。虽然比诺德不确定这些信息是否真正起到作用，但在通信不发达的偏远地区情况更加令人担忧，“我们现在没办法掌握完整的事实，在加德满都之外不知道有多少无人知晓的感染者。”

　　第二个印度？

　　● 尼泊尔日新增病例统计数据 / 网页截图

　　仅在一个月前，尼泊尔的平均单日新增病例还维持在100左右，为什么会突然变成疫情重灾区？

　　不少人都将问题归结于印度的疫情外溢。尼泊尔人不需要出示护照或身份证就可以穿梭于两国间的开放边界打工或经商。《印度快报》引述专家的批评，认为奥利政府过于鲁莽地打开了国门。在边境关闭之前，靠近印度的北方邦的尼泊尔根杰（Nepalgunj）涌入了数千名从印度返回尼泊尔的工人，这里成了除加德满都之外的另一重灾区。尼泊尔外交部现将尼泊尔公民从印度返乡的过境点从35个缩减到13个，仍被公共卫生专家指责反应迟缓。

　　不光是政府，人们自己也卸下了心防。在苏普拉看来，由于第一波疫情的致死率较低，那些被感染的人只有轻微的症状；加之尼泊尔的人口结构很年轻，年龄中位数是26岁，大家普遍认为新冠的致命影响只针对老年人和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就连他自己，也一度认为尼泊尔人已经凭借免疫力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没想到随着四月一系列重大宗教节日的到来，疫情杀了个回马枪。粗略统计有约5万名尼泊尔的信众甚至跑到印度去参加大壶节（Kumbh Mela）——印度教先知和信徒的宗教集会，也带回了在印度发现的双突变变种B.1.617.2。最近在加德满都的一个私人实验室进行的一份全基因组测序报告显示，在75%的感染者的拭子样本中发现了B.1.617.2。

　　● 信徒们忽视社交距离参与大壶节可能助长了一轮“超级传播”/ AFP

　　73岁的尼泊尔前国王贾南德拉·沙阿（Gyanendra Shah）和70岁的前王后卡玛尔·沙阿（Komal Shah）也参与其中，他们回国后的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加德满都的机场还聚集了数百人前来欢迎他们回国。四月中旬的帕汉·查尔贺节（Pahan Charhe）期间，尼泊尔各地还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游行、蒙面舞和宗教庆典。人山人海的节庆无异于危机的培养皿和加速器。“因为新毒株的出现，现在大家才意识到了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苏普拉说。

　　尼泊尔的医疗设备及药品的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印度，尼泊尔官员向新德里提出了包括氧气、瑞德西韦和重症监护室床位在内的需求，但眼下印度已经自顾不暇。印度周一报告了超过35万例感染病例，此前连续四天感染病例高于40万。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政府对第二波疫情的到来丝毫没有准备。人们都吓坏了，都想打上疫苗，但问题是没有疫苗可以打。”比诺德是极少数接种了两剂印度生产的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尼泊尔从1月27日开始给民众提供免费疫苗接种，库存很快枯竭，从4月7日起已经开始使用中方捐赠的80万剂疫苗。

　　政治优先

　　尼泊尔和印度此轮爆发的另一处惊人相似，还在于都摊上了政治优先的领导人。尼泊尔共产党领导人兼总理K.P.沙尔玛·奥利显然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处理执政党内部的政治危机上。

　　在不信任投票开始前已有26名议员被检出感染新冠。“疫情如此危急，政客还在忙着政治集会，这就可以看得出来‘玩政治’在政府的议程里被放在很高的优先级，”比诺德告诉世界说。

　　据最新消息，奥利已经在5月10日议会的信任投票中落败，没能拿到过半数的136票，271名议员中有124人投票反对他。这意味着他即将下台。

　　● 此次尼泊尔执政党内斗中的两股主要势力：K.P.沙尔玛·奥利（左）和普拉昌达（右） / 网络

　　奥利的党内对手——另外两位党主席普拉昌达和前总理马达夫·库马尔·尼帕尔针对奥利的联合攻击取胜。去年12月奥利让他的盟友总统班达里解散众议院，并宣布在今年4月30日和5月10日重新选举，普拉昌达（Pushpa Kamal Dahal）和尼帕尔派系，与奥利派系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

　　2018年5月，奥利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和普拉昌达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正式合并为尼泊尔共产党。但不久前尼泊尔最高法院撤销了解散议会下院的决定，并宣布2018年的这一合并无效，两派正式分手，执政的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因此丢失15席，加速了奥利的政治资本枯竭。据印度媒体The Wire新闻网分析，在过去的四个月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奥利一直忙于争取保皇党和印度教人口的选票，尽管他的一些决定和活动与无神论左派的意识形态和世俗原则相抵触。

　　面对疫情，奥利也未能展现领导力，不仅公然兜售“喝姜黄水”或“番石榴叶漱口”治疗新冠之类的伪科学，还曾宣称尼泊尔人免疫力更好是因为每天都摄入香料。

　　《加德满都邮报》称，4月19日由奥利主持的内阁会议决定恢复接触者追踪，增加检测，并建立隔离、隔离和收容中心。然而在17天之后，这些抗疫措施都缺乏落实，不排除存在抗原检测试剂盒不足等困难。“就算是在之前的第一轮疫情，检测和追踪也没有被放在第一位，”苏普拉称暂时还没有看到大规模筛查。（责编 / 张希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