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依据及公有制定位

    马克思主义尽管是西方的异端学说，但毕竟是植根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土壤，因此也不可避免打上西方特色的印记。所以在运用于中国社会，就不能不做些调整，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相结合。比如国家消亡的理论需要重新探讨。

    西方的国家是扎根于不同的历史土壤，这个历史土壤就是，基督教日耳曼文明是政教二元分离体系，政不具教的职责，因此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国家不具有伦理性，只是单纯的暴力机器，效率工具，所以是冷冰冰的。国家至上必然是可怕的，是被人厌恶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有共同看法。       但基督教这套教化体系却构成一个温情脉脉的伦理世界。伦理教化的职能、社会公益救助的职能由教会执行。同时，教会也具有政的功能，组织严密的教会构成准国家。因此在维系基督教日耳曼文明共同体的作用上，基督教的分量高于政治国家，基督教其实就是所谓市民社会的源泉。市民社会不仅一方面带有伦理的温情，他其实才是幕后真正的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决非自发性，毫无力量的事物。但区别于站在前台的赤裸裸的国家暴力机器，市民社会以媒体，非政府组织为触角，对日常生活和思想实行柔性控制。说集体主义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个体主义是西方的文化特色，这是严重误解。集体主义是基督教会这类超越血缘关系，组织管理严密的团体的产物。西方引以为傲的理性自律实为集体长期规制的内化。正是因为集体主义成为西方习焉不察的底色，才需要个人主义来中和。可以说没有集体主义就没有个人主义，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也正因为有市民社会的保险，前台的暴力国家在自由主义中的地位就不需要很突出，它只需做最后危机时刻的后备军就可以了。

    而中国的国家则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是仁，仁是源自内在生命的感知力，正是以这种感知力为媒介，才打通自我与外在世界的隔阂，消除外在世界的异己性，鲜活地体验到并达到内外一体，这是不同而和，化成天下的源泉，因此仁是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性。教即是人类依据自然准则，对自身人性的自觉修饰，也即对自身内在潜在生命力的自觉开发，这开发的结果就是德性。德性是带有理性色彩的行动之源，而人是以行动构成自己生命的内容的。因此，教是文明的基础，任何文明都有一套独特的教化体系，宗教无非是一种披着神的外衣的教化体系。政和教是维持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两根支柱，中华文明是政教一统体系，教配合政而行，政治共同体与伦理共同体内在合一，如果说礼主异，主敬是政治秩序的代表，乐则代表了伦理世界，主同，主爱，激发仁，消除特殊性，回归共同的本源，从而天下一体，所以中华文明才叫礼乐文明，国家是温情而伦理的。中国的国家历来是政治和伦理教化的双肩挑，无论是不是真正做到了，总之德治是它的基本原则。相反远离国家的江湖世界才是赤裸裸、朝夕不保的丛林世界。

     因此，不同于西方世界以市民社会（教会的变种）为安身立命之处，一个大一统的强国家才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中国的历史根基，也是苏联失败的原因所在，因为俄罗斯的国家制度缺乏类似中国的这样一种历史传统和内涵。而所谓市场不过是自由放任，人与人相互竞争的一种状态的名称。在中国如果不限制，那么市场的原生态所呈现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冷酷，甚至血腥的江湖世界。明了中西的不同，从中国实际出发，公有制经济的定位，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有机的组成部分，是制约市场，协助“国家”发挥社会的，及伦理功能的帮手，不是单纯的经济机器。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是在承认国家的前提下，限制国家。那么，我们的政治学的重点，将是如何建设以民主集中制为框架的，为社会、为广大人民服务，排忧解难的强国家。并在承认经济上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竞争的前提下，限制资本利益集团对国家的绑架和架空。