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1951年甘肃镇压“一贯道”叛乱

皋兰县，隶属兰州市，位于甘肃省中部，东邻白银市和榆中县，南接兰州市区，西连永登县，北依景泰县。县城在兰州与白银的中点，距两城均为45千米。辖区属陇西黄土高原，山川相间，多为黄土梁峁、沟谷和小川台地等类型。境内除黄河干流外，较大流入黄河的河沟有蔡家河、水阜河等等。这么多的河沟与梁峁在一起，向人们述说着在过去这里山大沟深、信息封闭。

什川镇，皋兰县东南部城镇，下辖上车、南庄、北庄、长坡、上泥湾、下泥湾、河口、打磨沟、接官亭9个村民委员会。1983年6月，改什川乡。2001年，撤乡建什川镇。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这里属榆中县金崖区，1958年2月，划归皋兰县；同年10月，成立什川公社。1965年，泥湾公社并入什川公社。

如今，什川镇已是小有名气的旅游城镇，每年4月初，都要举办梨花节，游人们走进梨园 、亲近自然，看那一朵朵梨花扮靓北方的春天，而果农们则盼着果树多座果，在秋天有个好收成。

梨将开放时，被果农们叫做“铃铛儿”，花骨朵似银铃在风中摇曳，随后一点点绽开，如同一种来自空中的某种声响，轻轻划开果农们幸福的心田。待到完全盛开时，果农们就会说：“花儿放圆了！” “圆了”像是女性初孕，意味着梨花该结果了，虽然不再有枝头的缤纷与喧闹，却坐实了果农们心中的幸福。

美丽生动的场景，游人们已不会想到，1951年4月发生在这一带的“高山、泥湾无极道叛乱”。前文说过，1965年，泥湾公社并入什川公社，此前，高山、泥湾都是分布在皋兰黄土梁峁中的小村庄。

当年的叛乱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势力：一是国民党特务；二是当地的邪教组织。

国民党特务主要来源于兰州战役后流窜的残兵败将。1949年8月25日，兰州战役总攻打响，我10万人民解放军打响西北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马步芳夜郎自大，妄想在兰州消灭我军，结果被我军歼灭2.7万余人，其残部纷纷向永登、西宁等地逃窜。其中一部人流窜至皋兰黄河岸边高山、泥湾一带，经过一段时间的潜伏，开始蠢蠢欲动。

邪教组织主要来自当时活跃在当地的一贯道和无极道。一贯道起源于明清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前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势力最大、活动最为猖獗、危害非常严重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其坛主多是城镇富豪、恶霸权势、乡村地主富农等，为了多“渡人”，他们散布“入道避灾免祸”等迷信谎言，并利用手中权势强迫群众入道。称：人有十条罪，劝一人入道可立一功、赎一罪，多立功，多赎罪，入道者要劝亲友入道，道徒不劝道就是心不诚。本质与今天的传销无异。无极道原是一种帮会组织，练武健身，抗暴自卫，搞称兄道弟，绿林义气，并具有极其浓厚的呼神唤将、作邪弄鬼的封建迷信色彩。二者当年在什川一带组织庞杂，参与者人数众多。

资料照片

国民党特务的头子主要有史彦博、李广武等人，一贯道和无极道的头目主要有李维新、董志成、金树仁、金如鑫、杨兰英（女）等人。无极道最初与国民党特务是作对的，但在后来经不住特务头子的诱惑，与一贯道、国民党特务同流合污，妄想通过反革命暴乱，一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乌合之众聚集在一起，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加入，并在暗中打造刀矛等兵器、囤积粮食，加工旗帜、衣物等反叛物品，谋划叛乱。最先被国民党特务利用起来的是金如鑫，无赖岀身，时年50多岁。其人最早的职业是当地俗称的阴阳先生（道士），以装神弄鬼的把戏骗吃骗喝。1942年加入一贯道，与当地恶霸劣绅勾结欺凌勒索乡民。成为道首后，开始野心膨胀，不仅骗人钱财、欺压百姓，还常以“治病”为名，诱奸和霸占妇女，当地先后有7名被其奸淫，并随其加入了一贯道。

杨兰英，金如鑫的姘头，死心塌地的追随者，其年40多岁，有家室，丈夫叫魏学儒。因为长期与金如鑫鬼混，且想让这种不法名正言顺，就开始与金如鑫一起编造神话。金如鑫自称玉皇大帝下凡，杨兰英便说自己是王母娘娘转世，二人合称“金童玉女”。

魏学儒是一个老实巴交、性格懦弱的农民，看着自己的妻子与别人存在不正当关系，不敢吱声。金如鑫和杨兰英窃喜之余，为他封了一个名号——无事真人。

同时，金如鑫和杨兰英通过编造出来的神话进行敛财，根据村民送来的钱财多少，对村民进行加封。如：有村民送其20块银元，即被封予“兵马大元帅”；又有村民送来钱粮，被追加为“贵人”、“真人”等等。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金如鑫感到机会来了，春节时，在自家大门上贴了一副这样对联：“说春话元旦一元，唱夏歌三月十三”。横额：“一卦知道”。这副别有用心的对联告诉人们，他要在农历三月十三日发动叛乱。农历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三日公历为4月18日，金如鑫无所顾忌、胆大妄为，气焰嚣张。

进入4月初，反动组织已经急不可耐，国民党特务头子史彦博、李广武勾结潜伏在兰州的同伙郭凯、施述彭等人，成立了所谓的“国民党西北剿共总部”，妄图进行暴乱。群众举报后，郭凯被公安机关抓获，但史彦博等人仍然不死心，指使无极道头子李维新、董志成、金树仁等人继续活动，并决定组织道匪5000人，攻占兰州市各公安分局，截电线、占电台，用三天时间拿下兰州、救出郭凯。

4月6日，“国民党西北剿共总部”开始行动，史彦博任命无极道道首李玉梅为“主席”、李广武为“司令”、韩兰亭为“副司令”、董志成为“兵马大元帅”、韩全太为“指挥”、韩源为“第一大队长兼总务股长”， 胁逼稀稀拉拉的道徒和群众300人，以身着白衣，腰扎红带为标志，打起叛乱旗号，手持刀矛，袭击农会，绑架工作干部张海清等10余人。

因为行动“顺利”， 当夜，“国民党西北剿共总部”命令叛匪在高山村就地扎营，妄想“六日内攻下兰州、打下西安”，扬言“保位立帝坐天下”。

7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占领有利地形，将盘踞在高山村娘娘庙的叛匪包围，通过喊话等形式，希望叛匪能够缴械投降，但叛匪自认为“刀枪不入”，负隅顽抗。

警告的枪声响起，叛匪一个个被吓得瑟瑟发抖，想要逃跑的“兵马大元帅”董志成慌不择路坠崖摔死，“指挥”韩全太在“司令”李广武逃跑后，组织反抗被当场击毙。随后，叛匪70多人被俘，“国民党西北剿共总部”不复存在。

本来，一场乌合之众的叛乱完全可以就此平定下来，但一直保存实力的“玉皇大帝”金如鑫依然认为自己“天命在身”，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找来自称“王母娘娘”杨兰英，经过一番云雨，改1951年为“元丰元年”，加封自己为“元丰皇帝”， 杨兰英为“元丰皇后”；又加封自己的儿子金乃武为“通天教主”、“ 元丰太子”，让杨兰英前去组织道匪，再次发动叛乱。

4月16日，杨兰英领着拼凑的杂七杂八的道匪200余人（其中包括被胁迫入道的30多名妇女），接受了“玉皇大帝”兼“元丰皇帝”金如鑫的“训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五色旗”和“蜈蚣旗”，进行宣誓。随后，金如鑫带着“皇帝玉玺”，宣读了发动反革命暴乱的所谓“公告书”，发给道匪自制的“铜印”和“木印”以及伪法货币，成立了“陕甘豫川人民自卫白枪会”，蛊惑道匪们不要怕死，勇猛战斗，拥立自己早早登上“帝位”。

道匪们一个个像打了鸡血，身背呼神弄鬼的大葫芦，手持擀面杖、农具以及事先准备的钢刀等，四处张贴公告，散布反动谣言，残忍地将工作组干部刘儒崇、区治安员马山礼二人杀害“祭旗”。“王母娘娘”兼“元丰皇后”的杨兰英冲锋在前，“玉皇大帝”兼“元丰皇帝”的金如鑫以及 “通天教主”兼“元丰太子”的金乃武则躲在榆中等地画符念咒并联络其他道匪，想要通过道匪之力与无限“神力”的结合，尽快拿下兰州，以及整个甘肃和陕西，以确保“真龙归位”。

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局面，又形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土壤。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陕甘豫川人民自卫白枪会”成员很快被公安机关一一抓获，臭名昭著的“王母娘娘”兼“元丰皇后”杨兰英眼见失败，急忙乔装打扮逃往长川一带（有前长川与后长川，当时均属皋兰），被当地百姓识破交送公安机关；“玉皇大帝”兼“元丰皇帝”的金如鑫和“通天教主”兼“元丰太子”的金乃武相继落网，而此前叛乱逃脱的“司令”李广武，也在5月22日曹家湾楼井沟山一口山洞中被捉拿归案。

最终的结局是，金如鑫、史彦博等人被判处死刑，杨兰英死在了狱中。事后，皋兰人民在省、市、县三级党委和政府的具体领导和部署下，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据相关资料显示：自4月中旬开始至6月15日结束，先后登记无极道道徒6642人，道长、队长以上103人；登记一贯道徒14616人，坛主393人，点传师以上63人。对其骨干分子，依法判刑21人，执行劳役9人，由群众管制46人，管教释放197人。

根据2017年皋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截至2017年底，皋兰县户籍总人口14.73万人，但在当时无极道和一贯道徒就达到了2万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可怕的，让人不禁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加入其中？除了被强迫与哄骗之外，其中当然也有着封闭与落后的因素构成，而这也是历史想要告诉人们的——螳臂当车、泰山压卵、蚍蜉撼树，明知根本做不到、必然失败，却在谣言与蛊惑中不乏吹捧、追随，甚至是卖命者，均为贫穷的无事生非和痴心妄想造就的闹剧。

如今，什川一带不仅有着古梨园、石洞寺、皋榆工委纪念馆、长城烽燧遗址等旅游景点，还盛产着软儿梨、禾尚头小麦、旱砂西瓜、砂洋芋、黑瓜子等等特产，随着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类似于当年的这种闹剧已经无人知晓，更别说加入其中，为害社会了。这也是历史，属于我们大家，是共同的、进步的、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