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何为美国学界“主流看法”？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考古学和艺术史教授洛塔尔·冯·法尔肯豪森（中文名罗泰）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考古学教授罗万·弗拉德（中文名傅罗文）

波士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职副教授罗伯特·穆罗韦克（中文名慕容杰）等知名考古学者

中华文明多样化起源

20世纪早期，西方学界曾有观点认为，世界古代文明只有一个初始来源。但现代考古发现，除南极洲外，每个大陆都存在初始性的古代文明。三位学者指出，认为世界文明只有一个来源的观点是“完全不可信”的，已被西方学界摒弃。

罗泰说，美国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中国是一个初始文明，即在没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初始刺激的情况下，在世界某一个地方发展起来的本土文明。

罗泰说，毫无疑问，在东亚，在今天中国地理区域，中华文明有着独一无二的本地起源，这是共识。但与此同时，另一个考古学共识也日渐清晰，那就是中国从未与世界完全隔绝。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在某些方面可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发展有关，随着亚洲其他地区的考古进展，这一点越来越清晰。他认为，东亚和亚洲中部、西部等地区之间的早期联系，是目前考古学研究的前沿之一，人们对此有着巨大兴趣。

慕容杰说，在考古学历史上，考古学结论往往受到当时政治氛围或民族主义需要的影响，并随着时间推移，因应潜在的政治环境变化而变化，所有国家都经历过这种情况。他介绍说，现代早期的中国考古多由西方学者进行或受到西方学者影响，当时认为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代文化进步来自“高度发达”的中东地区的文化传播。到20世纪30年代及二战后，考古发现使得中华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本土演变呈现出清晰的脉络，过去的观念得到纠正。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中华文明内在发展特质的看法走向另一个极端，几乎完全否定了早期中华文明与外国文化的任何文化接触，认为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中国内部发展起来的。

慕容杰说，显然，两种各趋一端的解释在考古学上都是不可能立住脚的。他说：“我不认为任何古代社会或文明是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发展的，任何文明由于人口迁移、贸易、战争、扩张以寻找更多资源等需求和其他原因，总会受到来自其他地区文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傅罗文说，美国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人大都知道中国考古叙事有两个方面。其一与农业的起源有关。在中国，存在北方和南方农业起源，北谷南稻，它们彼此有所不同，但可能相互交织。其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传统叙事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并与朝代更替有关。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后，出现王朝的循环。随着三星堆和其他中国考古发现的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考古学界已在讨论一个更加多样化和复杂的中华文明起源图景，许多学者意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复杂的，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的起源有多个中心。

傅罗文说，中华文明是非常多样化的。如今，人们谈论中华文明根源时，可能有两种指向。一种是中国人的多样化根源，在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疆域里的人根源多种多样。二是如果主要考虑文化根源，中国各区域文化路径不同，但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中国历代王朝史上，能看到复杂、异质、多地点的中国历史多样化起源，其中一条主线是在中原。这些多样化起源在早期阶段都是独立的。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它们扩大规模、相互交织，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中华文明。

早期阶段有多个中心

中华文明早期阶段存在多个重要中心，它们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联系。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在某些方面也与世界其他地方有关。

三位学者都指出，三星堆考古发现之所以非常重要，就在于它表明中华文明早期存在几个同时期运行的重要中心，但认为这些中心相互完全独立是错误的。罗泰说：“在一定区域内，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之间各种各样的联系。”

罗泰说，把这种认识置于寻找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视野里，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即使在早期阶段也具有连续性，在中华文明史前时期和青铜时代，存在很容易区分、有独特地区特征的文化，但它们都是更广泛的区域文化的一部分，是属于一个更大区域的各种次一级文化，其后，它们变得越来越相似，融汇在一起，塑造了在后来的历史时期更加统一的中华文明。这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过程，即使这些文化相互融合，区域差异或多或少仍然存在。

慕容杰则说，近年来，中国有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关于中华文明的独立性和起源多样性的争论，对中华文明的看法更加复杂。许多美国考古学家都认同这一观点，即中华文明并没有单一的“起源”。

谈三星堆新发现：“考古史上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三位教授就三星堆发现各抒己见。他们认为，三星堆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早期存在多个中心，而多个中心之间、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一些联系或者说跨文化接触，对新发现的深入研究将为此提供更多线索。

他们同时指出，考古学是一门“慢科学”，考古发现只是不完整的信息，研究和了解三星堆新发现需要时间。

三星堆独特性引人注目

罗泰说，他七次到访过三星堆。在他看来，三星堆新发现“非常重要”，“是考古研究历史上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三星堆考古发现是如此引人注目、重要和独特，不需要做太多说服工作就能让人们意识到研究它的必要性。

他说，三星堆在许多重要方面都独一无二，某些出土文物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和东亚都前所未有。这表明，当时的三星堆居民可能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宗教信仰和习俗仪式。从出土文物看，三星堆显然表达出某种形式的差异。

他说，三星堆表明，在中华文明早期，有几个中心在同一时期运作，并且彼此之间，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联系。例如，三星堆的青铜制造，技术上与同时期中国北方青铜制造密切相关，有很多技术细节相似。在三星堆发现的许多玉器来自新石器时代，而中国各地都有新石器时代玉器出土，有些出土地点还超越了当今中国的边界。

他说，三星堆是一个伟大的相互联系的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还可能与中国以外的地区相互联系，这是一个复杂的、目前尚不明了的问题，但学界不应排除这种可能性，而是需要大量研究，使脉络更加清晰。他表示，期望对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的细致研究，能够就此提供新的线索。

罗泰指出，1986年中国考古学家发现三星堆，是一次真正革命性、突破性的考古发现，因为这是之前没人预料到的，自此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有了新的基础，能够设想未来任何新的考古发现都有可能。

他说，这次新考古发现拓展了人们对三星堆文化的了解，扩充了现有知识的基础，使得考古学家可以把更多有代表性的考古材料放到更广泛的背景下，进行更系统地整体性探索，了解三星堆文化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及其在世界古代文明起源中的重要性。

思考中华文明从哪里来

他说，三星堆新发现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是让学界和公众重新关注三星堆。傅罗文说，新的重大发现激发大量媒体报道和公众讨论，让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公众共同思考中华文明的起源，思考先人做了些什么，中华文明从哪里来，又如何演进到今天。

二是随着考古科学水平的提高，新发现扩充了人类知识库。他说，不管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地，考古学家经常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所做大部分工作都是破坏性的——发掘一处遗址时，就会在这个过程中破坏它；一旦有了新发现，就再也不会发现同样的东西。

他说，1986年发现的三星堆遗址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当时的中国考古学家尽了最大努力来发掘和仔细记录一切，进行了出色的历史叙述和田野调查，但当时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分析水平和今天完全不同。在从那时以来的近40年时间里，中国考古技术、考古方法和科学分析水平有了很大进步。

三是此次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中的许多细节，将增进人们对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物质文化和艺术的了解。这对学界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探寻三星堆文化如何融入更大范围的中华文明也非常重要。

“期待更多惊人的发现”

慕容杰说，他从1986年三星堆被发现时起，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三星堆考古进展。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显然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他说，首先，三星堆的发现表明，成都地区是中国古代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国家级社会”/文明崛起的中心。过去，多数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集中在中国青铜时代早期华北平原即中原地区的“三代文化”（三代指夏商周），华北平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三星堆的发现改变了这一局面。突然之间，人们认识到在中国西南地区，存在另一个复杂社会早期发展的重要中心，其青铜器制造的质量和数量都十分壮观，与商朝文化旗鼓相当。

其次，三星堆的发现，揭示了一种有丰富宗教信仰的文化。

再次，三星堆显示了一条跨文化接触的路线。这条路线可能是古代长江流域东西之间的贸易路线，连接起古代四川、湖北、湖南与古代江西和安徽地区。在今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有一些和川蜀考古类似的有趣发现。它们表明，早期中华文明中可能存在广泛的远距离接触及贸易和文化的影响。这些文化接触是否意味着贸易接触？军事征服？宗教扩张？人口流动？还是这些因素的组合？三星堆发现因而非常令人兴奋。

第四，三星堆新出土文物，特别是青铜像、头像和面具，在中国考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文物是由考古学家以科学方法从遗址中挖掘出来的，人们确切知道它们来自哪里，知道它们的出土背景和年代等。它们是迄今为止四川盆地存在未知的复杂古代文化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慕容杰认为，如果在未来几年在更多地点有类似三星堆的发现，他不会感到惊讶。在列举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之后，他说：“我们应该期待在未来会有更多类似的令人震惊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