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

 贵州省贵阳市青岩古镇,是贵州四大古镇之一。洋教渗入贵州,早在明代就开始了。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贵阳教区正式成立后,法国传教士白斯德望任第一任主教。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第二任主教胡缚理为培养神职人员,选中了青岩姚家关并于咸丰九年建成了圣伯多禄大修院,由传教士白伯多禄任院长,有修道士十多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其中有允许西方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条款。胡缚理乘坐紫呢大轿到拜见贵州巡抚何冠英,声称从此可在内地自由传教,有条约保护,地方官不得干预。接着,胡缚理又前往提督田兴恕官府,因拒不接见,只得败兴而归。这个举动,激怒了贵州提督田兴恕和贵州巡抚何冠英,因为按照中国的法律,只有相当级别的官员才能坐轿,而胡缚理虽然是个老外,却只是个平民,竟然坐大轿来朝见一省首脑,显然是违背中国制度,轻视中国官员的举动,于是俩人联名向全省官员发出秘密公函,明确提出洋教是异端邪说,指出如有外来之人传教,务必随时驱逐。这个秘密公函是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反对洋教的动员令。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端午节,青岩各族人民按传统习惯,吃完晚饭出门“游百病”,游百病又称走百病,流传于四川、陕西和贵州等地的地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是通过游览散步消除百病的一项健身运动,多在妇女、老人、小孩或体弱多病者中间进行,是盛行于贵州地区的端午习俗。一群娃娃游到姚家关大修院门前,不知谁带的头,娃娃们一齐唱起了街头流行的民谣:“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 天主堂大修院内的教徒听到民谣,冲出门吼骂娃娃和推打游人。人们本来对洋教就不高兴,便一齐拥上去与教徒他们争吵。消息传到青岩团练首领赵国澍那里,赵国澍立即派团丁把大修院包围起来,将为首冲出修院闹事的修士张文澜、陈昌品及教堂管家罗廷荫抓起来,关押在青岩龙泉寺内,赵国澍后来命人放火烧毁了教堂,并向田兴恕报告。张文澜收买狱卒,把消息传给了胡缚理。胡缚理赶忙向北京的法国大使馆汇报。田兴恕得知以后,担心会遭到中央政府责难,便下令赵国澍交将张文澜三人秘密处死。七月二十九日,赵国澍将张文澜三人绑赴青岩城外谢家坡斩首。路上正遇信奉天主教的女佣王玛尔大在河边洗衣,怕她走漏风声,也将她抓到刑场一同斩首。

事件发生后,胡缚理立即向督署抗议,要求严惩赵国澍。一面又以贵阳地方官草菅人命杀害习教人员,抢劫烧毁教堂等罪名,向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申报。哥士耆又照会清总理衙门,抗出抗议,要求田兴恕、赵国澍抵命,对被害教民及家属抚恤赔偿,隆重安葬被害人,教堂损毁房屋必须修复,教堂经典书籍圣像及一切器具用品,亦必须清还赔偿等十二条款。

青岩教案是我国的第一个教案,震惊中外。青岩教案还没完结,没过多久,又发生了开州教案。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贵阳北百余里外的开州夹沙龙地方欢度元宵节,过节当然是要花钱的,按照往年的惯例,官府向当地住户摊派费用。因为对贵州政府迟迟不处理青岩教案不满,法国传教士文乃尔唆使教徒抗缴。田兴恕得知后大怒,将文乃尔和4名抗捐的教民以凌迟酷刑处死,将文乃尔的头悬挂在城门示众。至此,动静闹得太大,清政府也没法袒护相关官员了,除何冠英、赵国澍已故不予追究外,田兴恕发配新疆,永不叙用,赔偿白银一万二千两。

赵国澍是贵州青岩人,他能文能武,关心地方文教,严格教子。他的四个儿子中,四个中举人,三个中进士,其中二儿子赵以炯成为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文状元,还有一个儿子中经魁,在贵州轰动一时。因青岩教案被撤职。同年四月,率领团练镇压农民起义军,在贵阳郊区百宜被围,逃至除家堰时,被农民起义军击毙。何冠英,福建闽县人。清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科林鸿年榜进士第二人,在贵州巡抚任上工作积极,劳累过度,不治而亡。临终,何冠英尽力举荐田兴恕继任。他的表现按现在的说法是个优秀高级干部,时代楷模。前后杀了8个教民和一个外国传教士,结果是罢免一位高官,没有一个官员偿命,这个处理不算重。

这里要重点说一说田兴恕这个人,田兴恕是湖南湘西人,16岁时因家贫参加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屡立战功,24岁就任贵州提督,25岁兼任贵州巡抚,可谓少年得志。田兴恕在流放途中,深得陕甘总督左宗棠赏识,左上奏朝庭请求重新启用田兴恕,清政府没有同意。田于1873年回到家乡凤凰,41岁辞世。各位怎么看这个人?我觉得他太年轻就担任高官,血气方刚,做事鲁莽,闯下大祸,所幸运气奇好,只是罢官而已,毫发无损,比起后来激起庚子拳乱的山西巡抚毓贤的下场要好得多了。涉案的这些个清朝官员还是很猛的,竟然敢杀洋大人,而且还是用凌迟酷刑。两次教案中遇害的法国传教士文乃尔和几位教民于2000年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120位中华殉道圣人名单。

这两次教案之所以爆发的重要原因是法国传教士胡缚理不明白,中国是官僚主宰一切的社会,官员的尊严和地位是不能冒犯的。中国是个阶级社会,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下犯上是极严重的罪行。他在宗教界有点地位,但没有在法国政府当官,在清朝官吏们眼中就是一个外国平民,见了中国官员是要下跪的,可他不但不跪,反而耻高气扬,以条约来要挟官员,这就犯了大忌。开州教案中的那个传教士文乃尔鼓动教民抗捐的行为,在清朝官员眼中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谋反。我犹其同情那位胡里胡涂遇害的洗衣女佣王玛尔大,真是祸从天降,清朝官员视人命如草芥的恶行令人发指。

1871年6月21日,胡缚理因从法国马赛返航中国长途跋涉,严重中暑,医治无效病故,贵州教会将他的遗体运回贵阳,葬于大营坡墓地,文革中,他的墓被捣毁。

在这两次教案中,我们发现田兴恕、何冠英、赵国澍等文武官员是导致教案激化的罪魁祸首,我们不禁要问,大清国的这些政治精英为什么这么仇视洋教?我们来看一看天主教进入日本后的遭遇。

    16世纪,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人类进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走在前列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发现了到亚洲的新航线,跟随着探险家后面的是商人和传教士,葡萄牙接触到日本并与之通商,笃信天主教的葡人向日本当局提出了传教的要求,当时执政的是丰臣秀吉,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过了一段时间,丰臣秀吉到某地视察,晚上,按归惯例,地方官安排了一位年青女子陪丰臣秀吉睡觉。当幕府将军兴致勃勃地要与她亲热时,怪事发生了,那女子竟然抗拒。将军十分诧异,耐着性子问她为什么?女子说:我是信奉天主教的,在我的心中只祟拜上帝和耶稣,我不能和不信天主的异教徒做爱。“天主教?”丰臣秀吉愣了愣,想了一会才记起来,是葡萄牙商人传来的洋教。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天主教这么利害,传教时间不长,就有人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天长日久,我的地位还能保得住吗?将军感到不寒而栗。平时遇到这样的事他会勃然大怒,命人将小女子拖出砍了,这时却平静下来,思索着该怎么对付天主教。之后将军发布命令,禁止在日本传播天主教,日本人也不准信仰天主教,违背命令要被烧死,他还逼迫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地方诸侯自杀。基督教进入亚洲的某个国家,不仅仅带来了新的信仰,还带来了新的价值观,使亚洲国家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人们对传统的合法性产生质疑,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政权建立的思想根基,民众不再相信它,就会反抗代表政权的官吏们,这些社会精英的权利、地位、财富都会受损,所以既得利益者们对新来的洋教必然是刻骨地仇视。近代中国的历次教案,冲在最前面的是普通的底层人士,在他们的背后扇风点火的却是官员、商人、地主、传统知识份子等这些社会精英。教案的本质是排外,涉及的是利益和权势。

受到教案的影响,外国传教士也在思索为什么在中国传教困难,他们经过一番研究后认为,汉族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他们的思想观念与洋教宣传的观念差别太大,贵州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小,于是洋人把传教的重心放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主要针对苗族,传教获得成功,许多苗民接受了基督教。

    此后中国又发生了很多教案,其中曲直是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有这两个教案没什么好辨的。小说《大清血地》对两次教案有详细的叙述,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全部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