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从中国的经济转型看中国道路的经验

【编者按】9月28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八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外籍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就“从中国的经济转型看中国道路的经验”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主持。哥德堡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作点评。

以下根据陈平教授现场演讲整理,内容已经陈平教授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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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中心外籍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平发表演讲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围绕五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特朗普贸易战和西方经济学困惑。第二个问题要解释这种困惑的源头,即从斯密定理的市场规模限制到代谢经济学的产业小波和生命周期。所谓代谢经济学指的是旧的产业衰落、新的产业兴起;小波指经济运动后浪推前浪的规律,即和生命运动规律一样的生命周期。第三个问题,我用代谢经济小波的视角来看文明的兴衰和中国的经验。第四个问题,我将从东欧转型看市场化理论的局限和科尔奈“软约束”理论的误区。第五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地位的全球历史比较。

特朗普贸易战和西方经济学困惑

首先,中美贸易战突显中国媒体经济学存在思想混乱。特朗普认为美国输给中国的具体理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间接地承认了中国的道路成功,包括基础建设、产业政策、政府干预、工人勤奋。奇怪的是,中国主流媒体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所有问题都源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更不合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五十人论坛中,发言的许多学者都在空谈肯定、具体否定40年的经验,他们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市场化、法制化。但是对比美国,他们的市场化没有优化配置资源、也没有投资基本设施建设,实际效果比中国差得多。难道我们要学美国模式的市场和法制?我们今天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是用中国的实践和世界的经验来检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理论,还是用西方教科书理论来批评中国的经验?不少主流经济学家无视全世界多次金融危机的教训的情况。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要有第二次实践检验西方经济学真理的讨论。   

其次,中国经济发展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由呢?恰恰因为中国缺乏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一是私有产权,西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产权保护私有产权不到位,甚至产权界定都是模糊的,第一条件站不稳脚。第二,中国没有私有产权为中心的法制,例如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等形式。第三则是发展经济的资源条件。中国多山少地交通不便,缺乏自然资源,人均的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大概90%都是山地,而欧洲大概50%都不到,而且丘陵比中国矮很多;印度的平原也多于中国,虽然印度的总面积没有中国大;美国更不用说了。加上中国主要是大陆国家,多数地区远离海岸线。中国四周皆是强敌,历史上多发内战与外战,军费压力沉重。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庞大、年龄老化、教育质量不足的情况也不比拉美国家有优势。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有两个。第一就是1956年索罗(Solow)提出的“外生增长论”,即全要素生产力的理论来源。索罗的理论假设经济增长的规律,限于规模报酬不变,比如规模扩张一倍,收益实际上没有增加。如果索罗的理论是对的,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要趋同。但是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快速增长。索罗理论将经济增长残差里面不理解的黑箱叫什么“全要素生产率”,莫名其妙地将其解释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这导致了一个相悖的结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美国,而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反而不如美国;如果中国进行美国式的市场化,中国经济发展能更快。这可能吗?但是,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默(Romer)在1986年提出的“内生增长论”反驳了索罗理论。这第二个增长理论建立在阿罗的知识资本理论之上,理论内涵是假设知识积累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即规模越大增长越快。问题是,英国当年是工业革命的发起者,世界上英国积累的知识当然最多,但是后来英国经济增长比不上德国和美国,所以可以知道该理论是错误的。如果内生增长论论是对的话,南北差距会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没有赶超的希望,这与真实的历史情景不一样。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既不是外生增长的趋同,也不是内生增长的发散,所以西方的两个经济增长理论都不能解释大国兴衰史和中国崛起的现实。

 

从斯密定理的市场规模限制到代谢经济学的产业小波和生命周期

我们研究的贡献就是重新推广了斯密定理,即分工不光受市场规模限制。实际上分工受到三重限制:第一受自然资源限制,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中国自然资源受限;第二是市场规模;第三点,是环境波动,如果市场扩张太大,就会有更多的不稳定性甚至动乱,那分工会从复杂变为简单,所以复杂性和稳定性是一个矛盾。今天西方社会的深层次危机正是因为发展得太复杂了,所以变得非常脆弱。正因为这样,规模竞争造成强权,垄断之下没有平等交换。美国现在宣称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虚高,并不代表其真实的生产力,只能说明美国控制了国际分工的制高点,控制了科技制高点、控制了军事制高点、控制了金融制高点,也就控制国际分工的定价权。美国主要是垄断定价,不存在真正的等价交换。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的理论。如果没有出现新的竞争者的话,增长是一个S形曲线,即初期规模报酬递增,转折点很短的一段规模不变。如果面临新的竞争者挑战,比如一个老产业出现了新的竞争者,老产业就会衰落下来变成小波。这就是代谢小波。如果一浪比一浪高,加起来就是我们看到的宏观景象——又有增长又有波动。由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微观、中观(产业)、和宏观波动和增长的统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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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代谢增长论中逻辑斯蒂增长(绿线)与产业竞争的逻辑斯蒂小波(蓝线)。小波的叠加成为宏观的增长波动(红线)。

这个理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可以简明地讨论现在争议不断的市场化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把任何产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发育期,不确定性很大,商业资本很难运作;政府和大学在研发阶段起主要作用。第二,生长期,规模报酬递增;资本涌入市场,在新技术成长期起主要作用,政府也要及时制定标准和规则,防止市场过热。第三,成熟期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相对稳定。政府要制定反垄断法,防止市场垄断抑制创新。第四,衰老期。规模报酬递减,企业转型面临困难。政府要起积极作用,鼓励工人的再教育和产业改造。经济危机时要果断干预,避免社会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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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技术产业小波及其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 

传统的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只有一个交点,但是实际上供给侧和需求侧既不是直线,也不是互相独立的。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基础模型,远离实际经济。

下面我们研究是个S形的非线性需求曲线。它的两侧有两个稳态,中间是不稳态,所以同样价格的两个餐馆,客流可能有大涨大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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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从众行为的S形需求曲线:多均衡态(其中A, C稳定,B不稳定)

如果研究劳动供给,则像一个Z形曲线。最下方AB段的贫困区I,其生存机制就是工资越低,付出越多,这可以理解为逼上梁山的革命机制;中间BC段是正常区II,这种激励机制是工资越高,付出越多,这可以理解为按劳取酬的小康机制;最高CD段是富裕区III,其特点是工资越高,付出越少,这可以理解为富裕社会的休闲机制,也为共产主义的共享经济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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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劳动供给的Z形曲线

 

代谢经济小波看中国经验

关于中国分工竞争的协调机制。第一条中国优势,是中国的自主型开放是和双轨制改革连在一起:一边原体制保持社会稳定,另外一边开放特区引进新技术新管理。如果国际竞争打得赢、能和跨国公司竞争,经济特区的门就要开放大一点,打不赢就开放小点,危机时防范外来冲击不会传导到国内,从而引起整个社会动荡。中国之所以能够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因为中国有独立的科学技术、独立的国防,所以才会有比日韩还独立的金融政策。   

第二条中国的竞争优势,在于规模经济和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即多品种的范围经济。中国的优势兼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因为中国够大,才能同时在平原发展规模经济,而在多山少地的农业发展模式发展多种经营,也叫范围经济,例如中国日常工业品和家电的种类也非常丰富。如果比较各国不同的市场模式,比较竞争的程度和多样的程度,可以说,中国的竞争程度全世界最高。说什么中国是非市场经济是荒唐的,中国是比美欧更有竞争力的混合市场,中国产业集群的范围包括珠三角、长三角。这也是我认为中国肯定会赢得贸易战的理由。

第三,技术竞争的学习能力比资本积累和劳力成本更重要的决定因素。中国发展得快不是因为资本多,也不是因为劳力年轻,而是中国中国学得快。恰恰因为美国封锁中国时,中国训练了一批像我们这种军事工程师,善于逆向工程,破解西方的技术保护。

第四条,是众所周知的远见政府,发展长期基础建设。对比可知,西方国家几年选举一次,基础设施建设上难于长期计划,国际竞争必然弱于中国。

第五条,是区域分工的协调机制。中国实行区域竞争、中央统筹并行的模式,采取政绩选优、干部轮换的激励形式,突破了西方利益集团的对抗机制。

第六条,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新模式。中国实现了大规模发展,却没有借巨额外债,也没有发动侵略战争。这依赖的就是土地国有创造的金融信用。因为中国央行的权力不在央行行长手上,在于中央政治局;而中央政治局代表全体人民利益,不代表金融集团的利益。

 

中国经济地位的全球历史比较

首先看世界人口比重。中国在汉朝、明朝时代都曾经在世界上是大国,大概人口占到世界1/5-1/4,现在也大约为1/5的程度,别的国家跟中国比规模小多了。整个西欧工业革命开始的时,人口也就是13%的顶高峰。如果以人口作为历史比较的背景,才能知道中国的进步是一个世界奇迹。

表1 AD1-2017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国家和地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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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重回大国地位需要看世界经济规模的变化,我以GDP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为准。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曾经达到世界上差不多1/3的规模,然后跌到1950年时5%都不到,现在几乎升到了20%。人均GDP中国的增长率也是最高的:前28年中国不算高,但是后38年中国比人家高得多。依据荷兰经济史家麦迪森的千年经济数据,中国的人均GDP1950年700多美元,1978年到1500,2000年是12000。请大家注意,GDP的增长是一个非线性过程,不是线性过程。可以看其他国家什么时候达到类似的水平:新中国前28年相当于土耳其的1900年,英国花了700年才走过中国类似的发展,日本花了300年,美国花了100多年。后面38年,日本也花了300多年,美国花了160年。所以,中国发展的速度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请注意,中国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全部发达国家的总和,工业革命到现在快300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就,只相当于我们中国70年的发展轨迹。这个比较是具有说服力的。

表2 世界经济规模的变化(各国GDP占世界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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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人均GDP(购买力平价2011$usd) 及其平价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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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中国人均GDP(按2011年美元计算)水平相应的各国年代和人口(百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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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接着看各国产业结构的演变。我对联合国的三次产业的分类,做一个较为简单的修正,把交通和通讯两个工业部门从第三产业移到第二产业,我称之为“广义工业”,这里的修正因为缺乏数据,还不包括军事工业。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广义工业的比例62.9%,德国59%,和中国差不多。德国工业的先进被世界承认,但是中国工业规模比德国大。美国广义工业的结构比例低于中德俄日,说明美国去工业化的严重程度。中国不能学美国的脱实向虚。 

表5 各国产业结构的演变(产业附加值占真实GDP的比例%)(197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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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制度效率可以比较各国的人口下降的程度和恢复周期的长短。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人口下降了1%,但是两年就恢复了。东欧转型、西方国家帝国主义战争、美洲的殖民,造成的人口冲击远远超过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最严重的问题是东欧转型衰退已经是3-27年以上,人口下降5%-20%,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逆转。

表6 世界史上的人口降升与恢复周期的比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灾难(人口下降10-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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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世界史上的人口降升与恢复周期的比较:战争和经济危机对人口的冲击(下降1-10%)(延时2-1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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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东欧转型经济的人口下降(5-20%,3-27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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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各国的宏观调控的政府效率,可以比较平均增长速度,经济波动恢复的时间和下降的幅度。中国的指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 

表9 各国真实GDP的平均增长速度(197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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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各国衰退幅度(%)和恢复期的比较(1970-2016)(中国在1976最低,恢复最快、宏观调控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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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理论的局限和科尔奈“软约束”理论的误区

批评社会主义没有效率的理论依据,是匈牙利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他的理由是: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店供不应求,造成排长队,排长队的经济解释是因为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没有被淘汰,而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是因为依赖政府提供补贴。这些道理是片面的。

西方企业供大于求频频破产就有效率?其实只是把失业负担转给政府的社保。政府补贴本身也要具体分析。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全靠政府补贴,那社会主义国家通货膨胀应该最高,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通货膨胀是相当低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的是抽肥补瘦,西方是赢家通吃,社会负担可能更重。美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软约束。金融危机时候美国给三大汽车厂注资,也给金融寡头注资,可以说他们的软约束甚于中国,更加社会不公。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很多人提倡学西方的产权理论、实行硬约束。在政策实践上,东欧企业的大片倒闭就是实行了所谓的硬约束,企业没有学习调整时间,导致优秀企业也成片倒闭、被西方廉价或无价收购,几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流失西方。科尔奈的理论助长西方在东欧推行的休克疗法,实践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的成果。我希望中国人要吸取盲目相信西方理论、脱离中国实践的惨重教训。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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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京海:我非常同意陈老师的观点,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重视对所取得的成绩的总结。所以我们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周年的“国情讲坛”系列讲座的设计有一个框架,即“传统政治经济学-新古典-中国模式”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面,我们的讲座分为了五个时间节点,我们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在这每一个节点上,都应该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并且对中国的发展实践进行总结。第一个时间节点就是苏联解体和休克疗法;第二是美国90年代中后期的所谓IT泡沫,以及可持续增长的问题;第三个时间节点是2008年金融危机;第四就是特朗普当选以及最近的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思潮;第五个节点和这次贸易战有关系。

第一个节点西方文献基本上没有反思,但是反过来看中国经济学家工作,成绩非常显著。今天陈平老师也就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这也启发我们对后几个节点要抓紧展开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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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这些研究非常有意义,也对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一个更专业的分析。如何看待世界和中国,不同的视角是不一样的,存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效应。从这个意义来看,陈平教授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中国、测量中国,来挑战一般意义上讨论的问题。陈平教授也提了几个很重要的方法,包括经济演化历史观和GDP分类法、经济规模的概念、经济发展阶段的阶段性,以及所谓非线性增长的过程。因此,认识中国可以从整体的、全面的、动态的、多视角的,特别是从国际视角、历史的视角来看,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今天的讲座也从理论和分析方法上做到了知识创新。

提   问

问:中国特色是什么?是中央集权还是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

陈平: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能代表中国特色。首先,中国的计划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我认为就是中央和地方分权。中国其实没有实行过苏联模式的中央的指令性“计划”,而是“规划”。我认为最好的说法就是混合经济,我们中国混合经济开放包容的程度超过美国、欧洲、日本。

问:中国是不是中央集权?

陈平:我认为也要重新定义集权。中国的中央集权相当于一个大家长,你就知道西方的产权理论什么意思,那是独裁统治,因为产权就是控制权。中国要当一个家长之难,叫做一碗水端平,要公平。而且还要对自己近亲严格点,远亲照顾点,这种概念西方文化里有吗?中国文化的概念就是追求民族和家族的生存,团结起来就能奋斗,不是个人奋斗。中国要解释什么是中国特色,你就想得先想清楚如何理解其他特色。你先解释什么叫做英美特色,什么叫做德日特色,什么叫做北欧特色,什么叫做伊斯兰特色,然后你就明白了中国特色,你自说自话地讲中国特色。

问:为什么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成就,但是中国人缺乏制度自信?

陈平:中国人不是认为中国的制度没有前途,而是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尤其是年青人感到就业困难。中国地方政府给动迁农民不应当给钱为主,而应该授人以渔,教会失地农民转业。经济学空谈经济效益,误导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兼顾短期的经济效益、中期的社会效益和长期的生态效益,而金融界所有的矛盾其实都是短期、中期、长期的矛盾。这次经济下行,中国政府“调头”比美国快,犯错误的学习空间大,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强。中国的学习能力超过西方政府,因为中国政府是代表全民的政府,不是代表利益集团的政府。所以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制度优势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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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教授向陈平教授赠送清华大学『国情讲坛』纪念证书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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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王文婕摄影|于娟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旨在为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一个交换思想、交流经验的平台,重点围绕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方面的内容,着力打造国情研究领域的中国学派,向外界传递中国话语、中国风格。

此讲座系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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