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饭圈算什么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尤丹娜‍‍‍‍‍‍‍‍‍‍‍‍‍‍‍‍‍‍‍‍‍‍‍‍‍‍‍‍‍‍‍

　　5月9日，爱奇艺青春有你官微发声，节目组决定终止节目录制，取消决赛。“倒牛奶”事件引起的舆论狂潮，没有捧起明星，终于先一步“淹死”了节目。饭圈，也成为众矢之的。

　　但回望历史，追星疯狂，由来已久，比之今日并无不及。

　　与单纯的艺术欣赏不完全相同，捧角儿或追星的心理、或疯狂或出格的举动背后，不仅仅展现着某种审美倾向，也包含着更多的文化因素，聚合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折射出“捧角儿家”“粉丝”们的多种心理结构。 

　　1924年，梅兰芳要在上海的“新舞台”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演出。演出还未登场，《申报》的专栏倒是率先出场了。

　　在《申报》的“自由谈”专栏，专门增设了“梅讯”一栏，用来更新梅兰芳的相关讯息。这个“讯息”可不是一般的详细，它不仅常规预告梅兰芳的演出计划，还大量涉及梅兰芳日常个人言行、生活起居、人际交往等台前幕后的琐事，更有家世传奇、趣闻轶事等补充其间。

　　未见表演，先闻资讯；讯息庞杂，从舞台准备一路延伸到“不为人知的个性”“同款私服”，如起居注般地详尽记录下来——这一幕与如今各路明星工作室微博每月初发布的、排版精美的图文“某某X月行程”“某某私服汇总”几近无异。

　　追逐明星、热衷行程、言语极尽溢美……这不是今天“追星”日盛才有的新鲜事。在清末民初，曾兴起过席卷全社会的“捧角儿”活动，专指对梨园名角、京剧大师们的追捧、爱慕等一系列无原则的捧场行为。

　　梅兰芳剧照

　　1928年的《戏剧月刊》曾这样评议大师梅兰芳鼎鼎大名的成因：“梅之红半得色相歌舞、半得力于捧梅派之鼓吹者”。

　　捧角儿，到底有多厉害？

1

　　不计代价

　　对如今深谙饭圈文化的人来说，回看清末民初捧角儿的具体操作，可能会感到极为熟悉。总结起来，古往今来的极端爱慕，或许都围绕着两个核心，“不计代价的爱”与“不容沙子的排他”。

　　和今天规模庞大的粉丝后援会一样，彼时的捧角儿也有一个较为固定的组织，依据自己追随名角的姓氏或特征，自称“x党”——比如梅兰芳的粉丝“梅党”、尚小云的粉丝“尚党”，苟慧生的粉丝“白党”（依其艺名“白牡丹”而取）……虽然比起今日五花八门的粉丝名少了些区隔，但个个以“党”集结，足显拳拳之心了。

　　到了具体的表现上，“不计代价的爱”环绕在所捧名角的台前幕后。只要是有自己所捧名角的舞台，“后援会”xx党必迅速集结，排除万难地带上朋友家人，在台下造势。

　　比如有一位叫蒋抑卮的金融家，是名角杨小楼的追捧者。即便因为患有严重的胃病平日足不出户，但只要杨小楼来上海演出，他定然要包上一整排座位，每日按时赴场，“不误不耽”；严格要求自己还不够，他还要求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要放下手头的事情赶来造势，有一个不到场就不高兴。另有一位叫商笙伯的上海老画家，去看杨小楼的戏，更是风雨无阻，哪怕买不到座位，也要站着看捧场……

　　杨小楼《青石山》剧照

　　“人场”捧足，气势也要跟上。待到自己捧的角儿一登场，这些追捧者及其亲眷，就要立刻齐齐叫好，营造万众期待、震耳欲聋之势；若是这位角儿的戏份演到了关键时刻，不待普通观众进入情境，带头鼓掌、叫好就先一步到来——这样张扬地宣示爱慕与追捧，和如今的粉丝们靠应援色集结、举灯牌造势、包场支持偶像的电影、动辄买下几百张虚拟数字专辑的行为，毫无差别。

　　同样，除了登台表演时的欢呼造势之外，幕后的维护与热爱也不能缺席。比如苟慧生的“白党”们，会专门在其上海的下榻处组成一个“捧角儿秘书处”，守在那里帮助苟慧生处理演出及生活相关事务，甚至，他们会在散场时与其一起讨论当天演出中的表现，排布第二天的戏码、组织到场“捧角儿”的相关事宜。

　　除了力所能及的支援之外，极端些的追捧者们，就是给子女起名字也不曾忘记自己的捧角儿“事业”。《大公报》社长就曾说起自己的一位罗姓好友，因一生钦慕杨小楼，为自己的儿子起名“慕楼”，字“思训”。“慕楼”顾名思义，而“思训”正是杨小楼本人未从艺时的号。不知这位携带着父亲倾慕的孩子，会怎样用一生理解这份爱意？

　　轰轰烈烈地表示爱意，“不容沙子的排他”也时刻证明着这份“捧”的绝对纯洁：在戏院中，只要捧的那位角儿的戏一结束、人一下场，“捧角儿集团”及其家属，要立刻跟着集体退场，留下几大排空旷的座位，向他人昭示着：“我们只看他的戏，别人的，连‘顺便’都不会赏脸看一看”；戏院外，因“排他”而起的言语干戈、打架斗殴更是时有发生。

　　电视剧《鬓边不是海棠红》片段

　　和今日在网络上随时兴风作浪、骂战不停的粉丝群一样，捧不同角儿的人也热爱在言语上羞辱对方，互相“拉踩”：“梅党”被唤作“梅毒”、“白党”被斥为“白浊”……言语犹嫌不够，那就“线下约架”，用拳头说话。

　　民国初年，天安门前的树林里，不知见证了多少场因捧角儿而起的斗殴事件。斗殴双方都面目模糊，彼此只记得对面捧的角儿与自己的挚爱不共戴天，个人生活、法律道德全都抛诸脑后。

　　一场架打完，惨败者得当众承认自己捧的角儿不如对方的心头肉；胜利者耀武扬威，即便出了树林就会被治安处罚，也觉得是为自己的角儿“做了大贡献”。

2

　　捧角儿家

　　如同今日追随明星的人被统称为“粉丝”，这些为了名角“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也有自己的名字——捧角儿家。

　　清末民初，捧角儿家的组成多元，结构复杂，“捧角儿”俨然成了一个跨越彼时固化阶层的“大众娱乐”项目，一场各取所需的养成游戏。

　　最普通、基数也最庞大的当属普通市民了。这些真挚的人们，如同今日为一张入场券、一次见面会殚精竭虑的普通粉丝一样，没有更多的资金用来挥霍，也无太多渠道以花篮、匾额等物投赠名角，只有满腹的热情与衷心，用来购买最便宜的戏票、挤在离名角最远的三层楼上，为自己捧的角儿无条件叫好、与“对家”对骂、在小树林约架……这些普通但热闹的群体，构成了捧角儿的坚固地基，使之可以成为一种现象级的社会文化活动。

　　对商界、金融界的名流们来说，捧角儿是一项心灵与财富的双重投资。在商战中厮杀的商人们，靠在戏园子——这个“销金窟”全身心投入捧角儿的时间来放松紧张的神经，也通过挥霍自己最大的优势——金钱，来近距离接触自己看中的名角，许他一份前程似锦。中国银行首任总裁冯耿光，是梅兰芳的头号捧角儿家。他为梅兰芳带来的，可不仅仅是几声叫好、几次维护。他是梅兰芳的经济支柱，更有实力促其出国留学精进演技。

　　1935年，梅兰芳率团访问苏联，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巡回演出

　　而捧角儿的另一重大阵营，则在文人墨客。文人没有一掷千金的能力，但却有足够挥洒的文笔，坐拥引发舆论潮水的场域。无论是怎样的角儿，经过文人的妙笔，总能多几分曼妙的诗意。四大名旦中的苟慧生，是文人妙笔一手“描摹”成角的；而一时失意的名角言菊朋，也能靠着《上海画报》一期《言菊朋特刊》，在一整本的画作、吟诗、散文中重新塑造动人形象，在名利场中扳回一城。

　　能出特刊，自然意味着新闻出版界也是捧角儿的重要力量源泉。各式报刊杂志，几乎是今日论坛与微博的雏形，承载着不同的“党”为自己所捧的角儿撰文作评、口诛笔伐的别样“党争”。在一团浆糊的“传媒党争”中，依托于上海《民立报》《中华民报》《小说时报》等几家著名报刊而起的“冯贾党争”最为著名。

　　1909年，南社于苏州成立，柳亚子前往苏州参会时，恰好观看了旦角冯春航的演出，一见倾心，便在南社主办的报纸上频频撰文捧角儿，极尽溢美之能事。

　　此时，正值北京的名旦贾璧云到上海演出，“贾党”担心自己所捧之角儿在上海受到冷落，特在《小说时报》专出一期《璧云集》专刊，叫板柳亚子及“冯党”。不甘示弱的柳亚子很快集合南社成员编辑出版《春航集》专刊，比《璧云集》厚上100多页，还包括了十几页的“精美剧照”。这样一来，“冯党”与“贾党”的隔空对骂、暗地较劲循环往复，旷日持久的笔战不只炒热了两位角儿，更一度上升为北方保皇立宪派与南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意识形态斗争。

　　电影《霸王别姬》剧照

　　捧角儿家，自文艺中来，终究还是难免回归到社会熔炉中去。

3

　　共赴山巅的同谋

　　捧角儿抑或追星，简单的行为背后，暗藏的都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与单纯的艺术欣赏不完全相同，捧角儿或追星的心理、或疯狂或出格的举动背后，不仅仅展现着某种审美的倾向，也包含着更多的文化因素，聚合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折射出“捧角儿家”“粉丝”们的多种心理结构。

　　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看，清末民初的动荡与复杂，让看似疯狂的捧角儿成为可能。彼时，社会发展行至一个岔口，东西文化并入，漫长的帝制覆灭，民国初生，尽管依旧军阀混战，但人们已经开始渴望“政通人和”的安乐，和谐盛世的美满。

　　观看精美的喜剧、追逐眉目温润的妙人儿，对普罗大众来说，无疑是个无限接近美好的便捷方式。据1923年12月21日《申报》记载，每每梅兰芳来上海演出，谁都想到他的旅社门口一睹“芳容”：“聘他的舞台阶下，人头济济，都想一睹梅先生的风采，究竟比天上的安琪儿胜过几分？”

　　梅兰芳《游园惊梦》剧照

　　对捧角儿家个人来说，狂热地追捧告白、几近疯癫地诋毁对家、于戏台前呐喊、将丰沛的情感付诸笔端……这些方式都是一种“移情”，将自己的某种人格向往，对应到某个“角儿”身上，再通过不断地强调、宣传，强化这种“合理的可视幻想”，得到“假想的满足”，完成圆满的假设。

　　而现代传媒出现，也提供了一个具有共识的“粉丝场域”，让包括梅兰芳在内的名角被人熟知，有了聚敛捧角儿家的机会。如同今日的微博超话，报纸、特刊给了文人墨客捧角儿的土壤，也给了京剧名角展示花边新闻、逸闻轶事的机会。饱受诟病的“梅讯”，既是捧角儿者的殷勤，也是忠实记录名角生活、投市民所好，加速角儿“大红大紫”还是“遗臭万年”的催化剂。

　　对这些名利场中翻滚的角儿来说，顺应并吸引捧角儿家的“捧”，是与精进技艺同等重要的安身立命之本。随着民初旦角的兴起，商演出现了，戏班的酬劳体制发生了演变，决定演员收入的不再是包银制的“大锅饭”，而变成了戏份制——每日按照规定比例从演出收入中提成，受欢迎者多得。

　　于是，原本同舟共济的戏班成员开始有了身价与地位的明显区分：头路角、二路角、三路以下角……头路名角可以拥有最好的资源与扶持：私人琴师、鼓师、昂贵的服装与精致的妆容，也自然能得到最优厚的分成。拿民国6年的一场演出来看，头路名角梅兰芳当晚的演出所得为大洋80元整，而最底层的龙套演员只有小洋6角的收入。巨大的利益差、漂浮的身世感，角儿们只能希望追捧之风越盛越佳，助自己扶摇直上。

　　电影《霸王别姬》剧照

　　当角儿投入“求捧”的洪流，当捧角儿家群体极度放大捧的行为，当无数次重复起“打投”“呐喊”，最终，捧角儿就变成了一门生意——如同我们今日常常诟病的粉丝经济。

　　捧角儿家与“角儿”，成为了一条绳上的蚂蚱、共赴山巅的同谋。

　　“梅党”冯耿光成为中国银行总裁后，第一件“丰功伟业之事”，不是维持钞票、不是精进业务，而是让梅兰芳入股中国银行，让其持有大量股票，成为股东——而这一行为，亦让梅兰芳即刻身价倍增，“扬名于剧界”。捧角儿里的投资与收益，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