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韩琦差了一百个吕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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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八年,王安石变法正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韩琦去世了。虽然韩琦也反对变法,但神宗得到韩琦去世的报告,也表示痛悼,亲自撰写碑额,“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两次受遗诏确立接班人,这就相当于盖棺定论的官方评价,和我们今天的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等等类似,是定性的评价,而且评价非常高。

用《新宋》里的话说,韩琦就是“相三朝、立二主”,英宗和神宗父子登基的时候,都是韩琦主持的。仁宗无子,英宗小时候就被接进宫中养着,但一直没有立为皇子,最后是在韩琦的劝说下,仁宗才同意立为皇子,也就是作为皇嗣。仁宗去世后,朝廷上下人心不定的时候,韩琦正担任宰相,他劝说曹皇后拥立英宗。

英宗短寿,登基仅仅四年就去世了,除了搞了濮议之外,其实也颇有变法之志,只是天不假年,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去世了。因为他去世的时候年龄不大,所以并没有注意立太子的事,但神宗是活着的儿子中最年长的。英宗去世前,仍然是韩琦担任宰相。英宗昏迷后,韩琦马上让人叫神宗入宫,神宗驾崩后,神宗灵前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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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之前出现过皇帝突然昏迷,却又苏醒的事情,真宗、仁宗都曾经出现类似的情况。所以,有人问韩琦,你把神宗叫进来,如果英宗又没死,怎么办?韩琦说,如果出现那种情况,那就只能请他当太上皇了。这种想法在别的朝代也就算了,但在宋朝,就等于大逆不道,别人都不敢说,韩琦就敢这么说。

韩琦还干了一件很出格的事,就是在他临终交代后事的时候,特意叮嘱家属,要薄葬,不培养金银珠宝之类容易招来盗墓贼的东西,最出格的则是,要求家属给他设七十二疑冢。这个事儿历史上有记载的,只有两个人做过,一个是韩琦,另一个就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可见韩琦和曹操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三国志》中记载,时人对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说法其实用在韩琦身上也挺合适的,只不过曹操生逢乱世,最后成了奸雄,而韩琦生活在和平年代,政治稳定,所以他成了治世能臣,能够“相三朝、立二主”。最有意思的是,曹操进封公爵的时候,是魏公,之后又晋魏王,而到了宋徽宗时期,韩琦也被追赠为魏郡王,可见当时人也认为韩琦和曹操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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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知人善任的能力也很强。仁宗时期,西夏李元昊不断进攻宋朝西北边境地区,朝廷甚至有人提议迁都,韩琦当时正在担任陕西安抚使,他建议起用之前因为涉及朋党罪名而被贬知越州的范仲淹,之后他们俩都到陕西担任主帅夏竦的副手。但韩琦和范仲淹却并没有因此而相互包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然各执己见,但都是出于公心。

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对夏军的问题上,韩琦坚持强硬态度,主张主动出击,与夏军进行战略决战,一举击败夏军,以免战争旷日持久,糜耗财赋,范仲淹则认为夏军正在上升期,士气正锐,宋军应当以逸待劳,以守为主,等夏军锐气过去之后再反击。韩琦不听,结果导致好水川与定川寨两次大败,宋军与夏军的战争中出现过三次大败,其中两次都与韩琦有关。可见在军事上,韩琦和曹操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之后,韩琦也逐渐接受了范仲淹的意见。

西北战局基本稳定后,韩琦和范仲淹大受重用,被调任中枢,担任宰辅。当时宋朝开国已经八十多年,前期遗留下来的问题积累得很多,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充分暴露出来了,急需要改革。但改革就要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没人主持。在韩琦和范仲淹担任宰辅后,就开始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但改革仅进行了一年,就因为记得以利益者的反对而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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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王安石变法的时候,韩琦作为主张变法的前辈,却并没有支持王安石,而是站在了对立面。近些年有些人喜欢用韩琦、文彦博、富弼、司马光等等这些人自己也变成了既得利益者来解释,其实不太合适。他们也并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是对时局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新宋》等等穿越小说流行之后,这种看法更加谬种流传。

韩琦能力绝对不次于王安石,但在庆历新政遇阻之后,他没有选择与反对派冲突,而是自己主动退避三舍,中断变法,也是为了维护宋朝的基本政治结构不出现大的动荡,能够保持稳定。因为,对一个王朝来说,保持基本政治结构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改革或许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如果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半途而废,那么就会出现旧的被破坏,而新的立不起来的状态,整个国家就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所以,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在决定进行改革的时候,都必须要准备好退路,也就是要考虑周全,如果出现改革改错了的情况,那么要给自己留有余地,能够退回去,不能让局面失控。相比之下,王安石在主持改革的时候,就没有韩琦范仲淹考虑得周全,没有留出余地,最后走向了失控,让新旧党争变成了北宋晚期的主要政治议题,是否拥护改革已经成了政治斗争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显得就不如韩琦政治上成熟持重。最后再看一下欧阳修对韩琦的评价: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这个评价是很到位的,也是成熟的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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