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金庸：吞风吻雨葬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践雪径也未绝望

金庸比许多新文学家更像中国“读书人”

陈平原

好久没读金庸小说，也没拜见查良镛先生了，猛然收到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的《侠之大者——金庸创作六十年》（2015年），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一个晚上下来，心情很是复杂。单就学术水平而言，这大小几十篇文章，未见特别出色的（包括我自己的《很遗憾，没能补好台》）；大概金庸小说的好处，该说的以及能说的，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可你还是隐约感觉到，作者都很真诚，且热情洋溢——正是这种热情，使得六十年来，月有阴晴圆缺，但金庸始终没有完全淡出公众的视野。现代文学史上，如此有个人魅力，不靠政府或商家做后台，而能红透半边天，且持续这么长时间，实在是个奇迹。单凭这一点，也都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

问过中文系若干在读博士生，他们小时候也曾迷恋过武侠小说，因而对金庸其人其文相当熟悉。但在魔幻小说、宫廷戏以及穿越剧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否还能欣赏大侠那高傲而孤独的身影，我不抱多大希望。近日审读“我与金庸”全球华人散文征文奖稿件，不出意料，绝大多数出自年长者之手。深情款款地讲述自己与武侠小说一起成长的经验，既感谢作家金庸，更怀念意气风发、飞扬跋扈的青春岁月。这让我对金庸为代表的游侠想象，又多了几分理解。

这里提“游侠想象”而不是“武侠小说”，那是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日后有好多版本），从司马迁一直说到金庸，兼及史传、诗文、戏曲、小说等，注重的是“情怀”而非“技艺”。两年多前，我甚至应邀撰写《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就是：“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见得非‘快意恩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若此说成立，即便“天下”永远“太平”，也都有游侠“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价值。

我大概是大陆学界较早意识到金庸小说的学术价值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撰写并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同时，我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专题课，讲中国人的游侠想象。不过，在我的论述框架中，金庸只是重要的一环，故不会有太大争议。当然，如此“平正通达”，影响力也就有限。直到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严家炎先生撰写《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方才掀起了轩然大波。严老师不屈不挠，在北大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专题课，日后结集为《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在金庸研究方面，贡献远比我大。

从九十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甚至还曾在浙江大学与之合招博士生（虽不成功），但总是敬而远之。一是年龄及地位悬殊，不敢谬称知己；二是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曾告诫，不要跟研究对象走得太近，以免影响自己的学术判断。第三则纯属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侠，连同大侠的创造者，都应该有某种神秘感，最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遥望可以，细察则不必。当年谈中国人源远流长的游侠想象，我曾从侠客为何不涉钱财说起——只有脱离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日常生活的羁绊，大侠才可能进入那个虚拟的替天行道、快意恩仇的江湖世界。

金庸

可现实生活中的小说家，无论你如何“特立独行”，怎样“性情中人”，也都有世俗的一面。比如，金庸喜欢自己创造出来的令狐冲，但现实生活中的查良镛，不可能总像令狐冲那样散淡、洒脱、率性、不羁；作为成功的报人兼作家，查良镛也有他精明、狡狯、洞察人心乃至擅长商业计谋的一面。作为读者，尤其是对“千古文人侠客梦”情有独钟的读者，最好保持那个美好的记忆。基于此判断，我主动放弃了进一步接近“大侠”的机会。直到今天，还是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关于金庸，不说若干随笔，真正的学术论文，我只写过一篇《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中文本刊《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5期；韩文译本刊《民族文学史研究》第16期，首尔：昭明出版社，2000年；日文译本刊《历史与文学的境界》，东京：劲草书房，2003年；英文译本刊The
Jin Yong phenomenon: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N.Y.: Cambria Press, 2007）。重读旧文，有两句话可以略为引申。

第一句是：“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这里包含两个关键词，一是“政治抱负”，二是“小说家”。金庸不喜欢人家称他是“著名武侠小说家”，因为，这等于降格以求，只承认你在“武侠”这一类型小说中的价值及地位。我同意金庸的意见，应该在“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谈论金庸——其学养、想象力及语言功夫，都值得大说特说。至于“政治抱负”，主要指《明报》事业。那两万篇社评与政论，使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我甚至称：“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将查良镛的政论与金庸的武侠小说对读，这可是要下死功夫的，不知道现在的研究者有无这种耐心。

第二句是：“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在我心目中，“博雅”与“通达”，乃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最大特征。在这方面，大学里专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见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阔步。我敬佩查良镛的，不仅是学识渊博，更包括极为强烈的求知欲望。有幸听他眉飞色舞地谈论“考博”及“读博”的经历，那种投入感与幸福感，让我深深感动。在很多人看来，早已功成名就且年事已高的查良镛先生，根本没必要正儿八经地注册念剑桥或北大的博士。可这正是“读书种子”查先生可敬可爱的地方。

好的小说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态人情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或居高临下的傲慢，或普度众生的慈悲，或愤世嫉俗的绝望。多次听查先生演讲，说实在话，不算太精彩；但答问很得体，确能显示大智慧。现场感觉如此，回头读各种报道及记录稿，证实我的直觉。愿意认真倾听粉丝稀奇古怪的提问，给予真诚的回答，而不是敷衍了事，这对一个见多识广的名人来说，除了智商，还得有足够的情商。

不止一次见到这样温馨的场面：演讲结束，热情的读者捧着书要求签名，金庸很配合，问人家叫什么名字，顺手写两句勉励语或俏皮话。在那么疲劳的状态下，始终保持笑容，且变换笔调为读者题词，是需要情感及智慧的。这在早年是为了推销作品，如今名满天下，根本用不着讨好一般读者，可金庸还是那么认真，丝毫没有懈怠，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着实让我感动。

真希望有哪位好事之徒在网上发起，让获得过金庸签名的普通读者晒晒照片，那些五花八门、体贴入微而又暗藏机锋的题词，会让后辈汗颜且欣羡不已的。（文/陈平原）

2016年3月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转自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