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字，贯穿了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征程

1927年，国共合作领导下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促进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村掀起了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大风暴，农民运动攻击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许多地区的地方政权、地主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

江西青年农民梭镖队

然而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所展现出来的巨大革命潜力给一些士绅、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带来恐慌，他们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叫嚷农民运动“糟得很”。

如何对待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一些争议。

陈独秀对农民的力量是否可以成为革命动力提出质疑，他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运动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同时在复杂的革命形势面前，陈独秀生怕物极必反，担心农民运动超过限度，会引起北伐军上层人物的反感，从而影响北伐，甚至引起统一战线的破裂，因而对农民运动作出种种限制，并且多次在不同场合责难农民运动。

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也为了解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从1927年1月4日开始，毛泽东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情况。他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热情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他认为农民是“革命先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明确指出革命党人应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要“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要 “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系统全面地阐明了党对农民运动的正确路线。

国民党右派以及党内一些关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说法是道听途说，缺乏调查基础。而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结论是基于实地调查，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舆论混杂、是非难辨的情况下，以充分的事实回击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正确地指出了农民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

通过直接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和对农民斗争情况的实地调查，毛泽东获得了对基层农民的真切认知，确信了农民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无穷伟力，坚定了依靠农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决心。他将农民运动发展与中国革命的出路结合起来，在面对攻打城市受挫时，立足敌我实力悬殊的实际，毅然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出一条中国革命的全新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正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我们党才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走出了一道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1937年7月，针对党内曾经有一些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死守马克思主义书本中的只言片语，致使1931年至1934年革命遭受极大损失的实际，毛泽东写下了《实践论》，对把马克思主义的书面个别词句当作僵死的教条，生搬硬套，不重视实践等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大问题。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惊蛰响雷，炸开了思想冰封的口子，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43年过去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再次证明了实践观点的真理性。

社会实践本身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社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不可能一下子就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不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又通过实践解决问题，最终实现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实践中寻求真理，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求得发展。

生命不息，实践不止，进入新时代，习主席深刻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实践真理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当“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实践中摸索道路，奋勇前行，追逐幸福、创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