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重庆公交坠江想到的我经历过的一件事

这位满腔怒火的司机，可能是故意打了方向盘。但今天我们更多讨论的是，他又该如何合理合法地控制住这样的局面。如果他稳住了车子，耐心同乘客解释，这位乘客想来会愈发来劲：“呵呵，车都停了，说什么不能停呢？果不其然就是不想为我从半路停车。”这种人，每座城市都有。

前些日子我去省图借书，回来乘坐一辆公交。途中略堵，然而车辆会时不时前挪，备不住哪会儿就要正常行驶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烫发卷毛的大妈，立在前头，对司机（司机也是女的）说：“你把车门开开，我从这里下车。”

司机说：“公交车中途不能停车，老师。”

那人是知道这个规矩的，便加重语气道：“我有急事儿！”

司机又向她解释一遍：“公交车不到站不能开门，开门了罚我钱。”

那人一听司机没有开门的意思，便急得跳脚，说：“我家里有老人，快不行了，我得赶紧回家看看！”司机不回应她，有乘客说：“你家里有人快不行了，怎么不坐出租车呢？”

她见其他乘客说得有理，只好指着司机骂起来：“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这么没有人情味呢？这么没有爱心呢？我家里老人要是出了事，你担得起责任么？你把门给我开开！”

这是声震公车的命令，如同司令员在战场上对属下安排任务。接下来是一番直入灵魂的辱骂，她喋喋不休的高音令人相信她家里真的快死人了。尽管司机非常克制，但终于不堪其辱，为她打开了车门。

那人下车后，立即躲在马路边深绿色冬青的后头，隔着车玻璃，扬着脸破口大骂起来，再也不提家里有人快不行了这回事。

她的左手提着个红布包，右手食指冲着车窗指点：“你不是说不能开门吗？你怎么又开门了？出门早晚撞死！你这个私孩子！”

车上的乘客也是义愤难平，不堪其辱，打开窗户对她喊道：“你家里不是快死人了吗？你还不赶紧回去看看？”“快走吧，万一真死了呢？”

那位见犯了众怒，再骂便讨不着任何便宜，红着脸，身体僵硬地走了，步伐不紧不慢。

事情最终以这位乘客达到目的作罢。然而，明眼人都看得出，她并不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后还总要怪公交车司机不近人情。她那天的心情肯定很差，原因是“碰上了一个不知道变通的傻毴司机”。

这位司机做到了有礼有节，但依然不堪其辱，使无礼的乘客达到了其无礼的要求。闹事者通过闹，总能或多或少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闹”字管用的原因。大事大闹，小事小闹，因为闹很管用，所以无往不利。然而一旦闹不出结果，就会老羞成怒，辱及令ta不能达到目的者的十八辈祖宗，用于纾解自己尴尬而又愤怒的情绪，进而以令人不堪的凌辱，迫使别人为其徇情，嘴里还要愤愤不平地说“怎么还有这样的死脑壳”。

重庆这位乘客便是这样的，她老羞成怒，直接用手机砸司机的脑袋，伴随着脏话和夸张的肢体动作，就是要为自己的“合理请求”遭到拒绝找回场子，迫停司机，然后下车。

司机想要保证乘客安全，只能秉持一个“忍”字。按照合理合规的做法，司机便要停下车，同乘客耐心理论。可停了车，其他危险也接踵而至。别的不好说，便是“让坏人得逞了”。现实中，司机将车停下，一番争吵后，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以这位乘客顺利下车为结果——你看，人家目的又达到了。

正常驾驶被攻击，反击便是“互殴”。司机正在驾驶，那么多条命都在车上，这时候反击一条疯狗，当然是有责任的。而民间认可的正确做法，是司机停下车再打她。但现实中这样做，工作就别想要了。我们对无赖太温柔，对守法者太苛刻。无赖之所以无所顾忌，是因为诸事无赖，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守法者之所以动辄得咎，是因为他怎么做都是错的。按照最正确的做法，他得平白吞下这口恶气，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其结果便是无赖的得寸进尺，伤害和牺牲守法大众。

人们更多地指责闹事乘客，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像机器一样，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严格执行既定的程序。

重庆的这位司机，在行驶中被一名泼妇辱骂和殴打，最终失去了他的理智，葬送了十几个鲜活的生命，他是有相当一部分责任的。是非曲直，自有法律的定夺。然而法律不能只在出了大事才体现出它的公正和无情，这表面上是彰显了法律的威严，实质上是教育小民平日里就该忍气吞声。

法律的威严体现在触犯即不可避免地受到惩罚，而不在于其本身的严酷惨烈。

同时，像公交车这样的场所，也应像出租车一样，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隔离司机与乘客。因为乘客殴打司机的事，出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每一种防护措施和规定的颁布，都有着血淋淋的背景故事，这也提醒所有人要守规矩，否则害人害己。

人们对不守规矩者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这正是文明程度提高的体现。就好比最前头说的非要半路下车的，搁以前，她想半路上下车，其他乘客往往会帮衬，抑或加入半路下车之行列，并劝司机说：“老师，你行个方便。”现在的情况是，她被公交车上的其他乘客无情地嘲讽，虽然是骂她咒她，但很明显这是文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